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现代女性主义诗学

2015-06-30王慧

作家·下半月 2015年9期

摘要产生于20世纪后现代主义大背景下的解析符号学深受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影响，呈现出反本质主义、开放流动性和跨学科性等特征。作为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刮起的一股文学思潮，生态女性主义也受益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生态和文化多元主义，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是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的文学理论，同样具有上述三个特色。这两种理论中体现出的“女性特质”和“母性功能”的特点，是支撑它们这三个共同理论特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解析符号学生态女性主义女性特质母性功能

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Postmodernist thoughts in the 20th.C， Kristevas Analytical Semiotics， with a mixed influe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Psychoanalysis and Marxism， presents such features as anti-essentialism、dynamic state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Similarly， as a literary trend that has been blowing in the US since 1990s， has benefited from postmodernist theories. Its advocacy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multiplicity has transcended postmodernist essentialism， as a result of literary combination with eco-philosophy、eco-ethnics and feminism. “Female feature” and “maternal function” embodied in the two theories underlie these three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nalyticalsemiotics; Eco-feminism; Female features; Maternal function

作為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朱莉娅·克里斯特瓦以其独创性的解析符号学进入符号学界，在当代西方文化领域备受瞩目。虽然她最初的思想来源于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但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现象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为她后来的理论演变奠定思想基石。在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里斯特瓦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出发，把马克思和阿尔都塞联系起来，并借鉴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创建了解析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理论倡导多元共生和小节权力话语，后结构主义构成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源头，它否定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和中心性，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福柯从权力话语层面消解主体性，认为主体是权力关系施加作用的结果，而权力是不确定、形式多样的。德里达颠覆了从柏拉图到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不存在真正的“本质”。克里斯特瓦否认语言本身的稳固性，坚持语言是权力斗争的场域，语言学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元异质过程。因此，她不满于索绪尔符号差异论的“中性/无性”模式，把语言作为解构两性对立的一种方式，通过话语的延异性和符号的不确定性的阐述，指出主体具有不确定性，颠覆了男性的主体地位，为女性多元化身份建构提供了可能。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意指妇女追求平等的理论与实践。被称为“最漫长的革命”[1] 的妇女解放历程，因其流派纷呈，至今未能找到一个无可争议的核心概念。作为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女性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妇女抗议行动中，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环境”“性别”的双重视角研究文学、自然、女性、文化的关系，否认“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主义，揭露物种、性别两重歧视，从而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以反本质主义哲学的姿态批判传统哲学的父权制本质主义世界观。

本文拟从解析符号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问题关注的角度，来探讨这两个理论中蕴含的三个共同的理论特性——反本质主义、开放流动性和跨学科性。

一反本质主义

女性主义者之所以批判现代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哲学，是因为它一直支持对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传统人本主义话语中大写的“人”（Man）字暗示了性别歧视，即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当女性要摆脱依附性，她便上升为主体，由两性差异主体构成的人本在时空错层中形成互补辩证关系。这种建构性的合作关系摈弃了本质主义哲学的破坏关系，与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

克里斯特瓦作为深受拉康理论浸淫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在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革命》（1974）中，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将主体的异质性发展为主体意识建构和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两个指意方式——“符号”与“象征”。“符号”是语言象征层面的母体，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心理作用过程即母亲、本能、无形的方式相联系，代表着原始、感性与模糊，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但为符号的意义提供生物学、社会学的条件;同时符号作为象征语言的他者，体现为一种与愉悦和欲望相关联的情爱的、音乐的语言，充满着记录潜意识内驱力的异质性，对语言意义不断地颠覆和生成并侵入象征秩序来表达不可言说的内容。主体进入后俄狄浦斯阶段相对应的象征秩序后，符号被与父权制社会秩序、律法相连的象征语言所压制，但仍旧存在。

