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泓

【摘要】文章主要基于前辈学者及有关“音乐学”著作为参照，对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作了梳理，并在梳理过程中思考和反观我国“音乐学”的建设，从而引发了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以及高等教育中“跨学科性”的思考，期待中国“音乐学”能够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音乐学；学科；高等教育；大学

对于“音乐学”的探讨在音乐学术界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音乐学”概念的提出源自西方国家，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知识领域，音乐学是从19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我国“音乐学”学科的设立以西方“音乐学”学科架构为模板、并结合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局部调整，以确保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进行良性互动，从而有效的促进我国音乐学及音乐文化的科学发展与进步。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对于“音乐学”学科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现象、以及高等院校中“音乐学”学科的不合理设置的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导致了学科认识错位，进而导致学科设置上的错乱和资源浪费。因此，梳理、探讨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并以此反观我国音乐学学科的历史发展以及建设是认识我国音乐学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突破口。

一、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其发展轨迹可以从相应的代表人物、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进行梳理，并以1885年的“阿德勒体系”为节点，“阿德勒体系”之前的称为前期发展阶段，之后的称为后期成熟阶段（以“音乐学”是否上升为“学科”为划分标准）。

（一）“音乐学”前期发展阶段

俞人豪在《音乐学概论》一书中提到：音乐在古代欧洲，包括音乐的实践和音乐的研究两重含义，但是后来分化为两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领域，其中音乐本身不断走向艺术化的方向，音乐研究则走向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方向。西方“音乐学体系”的发展与成熟也主要得益于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科学化。西方音乐学的前期发展阶段与后期成熟阶段就是音乐研究、音乐理论不断深化提高的过程。而前期音乐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从属”的特征，这时候的音乐学理论主要依附于音乐实践、神学等的需求，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并升格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科学的知识领域。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将音乐形式分为“音高学”、“节奏学”，“旋律学”三个领域；古罗马时期阿里斯提得斯·昆体利安提出“理论”、“实践”二分法；中世纪时期波衣提乌提出“宇宙音乐”、“人类音乐”、“工具音乐”三分模式；十八世纪时期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提出“声学”、“音响计算”、“记谱及其理论”、“曲式和风格”、“美学和表演实践”五分法等。以此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学理论前期发展阶段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围还较为狭窄，对于音乐学理论的研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与认识。但是有意识的进行音乐知识分类以及新领域不断发现与突破为“音乐学”的发展与体系的不断成熟作了很好的铺垫，是西方“音乐学”以及“音乐学体系”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量的积累。

（二）“音乐学”后期成熟阶段

“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发展至1885年“阿德勒体系”的出现进入“音乐学理论”的后期成熟阶段。此时，“音乐学”作为“学科”范畴得以确立，并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并逐渐发展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知识领域。“音乐学”理论的后期成熟阶段仍旧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相关理论为标志，主要以圭多·阿德勒、德列格、维奥拉、艾尔舍克为代表。

1885年，阿德勒在其《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提出自己的分类体系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类。使“音乐学”的各学科形成有层次的、有框架的有机联系体，为后期“音乐学”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1995年德列格在《科学学手册》中将音乐学划分为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应用音乐学五个方面。德列格的学科分类体系与相距一个世纪之久的阿德勒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总的分类框架依然没有脱离阿德勒的体系范畴，区别在于，德列格体系分类中加入了一些新兴学科、新的知识领域，如音乐图像学、并且将眼光拓展到音乐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音乐社会学，促进了“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不断走向纵深方向。

