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久

赤梦

1921年5月中旬，20岁的青年革命者蒋光慈从上海吴淞口启程，乘坐海轮赴苏俄的海参崴，同行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韦素园、曹靖华、吴葆萼等十余人。为了掩护各人的秘密身份，组织上统一进行了化装，刘少奇装扮成裁缝，萧劲光装扮成商人，任弼时装扮成剃头匠，曹靖华装扮成记者，蒋光慈装扮成盐贩子……为安全起见，十余人分成几个小组，彼此间佯装互不认识。5月在中国还是初夏，到了苏俄却是另一番景色：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蒋光慈冻得浑身瑟瑟发抖。

海参崴原属中国，地名出自满语，意为“海边的小渔村”。几经变迁，这个珍珠般的城镇被沙俄军队侵占，改了个俄国名：符拉迪沃斯托克。翻译成中文，是“东方统治者”的意思。1921年，苏俄红色帝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它像海上的一座灯塔，向茫茫大海上的航行者发出迷人的召唤。此时的华夏，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上海成立，狂飙般的红色大潮亟需大批人才，苏俄共产国际派遣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帮助中国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上述的刘少奇、蒋光慈等热血青年成为这个组织中最早的一批骨干团员。

中国方面，在其中穿针引线牵线搭桥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逃亡日本，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位伟大的旗手，除了政治热情极其高涨外，情感世界也十分丰富复杂，他的头两任夫人高晓岚和高君曼是同父异母的两姐妹，均为安徽霍邱县人，与蒋光慈是同乡。

陈独秀私生活中的这段趣事，使得蒋光慈的人生开端平添了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认识陈独秀之前，蒋光慈是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主张是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那些理论特别符合蒋光慈的胃口。别看他小小年纪，身板也还单薄，穿件破旧的蓝粗布长衫，背后拖着条油光可鉴的长辫子，却是学堂中敢于挑头闹事的“刺儿头”。他砸过乡间团练头目的坐轿，用泥巴糊过知县大人的乌纱帽，甚至拳打过学堂里的校长，蒋光慈的儿时梦想是做一名游侠，闯荡天涯，扶困济危，扫尽不平，扬名寰宇。认识陈独秀之后，蒋光慈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信奉者。

赴苏俄的旅行充满了神秘、刺激与冒险，沿途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大街上不断传来脚步声、口令声以及拉动枪栓的声音。海参崴当时正在闹鼠疫，家家关门闭户，大街小巷极少有人走动，因此，这一群旅苏俄的红色少年走在路上格外醒目。据萧劲光《忆早期赴苏俄学习时的少奇同志》一文回忆：中国政府驻海参崴总領事馆对他们的行踪密切关注，抓了刘少奇等人去审问，像唱京戏那样，两边站着刀枪手，威风凛凛。对方问刘少奇是干什么的，刘少奇答曰：做裁缝。他的湖南话对方听不太懂，审了一会儿没什么结果，把人放了。

蒋光慈和曹靖华、韦素园等四五个人分在一组，在海参崴与伯力之间的一辆列车上，他们被几个红胡子土匪缠住，要抢劫钱财。事情惊动了列车长，他们一行人被带到车务室中盘查讯问。藏在韦素园身上的一封密件被意外地搜出来了，列车长对着密件认真验看了半天，僵硬的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他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从中国到来的革命同志。蒋光慈等人仍在惊愕之中，对拥抱式的西方礼节不太习惯，一时间弄得不知所措，这时候对方人群中已经发出了一片欢呼之声：红军乌拉！我们是同志！布尔什维克乌拉……

戏剧性的场面背后，潜台词仍是生死之旅。如果列车上遇到的不是红军而是白军，他们后来的人生故事岂不是全部要改写？

俄国革命后，茫茫冰雪大地饱受战争的创伤，由于缺乏煤炭，火车只能改烧木柴，烟囱里飞出一串串火星，向后飘落在车厢篷顶上，不经意间酿成了火灾。列车上的旅客惊叫起来，全车人赶紧下车去救火。铁路也要边走边修路，往往走上几十里就要停下来等候前方施工。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前后走了三个多月。

列车一路向西。1921年7月4日，终于翻过作为欧亚大陆分界岭的乌拉尔山，到达欧洲了。此时，蒋光慈写下了他留苏俄期间的第一首诗《红笑》：

艰难的路已经走了，

危险的关头已经过了;

