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和 吴思远 刘 波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资本监管对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研究

■易传和 吴思远 刘 波

结构方程模型改变了传统回归分析中无法将多个变量考虑在内同时计算的劣势，使得计算分析过程更真实可靠。文中将结构方程模型引入商业银行管理领域，分析了资本监管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同时计算影响路径中的多个变量，据此分析变量间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通过约束存贷款扩张、提高资产质量，进而间接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可以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补充资本、提高资本效率、转变盈利模式来提高盈利能力。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存贷扩张；资产质量；盈利能力

易传和，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金融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吴思远，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硕士生；

刘 波，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410079）

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经济增长出现衰退，为了改变宏观经济、金融监管出现的政策失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监管框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在微观审慎的基础上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指导思想。我国于2012年颁布了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二者在资本监管上保持一致，不仅更加细致了资本的划分，还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1］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给银行业带来了挑战，资本监管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对策，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运营能力，为金融体系的安全提供保障。

一、文献综述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李宇嘉等［2］对国内外银行资本监管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与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单靠提高资本监管而不考虑足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来改善银行财务绩效的做法是不可行的。Rubi等［3］的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只能促使规模较小或资本充裕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决策并未驱动盈利能力的提高。Harle等［4］采用次优化模型数据，对欧洲45家最大规模的银行进行估算，认为填补资金缺口会降低银行利润，资本监管新标准会给银行盈利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陆静［5］在对美、中、欧等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研究中认为，资本监管新规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等的要求将进一步加大银行经营成本，致使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对盈利能力产生负面作用。陆岷峰［6］认为：降息政策实施，必然引起商业银行利润总额与利润结构急剧变化，使有些银行财务出现危机，甚至“被退市”。黄锐等［7］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资本监管时认为，政策实施后银行若采取获取资本、削减股息的方式达到监管要求，将使净资产收益率的新稳态从政策实施前的11.85%下降至9.48%。孟卫东等［8］利用单步GMM研究表明，资本监管的变化对银行绩效（ROA和ROE）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资本监管的强化，增加资本缓冲会对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正面影响。Slovik等［9］利用聚合数据研究表明，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时，其利息收入、存贷利差、资产质量、资产收益率进一步上升。宋琴等［10］认为资本监管新规短期虽然对商业银行造成冲击，但长期将促进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增加银行绩效。张健华等［11］在研究银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时发现，银行风险业务的监管程度如资本约束对银行效率有促进作用。李维安等［12］认为银行盈利能力与下一期资本增长速度正相关，资本监管压力越大，银行资本增长速度越快，表明较强的资本监管与银行盈利能力正相关。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首先，由于研究的角度、选取的数据、变量的统计等不同，目前资本监管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尚无定论；其次，现有研究的面板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建立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并且较多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然而回归分析只能处理一个因变量，忽略了其他因变量的存在和影响；再次，已有的研究都倾向于从宏观上解释资本监管与银行盈利的关系，没有从微观上研究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因此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结构方程分析代替回归分析，构建资本监管影响盈利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将多个因变量考虑在内，估计变量结构和变量关系，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含有测量误差，弥补了传统回归分析的不足。其次，文章从微观出发，全面分析了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指出资本监管可以通过对银行存贷款扩张、资产质量的直接影响，间接的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从路径分析的角度丰富了现有文献，加深了对资本监管的认识，同时，有利于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提高盈利能力，促进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二、资本监管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理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存贷款扩张及资产质量的影响

资本监管将约束存贷款扩张。对存款增长来说，银行间市场监管的加强，使银行信用扩张变慢，对债券发行和同业业务的扩张有持续的影响，通过这些业务派生出来的存款将受到制约；加之银行根据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大力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同业存款转化为活期存款的同业运用渠道大幅收缩，减少了存款的派生。对于贷款增长而言，目前我国银行不具备及时补充资本的能力，资本监管要求的上升，往往使银行通过压缩信贷规模来降低风险暴露水平；我国动态差别准备金率模型要求根据资本充足率水平规定信贷规模，在面临资本充足率 “政策性”下降的局面，银行相应的贷款投放规模必定减少。加之非信贷类社会融资规模的压缩，使企业贷款派生出的存款进一步压缩，从而制约了存贷款的扩张。

资本监管将提高资产质量。在资本监管较紧时，资本损失的冲击会迫使银行按风险权重由高到低的顺序紧缩资产，降低了高风险资产的占比，资产风险结构的改变促进了资产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以信贷资产为主要资产，信贷收益为银行收益的主要来源，贷款质量的高低对银行收益有较大的影响。我国资本监管要求的实施，“资本数量与质量”并重的监管理念，以及内部评级法的引入，降低了不良贷款率，增加了银行风险识别、计量和定价的能力，对公司贷款和专业贷款的吸引力增强，贷款质量的提高又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

