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

走出站口，对面钟楼上的大钟刚好“当当当”敲了三下，我稍微顿了顿，便随着人流涌向前面的小广场。这是张城吗？车站灰扑扑的，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灰扑扑的，两边慢腾腾移动的三轮车也是灰扑扑的，慢腾腾却又嗓门奇大，“突突突”、“突突突”，一叫屁股后便腾起一团黑烟。一切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脸面，怎么还到处是这种车？我上学的罗镇，街上跑的也都是这种车，连三岁的小屁孩都知道叫“三老爷”。我想打问一下去延安街秀才巷怎么走，又不敢停下来，不时有一张陌生的脸凑过来，操着土得掉渣的本地话招呼我：哎，兄弟坐车吗？优惠点。我知道这种老爷车很便宜，却不敢贸然跟他们走。第一次出远门，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心里自然有一些戒备，但总也躲不开这些人，躲开这个，又给那个拉住了。我觉得拉我的手都粗糙有力，像村里人挑东西用的那种木杈子。

“不坐不坐。”我对他们说。

不管对方怎么软磨硬缠，我始终不肯停步，坚决地摇头，并不假思索地用普通话回答他们。从踏上火车的那刻起，我就讲起了普通话，我想用这种通行于城市间的语言给自己撑撑面子，壮壮胆。当然，我讲得磕磕绊绊的，很吃力，就好像不是用自己的舌头说。我觉得这种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把我和那些背着蛇皮袋的民工区别开来了。

我不敢停下来问路，只能在人群的缝隙里穿来穿去。后来，我蓦地记起了一个名字，于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