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岚++庄崚

[摘 要]西南运输总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是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了加强战时军事物资运输而设立的军运机构，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本文从抗日国际军事运输的视角，对西南运输总处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进行初浅探讨。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南运输总处；作用；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29-0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序幕。但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若要坚持抗战，除了高涨的民族感情外，还须争取军械弹药、汽油汽车等军事战略物资的外援。

日本侵略者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问题，于1937年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通道，击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西南运输总处由此应运而生。它于1937年10月1日在广州成立，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和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兼任主任。

随着抗战的激烈进行，西南运输总处的重要性越发凸现。它跨5国（新加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及境内8省，先后在香港、河内、海防、新加坡、仰光及汉口、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桂平、南宁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及接转库、工程处等附属单位，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仰光和对内联系粤、桂、湘、鄂、川、黔、滇等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庞大运输网络，拥有各族员工26000多名。后因战事扩大，抗日军运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曾养甫便主动力荐由宋子良接任。

七七事变后半年内，日军连续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气焰十分嚣张。在此危急时刻，西南运输总处临危受命、将士用命，协力抢运。

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自1938年1月起至10月，主持经办的香港-广州国际运输通道，计运入物资10.6万多吨，为支撑抗战之初最艰难的岁月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时还积极协助战区各机关向后方疏散工作，抢运了许多其他战略物资和人员。

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自1938年l0月起，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铁轨公路水道三管齐下，整件散货零担齐运，千方百计共向国内抢运军械弹药等急需军用物资4.1万多吨。以上军火在抗战之初有力支援了台儿庄（徐州）、武汉等战役，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8年初，一艘苏联船（敖德赛号）装载着一批坦克运到香港。但当时我方转运船只对这些庞然大物的整体装运还缺乏条件，有时要拆卸部分部件后才能转运，效率低且费时间。当时徐州前方战事吃紧，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片员工就同船长商量，能否从香港直运大陆。当时苏联不想让日方得知运送军火之事。不过经请示国内同意后，在第三天晚上，终于由苏联船将这批坦克直接运到了南沙虎门上岸。在1938年5月的台儿庄战役中，这批坦克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军队顺利围堵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濑谷支队及坂本旅团。该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重挫了日军气焰，是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之后，滇缅公路成为承担抗日军运重任的主要国际通道。滇缅路全长1453公里，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要连续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点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跨越螳螂川、龙川江、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工程异常艰巨。由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施工队伍齐心协力，以血肉之躯抢修（平均每公里公路就有3名以上民工和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仅用9个月的时间，在1938年8月就实现了滇缅国际通道国内段全线竣工，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在中缅军民连手保路保运的抗击下束手无策的日军，将“南下计划”的首要目标瞄准位于孟加拉国湾的仰光，企图通过实施死灰复燃的“断”计划，占领缅甸全境，达到彻底封锁滇缅抗日国际通道。为了应对日军“南下计划”，西南运输总处上下紧急动员，进入夜以继日的“仰光抢运”，所属的11个大队均集中驾驶于滇缅路上。大批由南洋爱国华侨捐赠的汽车及从国外新购的车辆在总处仰光装车厂内一经组装完毕，就立即配编于各车队投入行驶。由此运输车辆猛增，总数突破2000辆。

据统计，仅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的8个月间，“仰光抢运”就运送了77000多吨急需战略物资回国，有力地支持了1941年9月至10月进行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在汨罗江以南地区歼灭日寇第11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1941年12月—1942年进行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1942年4月—7月进行的浙赣会战（歼灭日军1.7万人，击毙日军第15师团的师团长）等。

在苏联之后，美英等国运来了大批卡车，世界各国的广大华侨也倾力捐赠了数量众多的卡车。由于这些卡车在当时属技术较为先进，不少装配、操作与维修的说明书用英文写就，驾驶和维修的专业人才一时十分欠缺，成为拓展军运的重大制约。关键时刻，宋子良决定向广大爱国侨胞求助。1938年7月，时任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处长的陈质平致函陈嘉庚：“奉总处宋主任东越代电擬请陈嘉庚先生代为招募华侨司机二百名。担任战区械弹给养补充输送事宜。任务至为重要，务祁惠赐代办，以裨战局。”[1]陈嘉庚随即发布《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踊跃报名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东南亚各国，在广大侨胞中掀起一轮争相回国投身抗战的热潮。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印及暹罗等地大批华侨优秀青壮年踊跃应募，组成了在中华华侨史上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第一批80名南洋机工号称“八十先锋”，于1939年2月18日率先登上回国抗战征程；第二批207名，于3月16日出发；第三批594名，于3月27日出发；第四批158名，于4月10日出发；第五批530名，于5月22日出发；第六批124名，于6月19日出发；第七批118名，于7月13日出发；第八批336名，于7月17日出发；第九批507名，于8月14日出发；此外还有直接回国向西南运输总处报到的，总数高达3193名。《新华日报》刊登南洋机工的专评，热情地赞扬“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因为华侨的特殊身份比较方便在境外承担国际军运任务，3000名南洋机工不久就成为滇缅路国外段运输线上的主力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2]，谱写了我国和世界华侨史上的动人篇章。

