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　高恒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切诗歌的创作都有其缘由，一切诗作的内涵都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品行性格、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因素息息相关。诗如其人，诗、人合一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诗作都会打上诗人个人因素的烙印。我们阅读诗词就不能不先读诗人，读诗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生活经历、家庭影响，读诗人的思想倾向、人格秉性、为人之道，还要读诗人的创作缘由以及诗歌风格，更要读诗人种种的创作因素与其具体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这样读透了诗人，才可能真正读懂诗作。

诗人一贯的思想倾向常常会形成其诗歌相对一贯的主题基调。

“诗言志”，诗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其诗作往往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志”。如果一个诗人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鲜明且稳定，那么其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基调也会相对稳定。人们常常对在那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稳定主题基调的诗人或词人前面冠一个能显示其思想倾向的修饰词语来称谓，比如屈原、陆游“爱国诗人”，辛弃疾“爱国词人”，杜甫“人民诗人”，“爱国性”“人民性”就是这些诗人诗作主题的基调。阅读他们的诗作，常常首先可以从他们诗作表现的惯有主题角度去理解。

如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格调雄壮高爽，意境开阔，慷慨激越，高浑一气，被人们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这首诗看起来一反了杜甫诗作的沉郁风格，也似不同于“三吏”“三别”表现的主题，但仔细咀嚼，就会感受到诗中表现的忧国忧民伤时的情感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