一大些白祸的恐慌，

现在都变成红色的巧笑了……

穿越无数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前方依稀见到了光芒四射的红色灯塔，蒋光慈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苏俄留学期间的生活十分艰苦。据同学萧劲光回忆，面包质量很差，有的上面长了绿霉，每天只分配一块面包——而且这些外国留学生享受的还是红军待遇，据说列宁每天也只分配一块面包呢！当时在苏俄任教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记载：他们到中国驻俄领事馆副领事薛君处吃饭，原以为可以好好美食一顿，殊不料那些苏维埃黑面包极难下咽，“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瞿秋白回忆说，生活窘迫之际，他们还吃过两个月的马食料呢。

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处境下，蒋光慈的心境依然通透光明，像一支燃烧的红蜡烛，孜孜不倦地散发希望之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苏俄红色理论，读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甚至将自己姓名中的“慈”改为了“赤”。1921年的苏俄大雾弥漫，但在蒋光慈眼中，一朵朵红艳艳的花儿正在浓雾中盛开。

不过，身处红色漩涡中的蒋光慈还保持了一份独有的清醒，他隐隐约约听到了内心深处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并不单单是革命。留学苏俄时期，蒋光慈结识了长他一岁的瞿秋白。两个人都酷爱文学，深夜里常常抵足而眠，彻夜长谈，二人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只倾心于革命文学，不愿做官，不愿当政治领袖，甚至连诸葛亮那样的谋士他们也不愿出任。

可是，任何参加革命队伍的人都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在革命这台大机器内部，每个人都必须成为配件，或是齿轮或是螺丝钉。既然加入了组织，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便会不由自主地发生，尤其在大革命时代更是如此。反观瞿秋白、蒋光慈二人后来悲剧意味浓郁的人生之路，不能不扼腕叹息。

大革命时代

如今蒋光慈早期的革命经历有许多已经成了一个谜，像潜伏在大海中的冰山只露出一角。比如“皖西建党”，有党史资料显示蒋光慈是皖西回乡建党的第一人，诸多革命先驱者的回忆口述中也屡次三番这般提及。但是，蒋光慈本人对此却从来闭口不谈，在诗歌、文章、日记、通信中，他辩解似的强调自己有七八年沒有回过家乡了，即使遇到填写履历表格之类的场合，蒋光慈也总是三两笔匆匆带过，仿佛不愿意去触碰昔日的一块伤痕。

事情的真相是：1924年6月25日，蒋光慈与萧劲光、萧子璋、华林、尹宽等一行十人，作为留学归国的第一批同志由莫斯科起程，经由海参崴、威海卫至上海。这一群红色青年回国后，正面临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发动群众之广泛，宣传声势之浩大，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蒋光慈被派遣回乡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发展自己小学时的老师詹谷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相继发展了曾静华、葛文宗、杜孝芬等新党员。

那一年冬天，皖西正式成立了中共志成小学党支部，由詹谷堂任书记。和蒋光慈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相比较，他的老师詹谷堂要坚定得多。大革命时代，詹谷堂多次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播撒革命种子。大革命失败后，他主动申请留在皖西农村继续进行秘密活动，后因为地方乡绅的告密被俘，关入大牢。在严刑拷打面前詹谷堂宁死不屈，狱警曾先后三次烧红了铁丝，穿过他的胳膊，拉着他去游街串巷，每次他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詹谷堂还曾经历五次陪斩，最后在他要被枪决的前夜，狱警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第二天早晨，詹谷堂的尸体被拉到刑场上，象征性地又被枪决了一次。

而介绍詹谷堂入党的蒋光慈已于1924年秋天回到魔都，进入上海大学当起了一名社会学教员。在群众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蒋光慈从乡村回到沪上，并非他不爱革命，不，恰恰相反，他心底里非常喜欢革命，但要命的是，他心底里更加狂热地喜欢着文学。当革命与文学两样心爱之物同时摆在面前时，蒋光慈一头钻进书斋，做起了他的文学梦。这一时期，蒋光慈写作并发表了长诗《哀中国》、《我们是无产者》、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一个写作者，一旦全身心沉浸到写作之中，他身外的整个世界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蒋光慈当时的精神状态正是如此。他痴痴地迷恋革命文学的创作，即便后来被党组织派往张家口，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蒋光慈也显得心不在焉，心态矛盾，情绪焦灼，精神极度压抑。在给爱人宋若瑜的信中他写道：“我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我想做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大部分光阴都浪费在编讲义上，没有多余的时间为文学而创作，这也是我很感受苦痛的地方。……我现在苦于无多时间创作，真是苦极了！”