在西南交通运输总处担任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的，大多是在沪求学的“上海学子”。

如时任军委会兵工署长的俞大维是西南运输总处的“总导演”。西南运输总处所承担的武器弹药、汽油军需、军工装备等核心业务与85%以上的运量来自兵工署，接运和交货时间地点也由兵工署指定。

“抗战海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华夏学子“留学海外、回国报效”的典范。西南运输总处作为抗战中的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最重要的“接口”之一，当仁不让地成为“抗战海归”最为集中的机构之一。如宋子良、陈体诚、汪英宾曾留学美国；俞大维则先美后德；龚学遂、方兆镐曾在日本学习；吴琢之、陆振轩及夫人来自巴黎等。据统计，至1942年底在西南运输总处及兵工署内集聚的“抗战海归”，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抗战海归”钱昌淦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钱昌淦于1904年11月生于上海崇明岛堡镇，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然后又到美国继续深造，1925年获得美国纽约特洛伊市伦斯勒工艺学院的最高荣誉。他曾是中外闻名的杭州钱塘江大桥设计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钱昌淦毅然回国投身抗战，担任滇缅公路局桥梁设计处的处长，主持著名的滇缅路功果新桥的设计建造。“功果新桥”是滇缅公路上最好的桥梁之一。1940年10月29日，钱昌淦不幸牺牲。为纪念他，“功果新桥”就被命名为“昌淦桥”。

一是融入了世界军运大格局。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除英勇善战的前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加拿大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大夫、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和远征军美军军事顾问外，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美国援华国际军运专家团队助力中国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会见时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时对中国抗日国际军运及滇缅路修筑赞誉有加，批准向华派遣美军运专家。据此，美国陆军部军需署精心挑选了45位军运专家，组成援华国际军运专家团。他们以陆军部下令征集军事技术专家的特殊身份，不仅同军人一样肩负着支持抗战的重要军事使命，更是美国人民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杰出代表。

二是帮助美英排除后顾之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助力。猪鬃在二战中居于“战略物资”之列。猪鬃是指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具有根条均匀、软硬适中、油性大、韧性好、耐温、耐热、耐酸、耐摩擦等特点，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的枪管、大炮的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二战前夕中国产量世界占75%以上。二战中，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苏联、英国等同盟国也将猪鬃列为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分配猪鬃，美苏英三国甚至还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专设机构，负责交涉如何从中国取得猪鬃，并协商如何分配。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国“鬃荒”严重。美国政府随即颁布了“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2英寸以上猪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军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火速派出一名特使来华，提出要3至6英寸的长鬃10000箱，并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请求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保证供应。1939年春，西南运输总处根据中国政府的命令，收购6000至8000箱猪鬃，用以换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按时完成了任务。

三是打造滇缅国际通道生命线支持抗日持久战。抗日国际军事运输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构成，对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功不可没。承担国际军运重任的西南运输总处不仅是中国抗战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1938年武汉会战前，中国的作战兵力约200个师；但到1939年10月，增加了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步枪增至156万支，轻机枪增至68000挺，重机枪增至17000挺，迫击炮增至5885门，其它火炮增至2650门。到1940年6月中国的整体战斗力又比以前增加五分之一；1941年特种兵兵力增加到战前的6倍。其中除了国内军工署兵工厂自行研制之外，西南运输总处功不可没。

四是创造人类筑路史奇迹提升中华国际观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西南运输总处参与的滇缅公路修筑就是其中享誉中外的案例之一。

1937年8月中国军民开始全力抢修抗战国际战略通道滇缅线。滇缅公路从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等地，由畹町出国界，外接缅甸腊戍，再与缅甸中央铁路连接，全长1453公里。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工程异常艰巨。

确定全路走向和设计建造跨越澜沧江怒江大桥，是滇缅路建造中最为关键的两大要件。时任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的赵祖康对先前曾长期争议的“腾永线”和“顺镇线”两条线路方案亲自踏勘。在集中全队智慧，反复比较研讨后，赵祖康最终拍板。具备抗战初期最优良装备和最先进技术的陆军独立工兵团等施工队伍，被紧急抽调云南，担当咽喉部位及重要路桥的关键工程。身处抗战后方的云南各族人民，也实施总动员，用他们的血肉紧急抢修千里滇缅路。1938年8月31日，曾被预言需3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滇缅国际通道国内段仅用9个月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这是公路史上的奇迹，震惊了世界。

参考文献：

[1]云南档案馆全宗54目录2卷号71.

[2]云南省人民政府“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1989年5月.

作者王岚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作者庄崚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协会理事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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