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当代性”，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以不断与当代问题对话的方式存在着而且历久弥新。鲁迅遗产的“当代性”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鲁迅的个体本位与“反权威”立场，其次，启蒙与大众、“中国人”与“世界人”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鲁迅“当代性”阐释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是应予重视的重要问题。鲁迅的精神遗产的继承和“当代性”问题具有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遗产  当代性  个体本位  启蒙  全球化

鲁迅的精神、思想及文化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这份遗产的看待和阐释过程其实正贯穿了整个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鲁迅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当代性”，鲁迅的精神文化遗产以一种不断与当代问题对话的方式存在着而且历久弥新，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更显现出这份遗产的厚重、博大和深沉。鲁迅研究的生命力或许正在这里，抱有热切的当代问题意识，把鲁迅研究始终与变动不拘的当代思想与文化交联，让这一思想与文化宝库始终持续发挥它的启示意义和建设性作用，这或许才能使“鲁迅”这一现代“经典”得以生命长存。

一  个体本位价值立场的“当代性”

我以为，鲁迅遗产的“当代性”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鲁迅的个体本位与“反权威”立场。这一精神立场值得在当下的文化思想潮流中被重提和强调，这是对鲁迅启蒙精神的坚持，也是对当下权威主义泛起的必要回答。

鲁迅的个体本位立场体现在其与权威话语的关系之中。他总是与权威话语的对话中坚持个体的独立性，为此不惜承受极大的政治压力和自我孤独的压力，也决不后退，在孤独中作“绝望的抗战”。他的《狂人日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抗战的自我书写。他在《呐喊》、《彷惶》中对“我”这一形象的诸多书写，以及在杂文中表露的不妥协的抗争原则，无不是对“反权威主义”、个体本位立场的生动书写。鲁迅的个体本位是与他的“立人”思想紧密结合的。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生命状态、人格结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这始终是鲁迅人的思考的重心。从这一思考出发，“人”才是所有启蒙、求索、抗争、解放的目的和指向，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是为了更崇高的所谓国家、民族、救亡等等就可以轻易舍弃或为之牺牲的工具，而恰恰是所有奋斗牺牲所勉力争取且必要实现的终极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个体选择其实也面临着群体话语压迫个人选择的矛盾与困惑，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呼声是要大大压过“启蒙”的呼吁的。启蒙的目的何在？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看来，启蒙其终极指向，不过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因此启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成更高历史目的的一个台阶和跳板。这样的一种思路，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又无数次地浮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始终是当代文化中的强势权威话语，在阶级翻身、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等的叙述中，或明或暗地映射出权威话语的威严甚至排他。个体话语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始终举步维艰甚至被当成大逆不道。而在鲁迅看来，一切的进步、改良与革命其实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和充分独立。鲁迅曾借朋友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由此可见，鲁迅对打着国家民族名义剥夺个人权利的厌恶和嘲讽，他的个体本位的立场鲜明可见。

遗憾的是，在长期“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乐天知命的奴隶们的平静，还是很多人所习惯的，而对权力主宰下的暴烈和冷酷，很多人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因此，幻想一个权力主宰下的明君当政的“好世界”，始终是中国人群体心理中一致的潜意识幻想。仍然有不少人寄望于“开明专制”的“新权威主义”理想，幻想着强权人物的出现，大手一挥天下太平，贤君明主能够体恤百姓，慰安疾苦，将“黄金世界”的梦想放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所以，能否在一个仍然迷信着权威主义的时代保有鲁迅式的个体本位和批判立场，就成为判断“人”是否真正觉醒的标志。而在当下权力异化飞速膨胀的时代，坚持鲁迅“个体的人”的立场，坚持反思和批判，无论对知识分子也好对普罗大众也罢，仍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二  启蒙与大众、“中国人”与“世界人”的关系

鲁迅精神遗产继承的“当代性”问题之二涉及到启蒙与大众的关系。在30年代，鲁迅的个体本位的启蒙之路是艰难的，因为鲁迅的精神选择遭遇到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的夹击。而在1950年代之后的当代历史中，在翻卷变异的政治大潮下，“启蒙”的主题在革命、阶级等概念的挤压和替代下已经被人遗忘，而诸多反启蒙、反人道的内容反被填充进“启蒙”的概念中，对民众的“人的启蒙”被替代为对“革命”话语的灌输，其与人的解放、“个体”解放的宗旨已渐行渐远。在这一变异过程中，大众的声音已被有效地意识形态化和均一化，被政治的声音所替代，这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权威话语与被替代的大众话语已经形成一种对“个人”话语的夹击合力，它们都不赞同人的个体意义的自由与解放，反而称颂“群体”本位下的国家权威主义。

