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果达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由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著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其中有一张周恩来与张学良合影的照片颇为罕见，其说明是“肤施（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图1）。但经考证，这张照片不可能是肤施会谈时的留影。

照片认定是张冠李戴

之所以认定这张照片不可能是肤施会谈时的留影，主要理由有四：

首先，时机不对。当年的肤施会谈不论对周恩来还是张学良，都是最高机密。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极端保密，除了同行的王（王以哲）、刘（刘鼎）及随从参谋、副官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是张入陕后一次所谓‘失踪。”在如此情况下，尤其是初次见面，双方都无把握能否建立信任与联盟之际，绝无可能冒着毫无必要的巨大风险，对张学良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场面进行完全有害无益的摄影留念。

其次，周恩来的服装不对。据当年肤施会谈中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回忆：“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洽后，周恩来和李克农均脱下灰棉布军装，换上了便衣，我记得周恩来当时穿的是一套黑色的中山装。”这次肤施会谈是土地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与对手谈判的首次亮相，为了保密与安全，周恩来与李克农都化了装。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提到肤施会谈时说：“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韩素音的描述应该不错，因为“灰色棉上衣”就是当时红军的军服，与戴镜元的回忆一致。只是韩素音不知道周恩来在会谈前夕临时换了服装，李克农也换上了灰布衫，因为不管是张学良与周恩来，都不想暴露东北军与红军开始谈判这一秘密。因此，周恩来在会谈开始后，不可能再脱下中山装换上红军军装。毫无疑问，周恩来在肤施会谈的当夜应该穿着黑色的中山装。

再次，周恩来的长须不对。周恩来虽然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霎扭转了脸，但依然可以辨别出照片中的周恩来明显留着浓密的长须。韩素音以为周恩来“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其实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公开亮相前必须恢复他在大革命时期不留须的外貌，决不可能让对手知道土地革命开始后他其实一直保持着蓄长须的外貌。毕竟，当时红军的处境依然万分险恶，认识周恩来的人又非常之多，保护容貌的隐蔽性显然也就属于最高的秘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的胡子是改变和隐蔽自己面貌特征的重要手段。《周恩来传》说：“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的回忆中也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此外，建国后周恩来也短暂地留过胡须。1951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写报告给中央，建议让周恩来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批准其休养两个月，周恩来于是选定大连。据当时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保证外出安全，他建议周恩来留须。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接着，像讲故事似地说，过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时，就常常留起胡子和敌人周旋。成元功说：“从接受我们建议那天起，周恩来就留起了胡子，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长得很像样子了。他先是在内部活动，参观一个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都是由大连市长韩光陪同。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一天，洗脸前他对我说，去拿开水来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

由此可见，周恩来快速生长的长须能够完全改变其外貌。换句话说，周恩来蓄须是为了起到理想的掩护效果。因此，在肤施会谈尚未知道结果前，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岂能轻易以隐蔽的长须面貌公开于对手，甚至还让对手照相摄影。

第四，照片中的场景不对。照片中的张学良正与周恩来一起用餐，餐桌上也显得比较丰盛，不仅有许多菜，还有汤与主食，显然属于正餐。但当年的肤施会谈是在深夜，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夜宵。

当年东北军王以哲67军特务营营长李维在“延安会晤前后”的回忆文章中说：“会谈继续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张将军告诉我们随便做点吃的，因为周恩来忙于赶路，尚未吃晚饭。原本没做准备，所以只是匆忙熬了些小米粥送来。餐后听说周恩来还很满意。”

当年参与会谈的张学良贴身亲信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的真相》回忆录中说：“中间的夜餐，是由一二九师的人送到教堂门口，然后由我送进去的。”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对那顿夜餐的描述最为详细：“会谈中，每人一碗面的夜餐，是随从参谋孙铭九与驻军一二九师的团长赵绍宗送到阶梯口，由王以哲接递进去的。”

以上关于夜餐的记述资料虽然略有不同，但夜餐简单却是一致的，而照片中用餐的摆设无疑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证明，对所谓“肤施（延安）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照片的认定显然是张冠李戴。

这张照片究竟摄于何地

既然“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进餐”是历史事实，那么这张照片不是摄于肤施会谈又会是摄于何地呢？

