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红

[摘 要]网络语录是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一个比较形象而直接的触角。从网络盛行的笑话、怪话、狠话中反映青年行为存在无奈颓废、无聊娱乐、暮气世故、嘲讽恶搞和偏激暴力五种行为或状态，从中可见青年亚文化中的犬儒主义与民粹倾向，要通过主流文化和价值影响、引导和改造青年亚文化中所存在的这种问题。

[关键词]网络语录；青年亚文化；犬儒主义；民粹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38-03

在今天的网络论坛中，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平台上，到处能看到青年群体的流行话语。情绪表达的力量从轻到重，可分为笑话幽默式语录、怪话式语录与狠话语录。笑话式语录是以调侃的方式、玩的心态在青年群体中流传的语录，充满智慧和幽默，给青年带来轻松和愉悦感，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网络怪话可以是无原则的牢骚发泄，表现为讽刺、挖苦、奚落、讲反话等；也可以是幽默、诙谐与低俗的话。它们多是恶搞或隐喻权威机构或部门的，既有不满与调侃，又有讽刺与挖苦，情绪色彩较为浓厚。网络狠话则多为缺乏理性，偏激、片面、充满敌我斗争色彩的言论，为了引起关注，它们可以是威胁的、也可以是信口雌黄的，甚至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煽动。虽然这些狠话偏激而缺乏理性，但在网络上也有众多拥趸。

网络语录代表的是一种青年文化，不仅展现了青年在语言表达上的创新，而且传达了青年对社会的理解，它们“体现着青年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与问题的认知与态度，承载着青年的生活感受、价值观念、社会态度和行为意识”。[1]青年是网络新文化与亚文化的制造者、参与者和消费者。那些以嬉笑怒骂为表现形式，以挑战权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反抗父母师长、张扬自我为目的的青年文化被称为青年亚文化。网络语录便是我们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一个比较形象而直接的触角。

（一）无奈颓废。时常听到感叹：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脆弱，经不起风雨，缺乏担当和勇气。其实，这些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小花朵”们看似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但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无奈。（“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当我们还没参加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当我们可以参加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到份饿不死人累死人的工作；当我们还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期，青年人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显而易见。失业高峰时中国青年失业人口接近2000万，相当于某些小国全国的人口，超过社会平均失业率水平。[2]更有20%青少年有抑郁症状，其中有4%重度抑郁，需要接受治疗。[3]最初怀抱理想，但出身普通的青年在经历重重巨压甚至不公平后，难免产生无力无奈之感，甚至会摒弃理想，意志消沉，精神萎靡颓废。

（二）无聊娱乐。很多耳熟能详的语录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但网络青年却乐此不彼地转发、转载，甚至作为个性签名。“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就是在一款网络游戏闭关，网友等待间隙得到40万人次的点击转发而走红的。网络就是个超级娱乐现场，青年是网聊、网游、追星、娱乐节目的主体，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挥霍在网络上，无聊已经成为很多青年的一种生活常态。无聊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当个人的、短暂的无聊感蔓延到整个青年群体时，必然存在着社会因素。

（三）暮气世故。“30岁，我已经老了”等语录，渗透着年轻人的暮气沉沉。他们怀念往昔年少的美好，好像单纯的友情与美好的爱情，他们将不会再有。而现在的他们是工于心计的（“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是冷漠世故的（“其实，想开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来回答”），他们信奉丛林法则（“职场竞争，要么忍、要么狠、要么滚”）。难怪，专家们很着急：“我们失去了青年！”他们在疑惑，年轻人的朝气哪里去了！他们也在担忧：“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中年化、低幼化与市侩化正是当前青年的三张面孔。”

（四）嘲讽恶搞。在网络和新媒介平台环境下，恶搞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古典名著、经典人物（“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并且扩展到主流教材、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主流媒体（“新闻联播，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也直接深入扩展到政府部门、政治人物、权威专家、商业大亨等这些有政治权力、有话语主导权、有经济权势的社会“既得利益者”领域（“领导下基层三步曲：坐炕沿儿，抱小孩儿，给俩钱儿”；“为什么有权有钱的人都移民了？因为贫贱不能移！”）青年在夸张地嘲笑、挖苦、讽刺中，表达不满、表现叛逆、颠覆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

（五）偏激暴力。网络微博、论坛口水战中，人身攻击和谩骂十分常见，对社会不满，进而采用偏激言论发泄或抨击（“什么明星，什么偶像，什么流行，什么文化，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女娼男盗”），更有甚者，传播谣言，煽动民族情绪（“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就会崩溃”）。网络上狠话盛行，话语暴力泛滥有其客观条件：一是贫富分化严重，不满现状的人群增多。二是网络的虚拟身份，放大了人们语言和行为的任意性和肆意性。三是网络环境特别是微博环境的特性之一就是话说得越偏激，越狠，越能引起关注，引起围观，产生影响。

（一）青年亚文化中的犬儒主义色彩。作为一种社会讽刺的批判哲学，犬儒主义针对的是“现有”价值和秩序，采用的方式是用“犬”的生存方式进行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网络青年的以上行为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犬儒主义的影子。

一是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从很多网络语录中可以发现，无论事实是什么，他们都先选择不相信。这种普遍的怀疑和不相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各条阵线都存在，对食品普遍的担心和不相信，对官员和统计数字的不相信，对政府政策不相信，对教师、医生的职业操守不相信，对路边的乞丐不相信，对新闻不相信……这种普遍的怀疑主义和不相信的心态往往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

