张智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李东阳是明诗学的转关者，也是格调论的开启者。所著《怀麓堂诗话》预揭格调论诸因素，继高棅《唐诗品汇》之后，具体探讨“辨体论”，并深化诗歌“声乐论”①，表明其崇唐黜宋元的宗唐旨趣。所不同者，高棅持“申正黜变”的“正变”观，更多批评韩诗之变;而李东阳则倾向“通变”，既把韩诗置于唐诗史中以见韩诗之变，更将其置于唐宋诗史的转捩点上，以明韩诗对推动诗史发展的诗学意义②。

一、明初格调论诗学的萌芽及基本内容

明初格调论诗学首先孕育于唐诗学中，远源于“由宋返唐” “宗唐得古”的元代唐诗学。杨士弘选《唐音》，主张“审其音律之正变” (《唐音姓氏并序》)及唐诗“始音” “正音” “余响”的三分法，直接启发了高棅《唐诗品汇》 “辩尽诸家，剖析毫芒”的“别体制之始终” (《唐诗品汇总序》)的辨体思想、初盛中晚“四唐”说及“正始”“正宗”“正变”等九品格局的形成;二选均崇盛唐，且辨体、审音、崇唐等皆预合格调论诸因素。明初格调论的宗唐理路与政治上的复古风习相互扭结，张少康先生说“格调说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和文学上的复古、摹拟思潮联系在一起的”［1］(P168)，永乐以还，则演化为“台阁体”润饰鸿业的富贵之气与点缀升平的雍容之态。对此，李东阳即主张以声、乐、调论诗以救弊，开启了格调论唐诗学。

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即是诗、乐统一的表征。即使后世的诗歌与音乐逐渐分离，成为案头文本，但其自身的音乐性并未完全消失，因其体制仍以音律节奏为先，从而构成抑扬顿挫的声调以讽咏，甚而直截入乐歌唱，此即为格调论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