说到宋若瑜，有必要先叙述一下蒋家童养媳王书英的故事。

蒋光慈赴苏俄留学之前，家里为他订了门亲，女方是开肉案兼营豆腐作坊的王家女儿书英。蒋光慈少不更事，小时候在一起玩，只觉得王书英带给他很多温馨而惬意的时光，别的没去多想。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出外求学后，视野逐渐开阔，特别是认识了开封女学生宋若瑜后，他对与王书英的婚姻心生芥蒂，终于下决心脱离那场婚姻了。

1924年夏天，组织上派蒋光慈回到皖西建党，父母见儿子回家了，满心喜欢，大张旗鼓地为他张罗婚姻大事。面对这一情境蒋光慈十分为难，他决不能同意这门婚事，但是又拗不过父母——更确切地说是不愿意让父母亲当场伤心难过，在一种半推半就的气氛中，他与盖着红头帕的王书英进了洞房。

蒋光慈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王书英原本是旧式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现在悲剧的故事更是多了些毁灭的气息。短暂的婚姻使王书英怀孕了，蒋光慈后来则陷入到与宋若瑜的疯狂恋爱中，不肯承认已经明媒正娶了的王书英。在这件事情上，最犯难的是蒋光慈的父亲蒋从甫。王家死活不依，多次派人打上门来闹事;王书英更是感到无脸见人，几次欲寻短见，均被蒋家人发现后好言劝阻。蒋从甫的面子在乡亲们面前丢尽了，他凶巴巴找到上海，强逼儿子回乡，可这事对于蒋光慈来说绝不可能。蒋从甫心里恨透了自家儿子蒋光慈，却又拿这个叛逆孽子没办法。

百般无奈之后，最后总算想了个万全之策。1925年底，由蒋光慈出资200块大洋，将王书英以蒋家姑娘的名义嫁给了农户潘孝章。蒋从甫硬生生从脸上挤出了一点笑容，被迫充当了一回王姑娘的父亲。从此之后，他自认为在白塔乡再也无脸见人，专程跑到上海，找儿子蒋光慈要了一笔钱，举家迁移到六十多里外的六安县莲花庵乡，过起了耕读人家的隐居生活。

纪念碑

让蒋光慈刻骨铭心的一场爱情是与宋若瑜的生死恋。

蒋光慈与宋若瑜相识，缘起于友人曹靖华、叶毓情（即下文的禹勤）的介绍。宋若瑜是开封第一女子师范的一名才女，早期参加了以曹靖华为核心的河南青年学会，是该会成员中唯一的女性。经由曹、叶二人介绍，宋若瑜与蒋光慈相识，双双跌入到爱情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地旋转和挣扎。

第一封信是由宋若瑜寄出的，她在信中试探性地写道：“请原谅一个陌生女子的冒昧，给你写作。读你的诗文，深感有一种奔突的力量。听禹勤、靖华友言及你的为人，均夸奖你的爱国热情，表扬你的学识，令我敬仰。如蒙不弃，愿与你结为良友……”蒋光慈很快回信：“一盆金黄色的菊花，一架子西文书。闷起来的时候，就看看花，对它发一阵痴想;痴想发过了之后，觉得更是无聊。”宋若瑜写信安慰道：“我知道你的精神生活是很枯寂的，你每次的来信，我念了几次，不禁为你表现无限的同情！我友，你的精神枯寂，我的精神又何尝有乐趣？……你说世界上没有爱你的人，这话我个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作为一个姑娘，她需要自尊和矜持，写这样的信等于是投石问路。宋若瑜在信中又补写了这么一段：“几年来我的同志友人有许多已经嫁了人，她们现在不惟得不到什么快乐，并且得到了许多苦痛！我很可怜她们，因为这个缘故，我希望我能成一个独身主义者，以免去这些无味的苦痛！”一听说宋若瑜要独身，蒋光慈立即回信表明态度：“凡人皆有恋爱的本能，若强抑之而不发，实反背自然的法则，亦非养生之道也。”

