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一届会议前，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大殿设晚宴招待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他说：“我们第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司徒美堂……”

毛泽东给李济深等人的电报

1948年4月30日， 《晋察冀日报》上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口号。同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口号的中心意思是“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其中第五个口号是这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4日，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

与五一口号同时拟就的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拍送东北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

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

四天之后，5月5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李济深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这封电文，毛泽东三个月后才看到。8月1日，毛泽东复电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再一次强调了协商的必要，并且就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人选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提请他们研究。

同一天，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电，批评其在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给中央。同时要他们将收到的毛泽东本日的电文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早在1948年1月，周恩来替中央起草了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纲领和行动上并非明显靠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带中间性质的民主党派，因为它的组织成分不统一，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加上美蒋正在华南策划伪装分裂的阴谋，这就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周恩来说：“对于反对统治内部的反对派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我们原看作间接同盟军的，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需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

3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4月25日，周恩来赴河北城南庄，向毛泽东汇报他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讨论的若干问题。其中有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周恩来对新华社的批评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位民主人士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战区，从海外，从香港陆续到达了解放区，住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在这些民主人士中，有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久、吴晗、翦伯赞、刘清扬等。

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大会上给统战部的机关干部做报告，他说：“你们想想，过去一个贫苦农民，要想请比较有钱的人家吃顿饭，好不容易，有钱人不肯来，请不来啊。我们党困难的时候，左请人家不来，右请人家还是不来。现在不是请的问题，是人家急着要来。争先恐后来了，我们一定要像周副主席那样，过细地做好工作。”

当时，新华总社包括范长江、梅益、陈克寒等按照中央指示在中央驻地西柏坡集训，由胡乔木主持，刘少奇亲自掌握，重大宣传都是中央书记处议定。有一天晚上，吴冷西和石觉民正在村边的滹沱河散步，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说：“从最近的战争形势看，全国解放很快就要到来，比中央原先预料的要早得多。现在就得考虑如何筹备建立人民共和国和建国以后的许多新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你们是搞新闻的，有许多新东西你们不熟悉，如经济建设和外交问题，尤其是对各派民主人士的宣传要特别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在解放后将更加深入，你们要认真对待，虚心学习。”

果然，进北平城后，首先碰到的就是关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陌生而又敏感，常发生这样那样的疏忽。有两件事周恩来特别生气，严厉批评新华总社。一件是北平刚刚解放，九三学社就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起义通电，新华社中总分社和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都发迟了。周恩来多次把新华社总编陈克寒和吴冷西找去，严肃批评他们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之后，没有及时重视这方面的报道。

周恩来说：“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宣传报道要充分体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吴冷西记得那时活动很多，首先碰到的是报道时名单的取舍和排列。因为不熟悉，经常漏掉重要人士或名单排得颠三倒四、没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混乱。新华社每出一次错，周恩来总要叫陈克寒和吴冷西写一个书面检讨并共同署名。有几次交上检讨后，周恩来说：“不是让你们成为检讨专家，只是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每次错误，努力改进工作，避免以后重犯。”

1950年11月的一次政务会议后，周恩来把吴冷西留下，并把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齐燕铭和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徐冰找来，要他们帮助吴冷西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并订出名单排列出先后次序。周恩来说：“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我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和编辑要掌握这门学问。”吴冷西说：“以后我们就叫名单学，大约两年工夫，才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最初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

南京独裁者以自己的言行，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驱赶到解放区。解放区的八方来客与蒋介石冷清的“伪国大”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8月9日，为早日在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并香港分局电：“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方方、潘汉年、夏衍等和已经到香港的钱之光一起研究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

9月1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今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往迎接。”20日，中共中央同意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

“阿尔丹”号驶过台湾海峡

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坚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为和平奔走。194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后，冯玉祥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回国，准备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1日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

9月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致电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惊闻冯先生及令嫒遇难，谨致哀悼之忱。”同时电示潘汉年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慰问李德全。

1949年9月1日，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会上，周恩来致词：“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纪念冯玉祥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毫无疑问，如果冯玉祥在世，他一定会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冯玉祥遇难后，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并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山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越少越好。”

周恩来曾考虑开辟自伦敦到苏联再转赴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路线，曾电告潘汉年和港英当局交涉。但港方说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才能答复，实际上是搪塞。到1948年12月，港方才转来伦敦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纸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但此时，已经有两批民主人士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了。

周恩来决定让香港的民主人士改走香港岛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先后接送了四批在港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

周恩来对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说：“要全力做好接待转运工作。每一位北上的政协代表都必须谨慎化装。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他们安全送上船。”

华润公司在香港注了册，专门“经营”民主人士，大老板是来自解放区的钱之光。周恩来不仅亲自布置了跑“买卖”的香港华润公司，还借来了跑运输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专门往返于香港和塘沽之间，接送民主人士。