首先，看就餐的环境。由于照片拍摄未用闪光灯，使得室内大光圈摄影的背景因为光线不足而显得比较模糊。因此，照片粗看之下以为只有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在用餐。其实只要细辨背景，就会发现张、周所坐的是方桌，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同桌人的半个后脑勺。尤其在张、周身后也是一长排餐桌，不少人也正在用餐，绝不是肤施秘密会谈时的寥寥数人。由此可见，张、周两人当时是在某军事单位正规的饭堂用正餐，决非深更半夜临时在教堂里用点心。

其次，看周恩来当时所穿的服装。照片所示周恩来进餐时穿的是军装，却不是红军军服。

肤施会谈后，红军人员如果前往东北军辖区，就穿便衣或东北军军服作为掩护。但如果前往西安，就必须穿东北军的军服，因为西安城内有不少其他系统的部队，还有不少特务机构，穿东北军军装，其实也就是打张学良的旗号，能起到最好的掩护作用。

1936年6月访问红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区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1936年9月，斯诺夫人在西安等待赴红区时，也在其后来的《旅华岁月》回忆录中说：“每隔10天左右，一辆神秘的东北军卡车，由一个身着东北军军装的卫兵押着，进出特务网和警察密布的西安。”

斯诺夫妇的回忆表明，至1936年9月，红军人员前往西安城内，都身穿东北军的军服作为掩护。

再看《叶剑英年谱》。1936年9月24日，叶剑英一行前往西安。年谱引用孙铭九的回忆：张学良“特别要我把一位红军干部接到我家里同住，以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这位代表身穿便衣，三十多岁，风度翩翩，像个书生。事后，我才知道风度翩翩的书生，原来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可见叶剑英在到达西安后，即换上便衣前往张学良公馆。

斯诺回忆自己在西安与红军情报领导人邓发会面时，也有一段类似的描述：“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头戴一副墨镜，身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发。“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问他。“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可见当时正住在张公馆的邓发也穿着便衣。

张公馆有西、中、东三栋楼，其中东楼为公馆管理函电的人员和东北军驻外中高级军官来西安公务之住所，红军最初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也住在东楼。《刘鼎传》说：“因刘鼎不穿军装，人们都称呼他为‘刘秘书。”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到达张公馆也入住东楼，想必邓发也曾身穿便衣住过那里。

因此，为了保证安全，红军领导人前往西安总是入住张公馆的东楼。他们都必须身穿便衣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身穿东北军制服频繁进出张公馆，尤其是出入东楼，挂低军衔不够格，挂高军衔就更不妥，因为馆内总部人员，尤其是同住东楼的东北军各部军官根本不认识他们，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与怀疑。因此，穿便服就成为经常性的选择。毕竟，张学良交游广泛，进出张公馆的三教九流众多，东北军总部人员与暂住张公馆的东北军军官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如果短暂入住，又无须频繁出入张公馆，最恰当的掩护还是军装，当然绝不能是东北军的军装，就像照片中的周恩来，虽然身穿军装，却是西北军杨虎城所部的军装。

杨虎城所部的军装与东北军有所不同，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其军服的左胸处，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白色方型胸标（图2）。照片中的周恩来虽然及时扭头以避开正面留影，但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军装左胸那块显眼的标志。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面的地点，必定是在张学良的控制范围，但不可能是在西安城外，否则周恩来完全不必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服作为掩护。既然是在西安城内，无论是安全还是方便，张公馆自然就是不二选择。

二是周恩来以杨虎城所部的身份在张公馆与张学良会面，不仅合情合理，也顺理成章，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有人认识，而且还绝对保证安全。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是周恩来在张公馆与张学良见面时留下的合影。至于具体的进餐地点，如前所述，应该是在张公馆的饭厅，也就是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抵达张公馆，张学良设宴接风的地方。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摄于西安城内的张公馆。

这张照片究竟摄于何时

确认了照片的摄影地点，再来确认照片的拍摄时间。

拍照者选择双方共同进餐的时机进行拍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举。

首先是张学良有备而来。照片中的张学良神情自在旁若无人，摄影者就在其右上角举起相机之际，张学良依然视而不见顺其自然，可见其有备而来，并早就知道要有这次拍摄，而且还特地选择了与周恩来一起进餐之时，使得周恩来无法回避。

其次是周恩来猝不及防。当时周恩来显然是蒙在鼓里，事先毫不知情，否则他绝不会在自己从事秘密工作的现场留下证据，尤其是还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服。由于猝不及防，更由于摄影者所站的位置，使得正在进餐的周恩来既不能阻止也无法避开，就不得不在相机的快门按下之际尽其可能地扭开了脸，虽然未留下正面形象，但还是留下了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而且也许是周恩来一生中在进行秘密活动时唯一的现场照片。