面具一点点揭开，委婉的心曲逐渐变得明朗，爱情之花在双方的共同浇灌下茂盛地绽开了。从1924年11月3日至1926年9月15日，蒋光慈、宋若瑜的通信多达一百余封。宋若瑜去世后，蒋光慈含着眼泪将两个人的书信整理出来，编成通信集《纪念碑》，1927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在序言中，蒋光慈深情地写道：“我曾幻想与若瑜永远地同居，永远地共同生活，永远地享受爱情的幸福。但是在这一生中，我统共只与她同居了一个月，短短的一个月！唉，这是她的不幸呢，还是我的不幸呢？我陷入了无底的恨海里，我将永远填不平这个无底的恨海。”

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爱情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蒋家童养媳王书英成为阻拦在他们中间的一道鸿沟，要逾越这道鸿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宋若瑜就有想法。退一步说，即便宋若瑜这儿能通过，她的父母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通过。好在经过艰难曲折的说服工作，一切都圆满地解决了。当宋若瑜在母亲陪伴下千里迢迢从开封到达北京，见到了蒋光慈，母亲对未来的女婿点头称赞，这桩拖延了两三年时间的婚事总算定下来了。

令人遗憾的是，婚后仅一个多月，宋若瑜身体内部潜伏已久的肺病遽然复发，她被送往庐山牯岭医院疗养。清风鸟语，松涛云浪，美丽清新的大自然似乎也想挽留她的生命。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若瑜的病情大有好转，蒋光慈得知消息后心情大好。中秋节快到了，他要上庐山去看她，听说著名革命家方志敏也在廬山牯岭医院治病，正好有机会与方志敏作倾心长谈。

蒋光慈没有料到，他要去赴的竟是死亡之约。蒋光慈赶到牯岭医院后，宋若瑜已经久久陷在昏迷状态，她躺在病床上，身体虚脱，像一尊美丽的玉雕，额头上不停地渗出一颗颗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见了蒋光慈，她睁开眼睛，两条手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此情此景，蒋光慈不由得想起了宋若瑜翻译的一首英文诗歌：

她的手凉了：面孔儿白了，

她的血脉已不流动了;

她的眼睛闭了——已经失去生命——

着了十分洁白的衣服，与雪一样的洁净，

躺在这紫兰花下，阵阵风儿飘零……

他的太阳

年轻爱人宋若瑜的病逝，给了蒋光慈猝然一击。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想借此忘掉痛苦，摆脱灵魂上的纠缠。

但是大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太过急剧仓促，第二年——1927年，中国大舞台匆匆换了背景布，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共产党遭受全面围剿。蒋光慈追随好友瞿秋白来到武汉，在那里，他结识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策划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然而不久，武汉也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光慈等人迁回上海，在文化气氛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他牵头成立了太阳社。

据杨邨人在《太阳社与蒋光慈》一文中回忆：

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在马路上走着，还是讨论着名称。六月的天气，太阳的炎威晒得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我无意中对于这种天气起了反感，大骂：“太阳真凶！”光慈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地叫着：“就定名《太阳》好了，太阳象征光明，我们的杂志定名《太阳》，就有了向光明的意义了。”孟超在前头走，回头来问：“定了什么？”光慈说：“《太阳》。”孟超露出他的向外的门牙大笑着：“好！《太阳》，《太阳》！”杏邨和我都赞成，就将杂志的名称定了。

蒋光慈心中始终有一轮燃烧的太阳——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

前边说过，蒋光慈喜欢革命，更喜欢文学。他从事文学创作最大的苦恼一是找不到同志，二是不被组织理解。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文学都必须为革命让路。可是蒋光慈却认为，革命文学本身就是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俄莫斯科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后，蒋光慈始终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革命文学是他心中的太阳，然而这轮太阳只能偷偷躲在他心中燃烧，他自认为的文学才华并不被组织欣赏，反而屡遭批评。曹靖华、韦素园等人虽然也是文学爱好者，但他们的文学主张与蒋光慈有很大的分歧。

太阳社的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阿英、孟超、杨邨人、林伯修、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夫、冯宪章、迅雷、祝秀侠等，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中共党员。在蒋光慈看来，这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热情高涨，积极筹备办杂志，办出版社，开书店，印刷小册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太阳社就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效应的一个文学社团。

