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屋

清代初年的善书编纂与社会教化
——以于觉世和贾棠的华南实践为例

■朱新屋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社会教化，清初统治者尤其如此。清代初年的社会教化政策以宣讲圣谕为中心，但是善书（劝善书）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官员于世觉以浅白话语注释《太上感应篇》而作《感应篇赘言》，并“现身说法”地加强善书的社会教化功能，贾棠刊刻《感应篇图说》以佐清“大一统之盛业”，他们的实践具体显示了善书在华南地区的教化作用。

善书；社会教化；于觉世；贾棠；华南地区

朱新屋，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福建福州 350117）

中国历来有“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清代统治者初入关内，面对统治合法性建构等问题，尤其重视社会教化。［1］已有研究表明，清代初年继承了明代的圣谕宣讲和乡约会讲等制度，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权威、以“民为邦本”为基础、以“以礼代理”为实践的系统教化政策。［2］（P14-25）在这一过程中，善书也成为重要辅助。善书又被称为劝善书，顾名思义，是一种劝善诫恶的书籍，主要包括“三圣经”，《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 《关圣帝君觉世经》（以下分别简称为 《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等。以往学界对善书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和文本分析，对善书编纂、刊印和宣讲等实践层面则关注较少。［3］为此本文拟从区域社会史的视野出发，以于觉世和贾棠在华南地区推行的社会教化为例，具体考察善书在清代初年社会教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