再次是摄影的内涵。照片的取景角度是专门为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两人合影。如果按照秘密会面的原则，尤其是按照张学良一贯谨慎以致使戴笠耳目失灵的作风，绝不会让自己与周恩来的秘密会面留下任何痕迹，更别说现场照片。因此，张学良一反常态特意安排这次异乎寻常的摄影，只能说明行动的时间已经临近，可能失密的时空也已经非常有限，否则张学良绝不会犯秘密行动中可能授人以柄的最低级错误。

第四是摄影的目的。张学良为什么要冒险留下与周恩来的合影？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行动前的张学良内心因不明苏联的确切态度依然不够踏实，而毛泽东发的有关电报又处处小心不留痕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告诉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因此，张学良特地冒险留下了与周恩来秘密会面的合影以防万一。这样的摄影虽然很不正常，但合乎张学良的需要，因为周恩来身穿杨虎城所部的军装与张学良在张公馆共同进餐的合影，证明了双方确实进行了非常亲密的合作。

第五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发型。照片中张学良的发型，甚至军服下露出的衬衣袖口与12月14日见端纳时的发型与袖口都一模一样（图3），表明两张照片的摄影时间非常接近;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照片也是平头发型（图4），只是不见了长须，此点正好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周恩来在事变后到达张公馆前非得剃去“美髯”，而张学良见到临时改变面貌的周恩来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极大惊讶的原因。

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西安后先在七贤庄地下联络处会见博古，又赶到西京招待所与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在晚上8时半即将会见张学良时才临时提出了刮胡子的要求。对此，刘鼎在“谈西安事变”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到了公馆门口，一些人已经进去，总理提出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事先没有作这方面的准备，当总理提出后，我觉得涂作潮处比较合适。”周恩来非常谨慎，不提刮胡子而只是“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外号“木匠”、擅长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当时就住在张公馆旁，他在回忆中也提到了自己与周恩来见面时关于胡子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同志突然摸着自己的胡子，语气非常欢快对我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我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他说：‘不要紧。周恩来同志刮完脸后，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立刻同刘鼎走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对随后见到周恩来的张学良的表情进行了描述：“张学良惊讶地盯住周恩来，‘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笑着抹了抹下巴处答道：‘刚刚给剃掉了。‘那么长的美髯，剃掉真是太可惜了。”通常以为周恩来剃去长须是为了工作方便，但1937年4月初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穿着飞行服（转16页）（接10页）戴着飞行帽，于延安机场与前来迎接的毛泽东等人在飞机旁合影时也是长须飘飘（图5）。当时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谈判，在西安、南京等地往返奔波，与各种各样的高官显贵、达人名流打交道，根本就没有感到一脸的“美髯”有何不妥。换句话说，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前时间再紧也坚持剃须必定另有原因，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公开身份前必须改变面貌，以确保张学良的随从相信周恩来是初到张公馆。当然，张学良不由自主的惊奇反应是周恩来事先无法料到的。由此可见，张学良的脱口而出，真实地暴露了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事实。

最后是这张照片的来源。在张公馆内能够如此接近地拍摄张学良与周恩来及端纳会面的照片，只能是张学良的贴身心腹孙铭九。更重要的是，了解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关系，而且还在以后捐出了不少照片的也是孙铭九。不难断定，1986年2月，为了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孙铭九向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捐献的历史照片中就包括这张周恩来与张学良珍贵的合影。或许，孙铭九就是想用这张合影来证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与张学良非同寻常的经历与情谊。

至此可以认定，这张照片应该摄于事变发生前不久。

西安事变毕竟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而且更直接关系到张学良及东北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内心多少还存有疑虑的张学良事先不得不想方设法保留证据，以防不测。应该说，张学良这种准备必要退路以求自保的措施也无可厚非，而且随后演绎的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张学良的顾虑绝非多余。尤其事变发生后面对苏联政府的公开谴责，张学良迅速转变态度，及时把“革命”化为“兵谏”，其实质就是及时从“叛臣”转化为“忠臣”，充分显示张学良事先早已经有了必要的应急预案。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甘冒巨大风险，硬顶强大压力，始终坚定不移极尽可能地支持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显然完全出乎了张学良的意料。或许，此点正是张学良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依然心存理解和感激的原因。

这张难得的珍贵照片见证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合作与友谊，更见证了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出色的领导人，而且为了挽救革命与民族危亡，还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搏杀在秘密战线的最前沿。如此悲壮的史实，后人不该误读，更不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