克里斯特瓦把女性定义为女性特质，认为女性特质对应“符号”.在语言学向度中体现为解析符号学中符号语言对于象征语言的解构。符号语言的边缘性及其强大的颠覆生成性具有深刻的女性特质。更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母性、自然性，以异质性为特征，威胁并保护建立在男性特质基础上的象征秩序社会。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特瓦针对基督教文化支配下的社会中的女性地位问题，指出世界上似乎只有一种特质，即男性特质。女性的边缘地位是有女性特质的边缘性决定的。所以，解析符号学既有后结构主义的多元化色彩，又以关怀女性的价值为意义旨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视为“生态批评”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指出，生态批评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及新历史主义并无多少共同点，倒是与女性主义有一些共同之处，因为“它们皆受问题意识的驱动。”[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在1972年最早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生态女性主义探讨导致生态危机和女性危机的根源：对与自然有关的统治形式相关的妇女历史地位的分析，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对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剥削始于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机械论和征服自然取代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为中心的有机论世界观，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女性特质为宗旨的有机论精神被破坏，代之以一种以剥夺姿态运用女性特质的机械论精神……而科学革命时代正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期。”[3] 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西方文化传统都将男性定义为科学文化研究的认识主体，文化与自然间的关系如同男女间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秩序之对立，构成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等性别概念。人们一看到女性与自然的并置，“就会想起女人作为大地母亲，作为被动的、传宗接代的动物，以及作为心满意足的母牛的形象，沉浸在自我身体中，过着一种不事思考的经验性生活。”[4] 要重新恢复女性的正面价值，生态女性主义提倡建立一种由女性主导的文化，在其中，女性角色与“大地母亲”盖娅的角色相似，女性特质被视为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这样，“赞美自然界母亲或希腊女神盖娅，就成为妇女在精神上为自然界和妇女的神圣性而欢欣的表达方式。”[5] 游移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具有异质性的“符号”在兼具“有机论”“大地女神”色彩的“自然”那里找到了知音——“符号”和“自然”因为同时带有“女性特质”“母性功能”的特点，与代表父系社会秩序的“象征”“文化”形成尖銳对立，其本质就是“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间的矛盾。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就是解析符号学和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为单一性是“象征”对“符号”、男性社会对女性、自然的统治。

真正对以主体性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传统进行挑战从尼采开始，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性作了最后的清洗：“在后现代社会，主体不仅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而且这些变化、流动的身份缺乏一个连贯或整合的自我，缺少统一性。”[6] 克里斯特瓦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稳定、统一的超验主体，提出一种女性特质的主体性概念：在女性特质（身体/自然）和男性特质（语言/文化）的相互冲撞中产生的过程中的主体，在父性领域和母性领域之间嬉戏，兼备“阴性”与“阳性”。她认为压抑了母性卑贱的主体进入象征领域，注定是分裂的过程中主体，它总是符号与象征的双重体，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体，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双重体。因此，两性可以相互表现出对方性别特质的一面，过程主体拒绝固定性别身份。同时，它遵循身心内部的多元逻辑，释放被文化压抑的母性功能，挑战俄狄浦斯结构。但在一个男女实际上不可分的现实社会中，将男性作为革命对象，不是解决两性不平等的好方法。由此，克里斯特瓦摧毁先于存在的本质主义概念，反对将女性看作同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女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相对概念，不同时期其女性标准是不同的，广义上的女性经验不成立。为此，她制定了新的女性主义策略，女性不应否定独特的女性特质，使自己变成男性化的女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争辩的中心议题。最初，女性作为丰产的象征而等同于自然，但随着生物学父亲观念的确立，女性逐渐沦为从属。妇女的经济边缘化随着生产场所的转移而加深，退回到家庭之中。生态女性主义不认为女性本质上更接近于自然，而是像男性一样处于自然中，只是男性偏离了自然的轨道。基于此，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要获得自主的地位，必须摆脱“贴近自然”的标签，成为“理性的深邃的”“行动自主的、充分的人。”[7] 在质疑女性-男性和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架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在男性统治的西方文化中，男女都受到男性文化力量的影响，都是自然和文化的一部分，两性应携手质疑二元化的人类身份并重构女性身份。首先，强调共同的人权，否定性别差异二元论，使女性脱离被劣等化的领域，以此批判性重构人类-自然的联系，因为只承认人与自然的延续性而忽视人与非人类自然间的差异性，就是否认他者的存在。这种后结构主义概念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关怀，表现为对差异性、独立性的尊重，有助于人类和自然主体身份是由不同力量建构的理论：“通过把主体性看作跨越多重差异轴而建构起来的，我们就不必退入以种族、性属等身份类别为基础的群体之中。”[8]自然不再是被利用的资源，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建构。这样，它通过一种政治和个人的反二元化实践，跨越人类和自然间的边界;其次，女性需要肯定女性特质的优越性，因为女性的平和、爱心等特征，对应的正是自然对人类关怀的部分，女性气质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的和谐面相连，制约对自然的野蛮征服，从而重新建构人类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差异并不是冲突的必然根源，相反，生态女性主义通过联接女性特质和母性自然，用其身份建构理论摆脱本质主义羁绊，建立一个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世界。

