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钱玄同先生的日记，早在十几年前就出版了影印本。我当然深知这部日记的重要价值，但当时略为翻了一下之后，一直鼓不起勇气去细看。因为它的字实在太难辨认了！钱玄同的日记从青年写到老年，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考虑让后人来对它研究，因此常常字迹潦草得很，而且还喜欢用各种古文字

（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和当时尚在讨论中的汉语拼音，还用了日文、法文、德文、世界语、国际音标，甚至还有他自己生造的字！很多地方简直就像“天书”一样，看得人晕头晕脑。直到二零一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先生主编整理的排印本，我才得以痛痛快快地翻读。从杨先生写的前言中得知，他们的整理工作断断续续做了近二十年。又在报上看到杨先生的访谈，他戏说这是他这辈子所做的“最傻”的事。实际上，这真是一桩功德！当然，这个工作难度太大，报上已有读者指出其书中仍有误认之字 （我在阅读中也发现有认错日语字母等错处），但这些读者也都是首先高度肯定杨先生等人的功绩。

我是读了 《读书》 今年二月号上袁一丹的 《再说钱玄同的“晚节”》 （本刊2015年第5期曾转载），有所感而写本文的。而袁一丹和我之所以能够根据钱玄同日记来研究他的“晚节”，其实都是托杨先生和北大出版社之福！

关于钱玄同的晚节，好几年前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他不过是“死得其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因脑溢血逝世了，不然的话，就很可能是第二个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