9月20日，周恩来亲笔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电，征询对77人名单的意见，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执行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

这是第一批。他们租用苏联货轮开往朝鲜再转哈尔滨。9月29日抵达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去迎接。

第二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等。他们由连贯陪同，搭乘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10月底起程，航行中鲁迅儿子周海婴从收音机中听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在轮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船到大连、安东间的大东沟海面停航，改乘小船到了安东，然后经安东到哈尔滨。

由东部调往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交代工作人员罗培元去几位民主人士家中，把他们随身带的行李送到海边装船。罗培元临出门时，向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连贯布置说：“一旦船开出鲤鱼门，要一一打电话告诉家属，以免牵挂。”连贯很用力地点点头。

船马上就开了，罗培元走到舷梯旁，看看都安顿好了，准备上岸。一个高个子匆匆赶来，慌慌张张地爬上船，嘴里还嚷嚷“晚啦，晚啦”，一头撞到罗培元身上，差点儿把罗培元抱着的一大堆衣服撞到地上。

这个高个子是名震淞沪的抗日名将蔡廷锴，他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蔡廷锴穿着一套褪成荔枝黄的考绸裤褂，头顶破毡帽，脚蹬旧布鞋，一副苦力头子打扮。罗培元认识他是在临行前的便宴上。那次便宴，气氛黯淡。每个人都担心过台湾海峡和交战区海面时出点儿事情，因此，都默默地分吃自己的饭菜，彼此心照不宣。

“这是什么宴？没有酒。”总算有人打破了沉寂。

大家这才发现，席上无酒。原来是怕大家喝醉了，一会儿没法上船。

“告别宴还是鸿门宴？”

“什么宴也不是。”

大家正强打欢笑时，高个子蔡廷锴直通通来了一句：“这就像当兵打仗前来一顿大鱼大肉，这叫出征宴。”

一句话四座阒然。

而蔡廷锴就是这么个人，危险在前仍不忘玩笑心肠。当人们匆匆忙忙爬上苏联货轮时，他还不慌不忙在路上。等他爬上货轮，看见同船旅客闷闷不乐的神情，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笑了一阵，他拉住罗培元，凑近他的耳朵跟前说：“你回去可一定要实现诺言，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报平安。”蔡廷锴的爱妻罗西欧女士，如果得不到他的消息，她会寝食不安的。罗培元晃晃手中的一大包衣帽，说：“这些还要物归原主呢，你放心，电话打不通，我会亲自跑一趟的。”

11月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责成分局和钱之光在12月内将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陈嘉庚等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送到解放区，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的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第三批北上的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洪深、孙起孟等30多人。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他们乘的是“阿尔丹”号轮船，离港前，接到周恩来电报：“已经走了两批，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在第一届政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李济深和著名作家茅盾夫妇，是这艘货船第二趟拉来的“货物”。

“阿尔丹”号货船正在驶过1949年1月1日的台湾海峡。货舱里暖如春天，李济深三下两下脱下长马褂，生气地说：“我不要这身打扮。”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提货单，“瞧瞧，我还真成了大商人。”

茅盾在一边看着他发笑。“任公，忍着点儿，这是周恩来为你选择的服装，他还是想得周到。你看两架国民党飞机正在不远不近地欢送我们呢。”李济深不再说话，也不提换衣服了。

李济深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离港走了好几天，香港当局还不知道。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直到他们安全到达，才放下心来。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人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等到码头上迎接，随后，他们被护送到哈尔滨。1月14日，李济深、茅盾等平安到达沈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特意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

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黄炎培，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3月25日到达北平。形势发展太快，这一批已经没有必要再到哈尔滨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

至此，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钱之光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部署，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任务圆满完成。

司徒美堂从纽约赶来

拒绝参加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司徒美堂，从1946年自美国返回后，一直沉默。听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通知后，其特意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的航空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香港十几家颇有影响的大报派来了记者。

司徒美堂宣读了他的 《国是主张》：“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已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

此番话出自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之口，更是不同凡响。各家港报纷纷以头条位置刊载，一时轰动。

司徒美堂回美国后，亲笔写下了《上毛泽东致敬书》，表示忠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信中说：“新政协何时开幕，请告之。一接电告，当即回国参加。”

离开香港一年以后，司徒美堂老人接到了新政协的邀请，他又搭飞机从纽约飞往香港。香港的政治空气很紧张，司徒美堂吟了两句古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依然按照原定计划经台湾海峡漂流北上。

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塘沽港，需要六天六夜，每一分每一秒都潜伏着危险。也许是命运之神在暗暗保护这位正直的老人，一路上，几次迎面驶来国民党军舰，但都算“客气”，没有前来纠缠。船近塘沽港，司徒美堂第一眼就望见一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他的心终于踏实了。