（二）银行存贷款扩张及资产质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从短期利益考虑，盈利能力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短期内，在资本监管强化期，银根收紧、存贷款减少、业务规模下降，贷款拨备率监管指标推升了银行单位贷款成本，信贷收益率变相下降；加之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流动性较为紧张，存贷比指标的限制缩窄了利差收入，进一步拉低了银行的收益。

从长远利益考虑，盈利能力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首先，生息资产驱动着银行的利润增长。银行经营风险较大时，居民存款意愿较低，储蓄存款增长缓慢，银行资产增长也将减速，最终影响银行利润的增长。“巴塞尔Ⅲ”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客户的融资成本，三大支柱使银行能够保持充足的资本覆盖各种风险，长期将提高银行的信誉度，加快生息资产扩张，拉动银行利润的增长。其次，资产质量的提高促使盈利能力的提高。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大小不同的资产设置不同的风险权重，来引导银行资产配置向风险权重较小的资产倾斜，当银行资产质量提高资产风险下降时，存款者风险溢价的支付减少，信贷成本降低，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再次，收入来源扩大对盈利贡献度逐步增加。随着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信贷业务以及靠息差收入为主的粗放型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为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保持盈利的持续性，银行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推进盈利模式的转型，未来银行信贷的多样化、收益的多元化、经营的综合化，将为盈利的持续增长提供条件。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短期内虽然压缩了我国银行业存贷款扩张，但是长期内生息资产的增加、资产质量的提高、收入来源的扩大，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H1：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正相关

H2：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存贷扩张负相关

H3：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正相关

H4：商业银行存贷扩张与盈利能力负相关

H5：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负相关

（二）变量及样本的选择

1.变量的选择。为了探讨资本监管通过存贷扩张和资产质量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相关的理论知识选定以下测量指标来作为资本监管、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如表1。

上述正向指标 （指数值与隐变量绩效成正比的指标）有：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净利润；逆向指标 （指数值大小与隐变量绩效成反比的指标）有：不良贷款率、贷款拨备率、成本收入比。

2.样本的选择。为保持数据的时效性，本文选取16家上市银行2009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间的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ind数据库及各家银行年报，采用列表删除法处理缺失的数据，最终得到293组数据，同时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可行性，采用取倒数法对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

1.实证模型的选择。本文中的资本监管、存贷扩张、资产质量以及盈利能力，均为无法直接测量的隐变量，需要通过相应的指标变量进行描述；文章需要从全局的角度，研究自变量资本监管对多个因变量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其相互影响。传统的回归分析中处理多个因变量时需要分别计算，且只允许因变量存在测量误差，这样在每次计算时就没有考虑到变量间的相关性及自变量的测量误差。结构方程模型又称隐变量分析模型，是用可直接测量的变量即显变量作为隐变量的代理变量，同时计算多个因变量，将显变量与隐变量、隐变量与隐变量间的关系考虑在内，符合本文实证模型构建的需要。因此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

表1 初始测量指标选择

测量模型描述隐变量与显变量的关系，可以写成：

其中，外生隐变量（由显变量决定的变量，即自变量）ξ通过反应х对ξ关系强弱程度的系数矩阵Λх和测量误差σ连接到外生标识，即显变量х；内生隐变量（由隐变量决定的变量，即因变量）η通过反应У对η关系强弱程度的系数矩阵ΛУ和测量误差ε连接到内生标识，即隐变量У。

结构模型反应隐变量间的关系，可以写成：

其中，η为内生隐变量、ξ为外生隐变量、β为内生隐变量间相互关系矩阵、Γ为外生隐变量对内生隐变量影响的关系矩阵、ξ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方程通过系数矩阵β、Γ和误差矩阵ζ将内生隐变量与外生隐变量联系起来。

2.结构方程的建立。根据上文分析可用数学方程表述隐变量间关系：

其中λ1代表资本监管（A）对资产质量（B）的影响，е1代表随机因素；λ2代表资本监管（A）对存贷扩张（C）的影响，е2代表随机因素；λ3代表资本监管（A）对盈利能力（D）的影响，λ4代表资产质量（B）对盈利能力（D）的影响，λ5代表存贷扩张（C）对盈利能力（D）的影响，е3代表随机因素。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的拟合

使用Amos22.0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构建及拟合，模型修正后得到的标准化结果，如图1所示，箭头上的数值表示两个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正值表示正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数值越大表示相关程度越大，模型拟合修改后得到的各检验结果，如表2：

根据卡方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卡方值为21.989，自由度为14，卡方自由比小于2。模型拟合后的概率值为0.079，大于临界值0.05，接受虚无假设，认为模型合适。