太阳社在筹备成立之初，千方百计在寻找中共中央领袖人物的支持。蒋光慈的目标是瞿秋白，成立太阳社前，蒋光慈多次向瞿秋白汇报，征求意见，召开成立大会时，还特别邀请瞿秋白参加。但是瞿秋白对于成立太阳社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换句话说，这个文学社团并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任何支持，不仅如此，太阳社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也不融洽。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对文学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反对的。以罗亦农、卜士奇、彭述之为首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领导人认为，中国留学生要将自身培养成职业革命家，任何想进行文学活动的念头都是错误的，绝不会被组织认可。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先生曾经写了篇三万多字长文《蒋光慈现象》，文中写道：“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时代，旧文学已被宣告死亡，新文学尚未诞生——谁会成为伟大时代的但丁或乔叟呢？很多人为时代出现的这一良机兴奋不已，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新时代的但丁、乔叟始终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一批失败的作家。”夏济安先生认为，蒋光慈堪称失败作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蒋的自负往往会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他志向远大，野心勃勃，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拜伦、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大作家，一生经历摇曳生姿，为后人羡慕，身后留下如山的不朽著作，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引以为傲。

蒋光慈有这样的文学野心并不算错，错就错在他总是想证明自己是一名伟大的作家，却没有去做多少实际上的努力。有句话说得好：当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时，那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能力驾驭不了远大目标时，那就应该潜到生活中去历练。反观蒋光慈，他并不是这样。

在多种场合，蒋光慈都宣称自己是浪漫主义作家。然而他的浪漫主义往往会受到猛烈的抨击——相比于同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来说，蒋光慈无端受到的抨击要多得多。那些抨击有的来自作家阵营，但是更多的来自党组织内部。为了证明自己属于“浪漫主义”，他必須过“浪漫”的生活，选择宋若瑜作爱人，就是坚持这种“浪漫”的一个形式。他的“浪漫”闻名遐迩，引人注目，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成为他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

长此以往，蒋光慈变成了浪漫主义最热烈的鼓吹者、最荒唐可笑的典型人物。每当浪漫主义成为话题，蒋光慈便放言高论：“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他的作品，而并非他所高举的旗帜和标榜的宣言。说到写作，蒋光慈的创作能力并不出众，甚至属于平庸之列。陈独秀读了他的小说《少年漂泊者》，连连摇头，说道：“虽然是大热天，我的汗毛都要竖起了。”连好友瞿秋白也对他的创作不看好，感叹道：“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评论家夏济安先生在《蒋光慈现象》一文中说得更直白：“如果不是20世纪，像他这样庸劣的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决不可能以写作出名。新文学运动让他的青春活力得以发泄，从而忘其所以，过高地抬举自己的‘自然流露。192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注重个人言行而无视于作品技巧。这种态度在想要断然扬弃旧文学的那些人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他们指责旧文学压抑个性，徒事雕砌。蒋光慈是这种新人之一。他炫耀自己的个性，对文章作法则爱理不理，只知道作家应当开朗。然而尽管认真热切，尽管勤于著述，他唯一的成就是，使五四运动的文学信条沦为荒唐可笑。”

夏济安说，蒋光慈是个浅陋无味的作家，显而易见的是，他不可能写出任何一本中国杰作。他的文字粗糙，想象力贫乏，不愿意在技巧上钻研，将作家这个角色降低到宣传家的水平。他的特色不外乎是热情洋溢——这在他那一代青年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五四运动以后，那些富有反叛精神的青年们，当他们挺身而出与社会进行斗争时，发现自己的力量太过单薄，便期望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同自己一起作战，那个阶级往往被神话，他们宣称：自己是和整个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

蒋光慈反复声明：自己不是象牙塔中慢吟低唱的诗人，只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他在《少年漂泊者》一书的“自序”中写道：要做粗暴的叫喊！其中“粗暴”二字按照蒋光慈的解释是“粗犷”的意思，可是一般评论家却倾向于认为，蒋的“粗暴”即“粗糙”的同义词。以他在太阳社成立前后完成的中篇小说《短裤党》为例，这是一部最早正面描写中国工人运动的作品，及时反映了上海工人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的情景，塑造了共产党领导人杨直夫（瞿秋白）、史兆炎（赵世炎）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结构散漫，近似报告文学，作家“为一股热情所鼓动”，仅用了半个月便完成了急就章，连他自己也在“自序”中承认：这部作品免不了会给人留下粗糙之讥。