以上现象引出有关大众和启蒙关系的这些思考：在现代中国，存在着真正的“大众声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大眾声音”实际上是隐而不彰的，倒是那些权威话语以及那些自命为民众代言人的文人不断发出所谓的“民间声音”，也正因为权威话语的掺合与改造，“大众”与“权威”实际上存在着隐形的互动与呼应，强权扭曲、篡改着民间的声音，惯性的强权崇拜与心理惰性又配合着“强权”的肆意妄为，成为新的强权出现的土壤。这样便形成了因果循环：权威塑造了大众心理，新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推动着破旧立新，而所谓的“新”又是在权力的推动下又一轮权威话语对大众话语的阉割和更替。因此，如何真正保有大众的声音，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鲁迅个性主义、个体本位的立场上来，只有真正清理“群体”和“大众”等等这些貌似合理，实则已被权威话语扭曲和利用的概念，真正回到每个个体的权利要求上来，大众的真正解放才能够到来，启蒙的实质正在于此。

有关大众和启蒙关系的另外一些思考涉及到“中国人”与“世界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权威主义的叙述逻辑总是在强调群体本位的价值尺度，似乎，“中国人”与“世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国粹”与“特色”是经常用来自我辩护的词汇，这样的群体本位看似立足于大众，甚至打着“民族国家”的口号，实则掩盖了权力垄断的本质。因此，有必要重申鲁迅对“世界人”等启蒙概念的基本立场，重申鲁迅对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认识。鲁迅的文明批评中，他每论及“复古”与“国粹”总是在笔下尽情展现复古派的虚伪与腐朽：拿肉麻当有趣，把丑恶当美德，毒疮红肿却说艳若桃花，死死抱住传统大腿拼命阻挡历史的前进等等。鲁迅坚决批判所谓国情特殊论，他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仍要在这世界中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個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从鲁迅的时代一直到当下的社会，鼓吹“国粹”与“传统”的声音不少，某些权威话语总是擅长于利用这些话语和声音以此拒绝现代化的普遍规范。传统固然可以珍惜，但抱住祖宗家法不变，拼命维护传统的反现代内容这实际上是自绝于现代秩序，以等级和特权的垄断阻挡现代化的潮流，维系落后的秩序。鲁迅的批判在30年代的文坛振聋发聩，在当下时代一样令人深思。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问题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网络文化的发展，以消解神圣、取消深度、张扬消费欲望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勃兴。对主体意义和个体价值的怀疑逐渐产生出一种强大的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结果是对多年来来逐渐确立的启蒙思想原则的破坏。有人以种种后学理论论证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社会，并且浓墨重彩地将欲望的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资本扩张的社会形态重构过程解读为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对狂欢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一概热情拥抱，甚至以此为武器，攻击秉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新启蒙主义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意识形态。”

在欲望话语的狂欢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与主流权威话语的暧昧关系，这是又一次 “帮忙”和“帮闲”文人们的表演。鲁迅所批判过的“解放了的奴才”的面貌又一次在当代中国上演。鲁迅曾经对故乡绍兴的“堕民”作过辛辣的嘲讽，他说，这些人的奴才身份事实上早已获释，但“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当下的某种欲望狂欢与理论新潮不正是又一次的奴性暴露吗？

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鲁迅的精神遗产的继承和“当代性”问题就有了某种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意义。90年代以来，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已经不断地从社会中心向边缘滑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需要自我价值的审视与选择，而鲁迅80年前的选择是富有启示的。鲁迅无论是在孤独彷徨中发出绝望的呐喊，还是在无物之阵中发出致命的一掷，以及在“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作出坚定的选择，他的人生之路已经昭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某种宿命以及反抗这类宿命的精神人格力量。当下时代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启蒙作为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一环，它仍在当下时代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批判功能和价值意义。在一个市场化尚未完成就被权力所宰割、垄断的社会，当我们的权利主体尚未清醒意识到自我权利的边界与巨大价值之时，当知识分子纷纷对作“帝王师”和“市场弄潮儿”趋之若鹜之时，这一切恰恰说明了“人”的解放与自由和“立人”的目标远未实现，只要这一进程没有完成，鲁迅的“人学”精神遗产就一直保有其价值，对这一遗产的不断解读并发挥它对当代的批判功能就永远不会过时。

参考文献：

[1]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6] 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宋文坛，渤海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