表2 模型拟合结果

图1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

（二）模型的检验

表3显示了非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及路径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当CR值大于1.96时该路径系数通过检验，表明路径设置合理。当P值显著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意义，意味着路径的显著性通过检验（P值小于0.005时说明该值显著，三个星号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3中可以看到，资本监管到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及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到盈利能力路径的P值均大于0.005，表明路径设置合理且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资本监管对存贷扩张和资产质量有显著的影响，而存贷扩张和资产质量对盈利能力有显著的影响；但资本监管到盈利能力路径的P值为0.92，大于0.005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资本监管可以通过对存贷扩张和资产质量的显著影响来间接影响盈利能力，与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相吻合。同时根据表3所示，资本监管、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各测量指标的P值均大于0.005，即各显变量和其对应的隐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本文资本监管、资产质量、存贷扩张、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选取合理。综上本文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的设置均合理。

表3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一般文章的结果分析都采用标准化后的回归系数，如果模型没有出现错误，标准化后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应该在-1到1之间。如表4所示，所有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均达到要求，再次验证模型设置的合理性。

表4 标准化回归系数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隐变量资本监管、存贷扩张、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间的结构关系，通过路径系数来体现。模型拟合的隐变量间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5：

1.资本监管对存贷款扩张具有约束作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01，表明资本监管对存贷款扩张的直接效应是-0.201，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隐变量“资本监管”每提升1个单位，隐变量“存贷扩张”将下降-0.201个单位。接受假设H2，资本监管与存贷扩张负相关，即资本监管对存贷款扩张有约束作用。

2.资本监管可以提高资产质量。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为0.273，表明资本监管对银行资产质量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不存在中间变量，“资本监管”每提升1个单位，“资产质量”将提升0.273个单位。接受假设H3，资本监管与资产质量正相关，即资本监管有助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

表5 隐变量间的路径效应

3.适当约束存贷款扩张并提高资产质量可以提升盈利能力。存贷款扩张到盈利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563（接受假设H4，存贷扩张与盈利能力负相关），资本监管到存贷款扩张的路径系数为-0.201，此时资本监管通过存贷扩张对盈利能力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201*（-0.563）≈0.11，表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监管”每提升1个单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将间接提升（通过存贷款扩张传递）0.11个单位。

资产质量到盈利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792（接受假设H5，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正相关），资本监管到资产质量的路径系数为0.273，此时资本监管通过资产质量对盈利能力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273*0.792≈0.21，表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监管”每提升1个单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将间接提升（通过资产质量传递）0.21个单位。

4.适度的资本监管可以提高盈利能力。综合1、2、3，“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总间接效应为0.11+0.21=0.33，加之“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直接效应0.164，“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总效应为0.33+0.164=0.494，表明“资本监管”每提升1个单位，“盈利能力”总共提升0.494个单位。接受假设H1，资本监管与盈利能力正相关性，适度的资本监管可以提高盈利能力。

需要注意模型拟合时隐变量“资本监管”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并不显著，表明资本监管难以直接影响盈利能力；通过“存贷扩张”和“资产质量”影响“盈利能力”的路径十分显著，表明资本监管通过对存贷款扩张和资产质量的影响，进而间接显著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综上所述，资本监管通过约束存款和贷款扩张，提高资产质量，长期内显著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五、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拓宽外源融资，挖掘内源融资。商业银行应在现有外源融资基础上增加优先股发行，不断拓宽外源融资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增加盈利，提高留存收益比例用于本银行再投资，挖掘内源融资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第二，提高资本效率，降低资本消耗。引入信用风险模型，降低加权风险资产；优化市场风险模型，识别、预测市场风险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提高资本效率。重构资产负债表节约资本，采用非价格战的方式构建稳定的存款基础，发展面向大众的低资本消耗高回报的零售业务，降低资产业务资本消耗；确保投资者知晓银行改善风险的行为，向投资者提供透明的证券发行信息，以减少负债业务资金成本。第三，转变盈利模式。规模较大的银行要开展综合化经营，突破传统金融中介业务的限制，开展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业务，以获得最大收益；规模较小的银行要开展专业化经营，通过业务专业化和区域专业化形成品牌优势，服务于地方经济、中小企业或城镇居民。合理调整信贷业务结构，减少对存贷差获利的依赖，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运用多元化和收入多元化。同时加强对员工专业能力的培训，引入创新型人才，以迎合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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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岷峰.关于中国商业银行“退市”风险问题的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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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卫东,孙广绪.经济周期和监管变化对资本缓冲、风险和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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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维安,王倩.资本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增长与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2，(7).

【责任编辑：易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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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1－0045-07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10611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