宋庆龄终于来到北京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原计划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挪到西柏坡，最后挪到北平。

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火车站接过两个人，一个是程潜，一个是宋庆龄。他们都是政协一届的特别邀请代表。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更是大功臣。

1915年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后，她是孙中山的助手。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情中共的反蒋革命斗争，批评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压迫人民”的政策。抗战期间，她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她又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拥护和帮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邓颖超在 《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敬礼》 一文中说：“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1935年底，宋子文找妹妹宋庆龄，请她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给中共方面。1936年1月，宋庆龄托中央特科的董健吾把她的信送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促成了国共两党最初的联系。1936年6月，宋庆龄安排22岁的美国记者斯诺和美籍医生马海德西北之行。世界人民正是从斯诺的 《西行漫记》 中才知道陕北的毛泽东和红军的。

1939年7月20日，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宋庆龄被提名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发表讲话：“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妇女界的领袖宋庆龄……均有极大贡献。”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这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身体又不好，不宜旅行。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请他们设法帮助宋庆龄北上：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1月22日，李宗仁派人持函希望宋庆龄到南京，她不为所动。

5月27日，上海解放。为了让宋庆龄尽快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和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何香凝女儿廖梦醒去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再一次亲笔致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1949年6月19日。”

6月21日，周恩来致电宋庆龄：“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美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过了几天，宋庆龄宴请了邓颖超。几次交谈，邓颖超终于把宋庆龄说服了，同意北上。

6月30日，中国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宋庆龄出席。她用诗一样的语言说：“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重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中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80年代，宋庆龄几次在家中设宴，特制酸辣汤，南豆腐和鸡血切成的细条，出锅前撒一点香菜。她说：“这是国共合作汤，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宋庆龄倡导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借席上一道汤，表达了希望在她有生之年，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7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安排，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当时有三个单位要推举宋庆龄为代表。7月18日，周恩来、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7月21日，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名义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建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

中共中央接受了邓颖超的提议。

最后确定特别邀请代表75人，有宋庆龄、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

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京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

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在邓颖超等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蔡畅等到车站欢迎。

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宋庆龄。

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唯一加黑框的政协代表

在北上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个人被国民党杀害。这就是国民党将军杨杰，他是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唯一加上黑框的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与会代表人手一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359页，有一封罩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大会第一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动议，由政协一届主席团以大会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事致电吊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杨杰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战争。1938年任国民党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蒋介石到台湾后，在台北草山安顿好总裁办公室，又坐飞机来往于广州、重庆、昆明之间。他部署好云南战事后，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

在全国第一届政协开幕前两天，杨杰在香港被害。

张澜也差一点儿遇害

1949年7月9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潜伏特务正在侦察6月下旬由平赴沪指导经济工作的民主人士的行踪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上海市委电：望你们对黄炎培、陈叔通等“加以保护”。马寅初赴杭州，“亦望通知杭州军管会予以保护”。

蒋介石想杀的人很多，他几次布置毛人凤暗杀李宗仁，甚至准备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果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李宗仁或许早就成了蒋介石的刀下之鬼。

张澜更是蒋介石暗杀的首要目标之一。他曾作为晚晴秀才被选送到日本学习。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欺凌的欺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这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出身贫苦，自幼耕读。五四运动中，这位佃农的儿子就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他在《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资助赵世炎、刘伯坚、陈毅等赴法勤工俭学。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讲话。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多次拜访张澜先生，有两次长达三小时之久。毛泽东很高兴听到张澜的意见，并且加以采纳。

张澜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表示抗议，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决不参加。张澜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约集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举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

张澜来北平参加他久已倡导但未实现的政协会议时，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他留着很长的胡须，一脸老人斑，走路也比较费力，但他还是兴致很浓地要上香山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派车去接张澜时嘱咐司机：“爬坡时慢一点，稳一点，他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可千万别碰碎了。”话还没完，毛泽东自己先笑了。

张澜下车时，毛泽东早已迎候在门口，他上前几步搀扶着张澜，并且亲切地对他说：“我要你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张澜说：“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今天的胜利，至少我还能多活十年，如果你们愿意洗耳恭听，我一定不客气。”

张澜告诉毛泽东，他差点儿去黄泉。

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开追悼会。散会后，张澜还没有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伤及头部。

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在大陆的时间不多了，他不能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几十名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该院负责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医护人员也以自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

一些天后，蒋介石还是下了杀张澜的决心。

他抓起电话，要特务下手。

这时，毛人凤进来了。毛人凤阻止了蒋介石的杀张计划。

幸亏毛人凤早到了一刻钟，否则，张澜和罗隆基就被杀害了。毛人凤建议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好。”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那边都准备动手了，一个电话过去，保留了张澜和罗隆基的性命。

张澜和罗隆基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澜在政协一届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选自《开国纪事（最新修订版）》/舒云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