蒋光慈悲剧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为了躲避作品粗糙之嫌，在艺术技巧方面他也尝试做过努力。20年代后期，他曾有意模仿过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但是探索的脚步没有走多远，他很快又退回了原地。他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是健康的倾向呢，还是病的倾向呢？

另一方面，党组织对他的文学之路从来都没有报之以任何掌声，反倒是叱责教训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他的《野祭》、《菊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层的月亮》等小说发表后，左联党组指责他“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蒋光慈的“革命加爱情”式作品赢得了市场，却没有赢得党组织的理解，反而使他与党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闹到了退党的地步。

回忆与欲望

1931年4月，蒋光慈的肺病加剧，留在上海家中静养，他身边只有女佣陈妈。前不久，友人郁达夫在上海街头见到了清瘦不堪的他，他像风中发抖的一根芦苇，说话老喘气，“他告诉我，近来病得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是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馆，坐着谈着，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在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

蒋光慈并没有去中华书局做翻译，他的一颗心像是被线牵引着的飘在天上的风筝，隐隐在为妻子吴似鸿担忧。1930年2月，蒋光慈在上海与吴似鸿结婚。婚后不久，吴似鸿患上了肺病，是蒋光慈传染的;而蒋光慈的肺病是在照顾宋若瑜时被传染的。那个年代，肺结核近乎于绝症。吴似鸿被送往杭州西湖疗养，蒋光慈则留在上海——他们的家庭经济此时正遭受危机，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两个人同时去西湖疗养的费用。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蒋光慈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安静地想。

1929年春天，小说《丽莎的哀怨》出版后，灾难也就接踵而来。以左联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罗织的罪名是同情白俄流亡者，诬蔑十月革命等。蒋光慈为此感到十分郁闷，到了这一年夏天，他东渡日本养病。蒋光慈患了两种病：一种是肉体的，自宋若瑜病逝后，他染上了肺结核，已进入二期;另一种是思想病，他对《丽莎的哀怨》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服气，好长一段时间，他自称竟“连写一个短篇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

接下来是那次具有轰动效应的“退党事件”以及蒋被开除出党。

蒋光慈退党以及被开除党籍，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关系密切。很长一段时期，左倾冒险思想在党内占上风，每逢节假日和纪念日，共产党人都要组织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上街贴标语、散传单等等。蒋光慈对此没有兴趣，甚或反感。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一时找不到会场，有人出主意到蒋光慈家中去开，因为蒋家房子面积大，白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当阿英（钱杏邨）来商量时，被蒋光慈一口拒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可以写作的，一开会，暴露了，写作也搞不成了。”这个话并没有错，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等于是不愿意为组织做牺牲，很难得到组织的宽恕。终于有一天，蒋光慈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转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蒋光慈接到通知后暴跳如雷，愤愤不平地对妻子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的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这不明摆着是要我去送死吗？”

他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悲哀。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后，蒋光慈写了退党申请书，请好友阿英转交给党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但是蒋光慈顶撞式的做法，当时的党组织压根无法接受，他们认为蒋光慈此举是在向党挑战，党只有一种选择：将蒋光慈开除出党。

193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公布了一则消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文中写道：

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的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有文学天才，手法实在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的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萎缩，决非偶然的事。他虽然仍假名做“革命群众一份子”，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诡辩解嘲，他已经是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这则消息刊出后，让不少人感到错愕和疑惑。

据友人郁达夫回忆，蒋光慈弥留之际的情景无比凄凉：“光慈之死，精神上所受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命。他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而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另外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是长吁短叹，诉说大家不了解他。”

妻子吴似鸿回忆说，生命最后的日子蒋光慈极其痛苦，他用手抓住汽水瓶，想砸自己的头颅自杀。可是身体太虚弱了，“人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脸如纸白，没有一丝活气，只有两只眼睛不时地眨动”。妻子伸出手臂去扶他，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吴似鸿嘤嘤哭了起来，她看着病床上弥留之际的蒋光慈，隐约听见了灵魂撕裂的破裂声。

实习编辑  李金龙  晏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