二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犬儒主义是一种思维策略，意识到不能被当作傻瓜。网络语录中青年网友们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讽刺的才华。“世界将成为一个忧郁苦闷之地，充满了无休止的快活，人们带着故作聪明的诡秘姿态说出每一句话。”[4]大多数恶搞作品是通过对当下主流价值的冷嘲热讽、通过扮丑卖萌进行自嘲等这些低风险的方式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一种仪式上的抵抗；用自创个性、灵活、丰富的网络热词来对抗所谓的权威、死板、空洞的主流话语体系。虽然不足以主导或推翻他们所厌恶的虚假崇高、空洞说教等等，但至少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身份的认同、叛逆的姿态。

三是顺从权势，不理解的认同、不情愿的服从、不反抗的清醒。犬儒主义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不管世道怎么变，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他们常常对自己行为和周遭的一切表示怀疑，但却不妨碍继续其行为。网络笑话、怪话与狠话中，虽然有冷嘲热讽、抵抗的一面，但更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为了生存，犬儒主义者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5]

（二）青年亚文化中的民粹倾向。网络青年的行为表现并不一定全部符合民粹主义特征，但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民粹倾向和表现。

一是容易受到煽动，缺乏理性。比如“钓鱼岛”事件，反日情绪受到激发，“灭了小日本”在网上呼声此起彼伏。他们认为爱国无罪，对日友好、对美友好的人都是汉奸。他们用爱国主义的幌子，自以为代表最高的正义来行使一种话语暴力。他们有的只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任意泄愤，甚至走极端。微博中容易听信谣言，不理性分辨，反而很激动地进行攻击性话语暴力，这就是一种民粹表现。比如，人肉搜索。

二是缺乏信仰与理想，缺乏核心价值观。网络上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多元甚至混乱，缺乏核心价值观，很多青年一方面积极入党，一方面热衷于看相、星座、风水论坛。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实现与否感到渺茫，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相信，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其他恒定的价值，他们在价值观上是迷茫的，无所适从的。

三是主张网络参政，缺乏法治意识。围观就是力量，网络参政，网络反腐已经证明了网友的力量，但网络不一定就代表民意，网络舆论强力干预司法不一定合法，不一定就保障了公平与正义。网络中多数不负责任的参政、法治意识的缺乏，多数压制少数的话语暴力，并不符合民主的真正要义。

四是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和不信任。网络中有一种氛围：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弱势群体的是非为是非，排斥所谓的“精英”。虽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其深层的原因，但反精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一种民粹主义思维，他们认为普通人的利益被社会中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压制，这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所以，他们往往以弱势群体自居，逢富必骂，逢官必唾，逢专家必讽。

青年是一个国家、政党的未来，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主流文化和价值要影响、引导和改造青年亚文化，必须首先改变青年亚文化滋长的土壤环境。

（一）改变从概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党形成的话语习惯和宣传模式有些僵化、机械化了，理论也概念化、让人感到比较枯燥、空洞，难以转化为一种自觉认同。这种宣传教育让相当一部分青年敬而远之。为了充分发挥我们党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教育功能，要改变长期形成的话语习惯和教育模式，形成一种适应新形势的、从实际出发的、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系统。要做到更世俗化、真实化、具体化。比如相对于抽象化、口号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助人”、“人人都可以做，举手之劳”等更易被接受。只有改变这种从概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宣传、教育习惯和模式，才能逐渐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不相信”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生存法则。

（二）改变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固定模式。执政党具有教化功能，但如果一味地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地位，教育模式会趋于固定而单一，态度也会越来越傲慢，这种单方输出模式并不符合现在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而权力的傲慢也注定沦为一种孤芳自赏。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对话沟通应该采取平等的姿态，互相教育、互相成就。现实告诉我们，一切新文化起初都是亚文化，然后影响主流文化，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变成一种主流文化。教育者要输出的东西同样也受到被教育者的检验、反馈、影响和改变。

（三）改变青年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党和政府应注重改善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给他们营造良好的、真实的教育环境和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打破不必要的户籍、学历、地域、房价等外在壁垒与压力，从而让整个青年群体有体面地、有理想、有追求地生活。减少被剥夺感、压抑感，从而消解青年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些民粹化倾向。

（四）培养或吸纳一批能够真正与青年对话的宣传家。党和政府在青年工作中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者、赞助者、协调者，在法律、政策上允许并鼓励成立一些多样化的青年自组织，作为青年参与社会的平台和表达意志的有效合法的途径。这些青年自组织是青年群体的纽带和发展空间，因此，青年组织领袖就显得格外重要，主导青年工作的各级团委理应把这类组织的青年领袖作为联系、吸纳的“关键客户”，甚至也可以主动培养、向社会输送一批真正能够与青年对话的宣传家，提升党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由他们来收编活跃于网络、风趣幽默、富有活力与吸引力的草根青年精英。

参考文献：

[1]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9.

[2]徐章辉.青年失业现状与再就业政策评估研究[M].北京：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3]俞水.心理危机下的抑郁青春[N].中国教育报，2009-04-19.

[4][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58.

[5]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6）.

作者单位：上海党建文化研究中心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