继阿德勒、德列格之后出现的维奥拉与艾尔舍克体系进一步拓展了“音乐学”的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和新学科的崛起（如：音乐人类学）促进了“音乐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并不断延展音乐学的知识领域。维奥拉于1961年在德文的14卷大百科全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中将音乐学的各学科划分为音乐史；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和民俗学三个部分。如果阿德勒与德列格体系将“音乐学”的各学科之间形成了有机的联系体，那么，维奥拉对“音乐学”体系的划分将音乐学提升到了“音乐文化”的统一整体的高度。并且第三部分音乐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超越了欧洲地域的界限，将目光拓展到近东与远东音乐文化的发展。1973年艾尔舍克体系的出现，更加注重“音乐文化”的特征，提出将音乐学的各学科分为“理论”和“地区”两个部分打破了传统音乐学“历史的”、“体系的”的划分。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欧洲、中国、印度、近东以及其他地区。认为各个地区的艺术音乐、交际音乐；民间音乐、部族共同体的音乐都属于文化社会的层面，体现了音乐人类学的巨大启示作用和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走向。音乐学理论历史的发展至此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并逐渐成为研究一切有关音乐事物的学术领域。未来随着音乐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频繁交流，“音乐学学科体系”将进一步做出改变，达到更加完善的高度，更好的服务于各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发展需求。

二、对我国“音乐学”发展的思考

（一）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的“音乐学”虽自西方引进，但是学科的设置与整体规划仍未达到西方“音乐学”的发展高度，对“音乐学”的认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将“音乐学”等同于音乐教育；“音乐学”学科设置在不同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等现象。这些错误认知与不科学的行为都将严重影响“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与生存。

俞人豪的《音乐学概论》中提出，就“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言，音乐学仍应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范畴。因此在西方，“音乐学系”通常设置在综合大学或人文科学学院中。体现了以学科“自身属性”为标准来规划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理念。不仅有效的整合了教学资源而且人才培养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从而促进国家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的发展形成有机整体，不同的音乐知识领域之间形成良性互补，进一步促进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纵、深发展。

中国“音乐学”学科的设置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现象。中国有关音乐学科的设置更多的着眼于“音乐人才”的培养，另外近代以来西方音乐教育的传入以及音乐教育的逐渐普及进一步促进了高等音乐院校/系的扩张，因此，不同性质的大学、独立音乐学院也相应的普遍设有“音乐学”这一学科。但对音乐学学科“自身属性”以及不同性质大学的“办学宗旨”的忽视，使得不同音乐知识领域之间的良性互补以及我国音乐教育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论是独立的音乐学院或是专业的音乐院校有关“音乐学”学科的设置存在很明显的类似，而且人才培养的模式也渐趋统一化。师范院校、综合大学以及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形成良好互补等。），造成了相关教师与教学资源的浪费。因此，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也应该在注重“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对“学科属性”与高等教育中“办学宗旨”的关注。不同性质的大学根据自身独有的特色设定不同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做到相互之间有利互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师与教学资源，做到因“学”（学校、学科）施教、因“才”（人才培养）施教，达到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我国音乐文化与教育储备充足的资源。

（二）对高等教育中“跨学科性”的思考

高等教育是在完成高中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一种专门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它既是一种独立的教育门类，也是一个广泛的活动领域。“音乐学”是研究一切有关音乐事物的知识领域，是高等教育框架中的组织单位。“音乐学”体系由不同音乐学科架构而成，“边缘学科”、“跨学科性”的学科种类所占范围很广，因此，对于高等教育中“跨学科性”的思考将有助于“音乐学”学科的良好发展与研究。凯瑞·A霍利在《理解高等教育中的跨学科挑战与机遇》一书中提出：“表面上看，学科似乎成为独立的同质化社区，为一种共享的知识体系及文化所限制。这样，学科就常被称为“学术部落”或“学界的亚文化，维恩卡特与斯特尔把学科定义为允许将知识从一群人转移到另一群人的智力结构。学科的社会属性来自于限定其成员们的共享标准、价值观与信仰”。以此可以看出，“学科”是承载知识一种载体，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并且某种程度上使得知识研究的视野与思维范围化，从而造成知识学习的单一化。因此，“跨学科性”概念的提出将有效弥补“学科”自身缺陷，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提倡。但是“跨学科”不等同于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聚集，相比较而言，独特与多维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是“跨学科”意义之所在。不得不承认，“跨学科性”对教师、教学与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因此，仍需科学、合理的认识和运用相关“跨学科性”的理论与观点，结合实际情况。“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与相关研究也要认识到“学科”与“跨学科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定位学科发展路径与自身属性，将有利于学科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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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繆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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