二、开放流动性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文本成为不断生产自身的动态研究对象，文本的动态性是互文性的前提。在语言学方面，解析符号学强调话语的对话性，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开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9] 语言是处于总在变化运动着的对话交际语境，是有生命力的语言。克里斯特瓦对符号的特点概括如下：“它不指涉单一独特的实体，但唤起一系列相关联系的意象和概念。它蕴含着转换原则（在它的领域中，各种结构无限地生成和转换）。”[10] 克里斯特瓦相信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所指;能指之间的交叉、组合和转换释放出无数的能指关系，而意义只产生于这些相互关系之中。新的文本具有生产能力和颠覆能力，因此其意义生产活动永不停歇。在心理分析方面，她将理论触角引向主体意识建构的动态过程，即使到了象征界，符号也总利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入侵象征界，贯穿于主体间的交流结构，保证主体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同时，母体始终伴随个人意识的发展，母性身份构成文化和自然、象征和符号之间的交叠。

克里斯特瓦用“女性特质”的理论对现代世界的母性做出新解释，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让“最原初的现象本身自我显现”，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变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11] 她在《女性的时间》中展现了对有关母性的话题的浓厚兴趣：她把时间分为以进步为前提的历史的线性时间（linear time）和与自然界、生理周期相连的循环时间（cursive time）。女性主体在时间上维持着文明史上的一种循环和永恒：一方面女性生理周期与自然循环周期同步——日出日落、春华秋实让女性体会自己的生理周期之奥妙;另一方面，永恒时间与死亡-复活神话中女神崇拜的永恒化相关，必然是母性的。“这种女性主义一方面与古代的（神话的）记忆相结合，另一方面又与处于边缘不停运动的循环时间或永恒时间相结合。”[12] 她要复兴循环时间意味着时间除了做线性运动之外，还将拥有一种情感——永恒和轮回。她推崇的女性特质包含的主体性差异性及维护世界安宁的女性/母性之爱，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开启生命的、心灵的、关爱的循环时间。

生態意识在传统上属于女性意识。传统伦理学面临来自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三个挑战，而生态女性主义追求新的伦理秩序——关爱伦理学。它的基础是尊重生命的母性思维，以爱护取代权利、以关联取代分离、以协同取代冲突，将女性主义和关爱伦理相结合，批判传统生态伦理中男与女、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主张用以责任、母爱为核心的关怀伦理代替西方父权制度下价值等级的世界观，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推崇自然界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自然观。拯救生态危机在于提倡一种“母性原则”——可持续性、能动性、整体性及无性别偏见等。由于母亲的身体如大海般浩瀚，向四处弥散，永不固定，它孕育无限生机，有丰沛流动的潜意识资源，且未被阳性价值规范异化，所以，母体用其包容一切的开放流动性构成文本动态性、女性循环时间和关爱伦理学思想的基础。

三、跨学科性

曾经，女性主义理论主要集中于社会-历史分析。近年来，女性研究越来越向多学科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生态主义皆被纳入其研究视野，以社会性别问题为核心、保持跨学科性的特点使之处于众多批评流派的前沿地位。

互文性理论的异质性导致意指实践具有不断的更新能力，与此相关的解析符号学不再是一门纯粹的学科，它必须与心理分析、哲学、文学和社会理论一起为理解言说主体的意指实践共同努力。没有一门学科能包容语言的异质性，所以，克里斯特瓦坚持解析符号学“与人类学、认识论、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直接相关”。[13] 解析符号学用后结构主义取代结构主义静态模式，从语言领域的符号学理论向非语言的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扩展，成为批评的科学。它吸收了符号学、现代哲学多学科知识，融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关注文本生产和文学意指实践。

后结构主义发展出用符号来分析文化、社会话语的理论，符号表达的意义总是支离破碎的，话语的不稳定性隐含对主流话语抵抗的空间。话语理论是解析符号学的一个部分，“语言内涵权力关系”的后现代哲学认为女性只有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才能获得平等。克里斯特瓦将女性话语理解为身体话语，符号是身体话语存在的空间，语言变革是社会秩序变革的潜在基础。此外，她更意识到身体与性别主体间的密切关系，在摈弃传统身心二元论、解构父权制哲学的“身体”范畴的同时，重建女性身体范畴——呼唤女性身体的回归，重视女性身体体验的意义。克里斯特瓦还借鉴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确认符号学不断思考修正自身的特点，女性主义的身体范畴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范畴。受怀特海哲学影响，在新近美国学界发展起来的“过程女性主义”（process feminism），强调女性身份认同中的相对性和女性视域的开放性，与她解析符号学的“过程中主体”（subject-in-process）的思想如出一辙，都是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物。

冲突主义理论认为：“性别冲突是所有其他冲突形式——其中包括阶级冲突形式——的根源”。[14] 女性主义批评家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话语与主体性理论阐释性别关系，克里斯特瓦视马克思为符号学批评第一人，后者通过政治、经济的意指实践分析而把社会看作一种生产方式。解析符号学的意指实践是对意义的生产与实践的关系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主将马尔库塞的性别主张——女性更接近感性、美，其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裂有助于人类解放。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对产品以外的生产进行分析，只停留在交换价值上面”，[15] 而解析符号学借鉴弗洛伊德把“梦”作为“过程”加以分析的理论，从男性主体以外寻找女性主体性，描述主体的分裂性，即无意识欲望流动对性别认同造成不稳定的可能性。克里斯特瓦把意指过程称为“意指经济”，凸显经济关系与人的心理、文化的关联，把马克思的主体观念与精神分析的主体合二为一，再把男女性别差异引入话语，使解析符号学成为融合多学科话语的女性主义诗学。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多维视野的理论，除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研究性别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强调多样性的声音，吸纳多学科知识，不仅包括生态学、女性主义，还包括哲学、社会主义和基层政治积极行动主义。从政治立场上说，生态女性主义是对引起生态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批判和经济社会批判，是统治逻辑对于压迫性的观念框架而非二元制、等级制导致压迫现象的出现。从哲学认识论上说，生态女性主义是由人类身体特点决定的唯物主义，其提出的“养育语言”（language of nurturance）与自然的联系使女性培养亲密感，生活更多样化。生态女性主义哲学聚焦于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关爱伦理，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相结合，承认文化多元性，丰富了女性在世界范围内改造统治文化的政治实践策略。运动参与者面临多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袭击，关注殖民主义、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剥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恶性循环，于是，他们主张通过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平等、颠覆二元论的文化价值传统、消除战争和霸权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公平现象，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实践支持。

综上，解析符号学和生态女性主义都具有跨学科性的理论特征，意在创造一种女性主义文化，一个“非剥削性的、非殖民主义的、非等级制的社会与文化”。[16]

结语

女性主义诗学聚焦于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努力发掘潜藏于语言深层的性别歧视信息，探索以女性身体经验、心灵感受为基础的女性话语方式。解析符号学从语言学研究开始，从文本、语言、潜意识中探讨女性受压抑的机制，重点不再聚焦于“男女对立”的视野，在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特质”和“母性功能”，解构掉语言的意指系统和一切压抑的、单义的观点（如男对女等），意在建构一套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女性诗学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以及经济正义、政治参与、社会公正的思想，体现后现代主义关心弱势群体（尤其是弱势性别）的理论诉求。由此可见，解析符号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诗学，是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化研究领域之后的产物，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实践指向，堪称“政治的诗学”。同时，由于自觉采用女性性別的基本视角，它们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文化符号、大众心理、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挖掘，又是具有文化批判内涵的诗学体系。

解析符号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性别无差异的水平状态的权利，而是希望建立女性特质和母性功能的原则，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帮助女性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彩，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呼吁的“差异平等”的思想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

注：本文系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42226）“当代美国奇卡纳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源于英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一篇论文的标题：Juliet Mitchell，“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v./Dec.，1966。

[2] Lawrence Buell，“Eco-critical Insurgency”， New Literary History 30，1999， P.699.

[3]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3，P.20

[5] J.R.狄斯查丁：《生态女性主义》;载章梅芳、刘兵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6] [英]乔治·拉伦，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7]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M].London：Dent，1982，P.56

[8] Armbruster， Karla. Blurring Boundaries in Ursula Le Guins“Buffalao Gals，Wont You Come Tonight” A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Eco-feminist Criticism[J].Patrick D. Murphy and Cherry Glotfelty， eds. Isle，（Volume 3.1），1996，P.22

[9] 巴赫金，白春仁、顾亚玲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10] 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approach se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M]，Mouton， 1970， P.12.

[11] Beavoir， Simone de. Le Deuxieme Sexe.Vol. I. Paris. Gallimard.1949，P.16、16、115

[12] J. Kristeva， Womens Time， The Kristeva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40

[13] Kristeva， Julia.Essais de Semiotique[M]. Mouton，1971，P.5

[14]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1970， P.166

[15] Julia Kristeva，“Semiotics： A Critical Science”， The Kristeva Reader，P.74

[16] Maria Mies and Vandana Shiva，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1993，p.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