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耀先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全国经济改革综合试点城市的沈阳，改革浪潮汹涌激荡，承包、拍卖、租赁等改革一浪高过一浪。而企业破产作为全国首个爆炸性试验，更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关注，而它作为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永远地载入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史册。

勇于担当：试点就是要敢于突破

1984年的沈阳，作为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重镇，当时的企业长期存在着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干部职工都是企业的主人，但却没有主人的责任感。在员工收入平均几十元的年代，一桶价值千元的高标号油，哥们几个在车间追打嬉戏，踢倒了却没人去扶;上万元的合金铸件卡在车床上，操作者去接个电话，磨蹭半天回来，零件已经报废。一厂之长呢，即使企业亏损了几十万元，也照样跷二郎腿喝茶水，因为他心里有底，大不了来个异地做官，拍屁股走人。而主管部门对长期债台高筑的企业也是强行拉郎配，用计划的手段将其兼并到效益好的企业。

如何破除旧习，扭转现状？怎样减少行政干预手段，多用市场之手管理经济，真正打破大锅饭，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刚刚上任不久的市长李长春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

1985年5月，在视察沈阳铝材厂时，面对这个经营得红红火火的企业，长春市长没有喜笑颜开，反而紧锁眉头。全市5000多户集体企业，像铝材厂这样效益好的还有，但经营差、亏损严重的更多。市政府每年要拿出大笔资金给这些企业堵亏损，这类企业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严重拖累沈阳的经济发展。对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没办法，“社会主义优越性”嘛，不能让谁饿肚子。一定要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对此，长春市长苦苦思索，思路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企业之间要提倡互相协作，互相支持，但不能排斥竞争;不能将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为此，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现在的企业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集体企业非常好，将来制定出政策，怎样鼓励这些好的企业，让他们更好，锦上添花。另一种倾向是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第二天，研究集体企业破产倒闭的任务，就下达给了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

我当时在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工作。一天，领导找到我，交待我一个任务：“长春市长给我们一项工作，对那些连年亏损，甚至资不抵债，全靠吃国家大锅饭的企业，能不能搞个倒闭法。我们注意你是从企业来的，对企业比较熟悉，这企业倒闭的法规就由你起草。”接到这个任务，我顿觉担子沉重，搞企业倒闭规定，这可是新鲜的东西！但又考虑自己从企业调来机关，应该努力工作，也展示一下自己，说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要搞出点名堂。于是，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企业，下基层开座谈会，记数据，搞企业经营对比。同时，我联系到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企业搞关停并转的情况，就查阅了一些企业整顿的历史资料。经过深入思考，我最后起草了“关闭企业的处理规定”。这个草稿经办公室全体同志讨论后上交给了政府办公厅，并直送市长李长春处。两周后，长春市长批回来了。当办公室主任把领导批回的文稿交给我看时，我头“嗡”的一下，像炸开了一样。长春市长批了一大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这无疑是被“枪毙”了！初到政府机关，刚起草的文件就遭到否定，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于是咬紧牙关，继续努力，下决心把这个“规定”搞出来。长春市长很理解具体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办公室主任和我谈话说：“不要气馁，搞不成别上火。长春同志叫我告诉同志们，继续努力做，并转告他最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虽仅仅几百字，但提到了企业倒闭，不妨找作者讨论一番或许有帮助。”我听了部门领导的谈话，对长春市长愈加敬佩。他不但能指出具体工作同志的不足，而且善于启发和帮助同志从困境中走出来。随后，我反复研究长春市长的批示，逐步理解领导意图，又进行了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找理论工作者探讨，去北京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请教。专家们了解了沈阳想搞企业倒闭规定的想法后说：“沈阳有人才，沈阳的想法同中央不谋而合。”方方面面的信息与鼓励，坚定了我搞下去的决心。于是我又一心一意地跑企业征求意见，找厂长、技术人员、老工人做调查，甚至家访，最终结合领导批示精神，终于领悟到，长春市长的想法是要用经济规律的手段来治理企业，不要用行政手段、长官意志去解决问题。后又经反复调研和深入思考，我重新起草了《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企业破产倒闭规定》并送交领导。时隔仅一周，便接到了长春市长对文稿做的批示：“请速提交政府常务会讨论试行，并征求各常委意见。”办公室领导拿着经市长批示的文稿，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破产规定稿市长批回来了！他同意了，我们再修改后上政府常务会讨论。”大家对我又是鼓励又是夸赞，要我再接再厉往前冲。

此后，我们对文稿多次研究修改，按市长批示，反复推敲和讨论。长春市长也亲自数次组织讨论征求意见。记得在一次有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征求意见会上，赞成意见与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论极为激烈，问题统统被摆在了桌面：

“全国都没有破产的先例，沈阳这么搞有多大把握？过度超前可容易变成早产儿。”

“现在的改革措施还不配套，国家还没有企业法，我们确先来了个破产规定，而且规定破产企业可以不足额偿还债务，行得通吗？外地债权人承认你这个地方法规吗？他们向当地法院起诉怎么办？”

“破产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旦真的破产了，职工具备不具备这种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会不会由此出现其他问题，比如社会的稳定？”

“搞倒闭试行规定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但目前我国法典上还没有这个规定，立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恐怕很难出台。”

针对税务、银行及司法等部门的意见，在对企业破产界限、救济金核算、职工重新就业、资产处理、责任追究等具体问题详细讨论后，长春市长沉稳而坚定地说：“搞这个东西既然是改革的需要，我们就设法让它出台。我看今天的会议很好，就这么定了，文件要发。”他的声音果断而洪亮，“请同志们注意，我们沈阳市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城市，既然让我们改革，让我们试点，我们就需要有突破，如果说都要按照旧体制的条条框框进行处理，不敢越雷池一步，改革还怎么搞？如果有什么问题，上级追查下来，你们就说这是由沈阳市政府定下来的，我定的！破产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搞这么重大的实验，就必须要有突破，这样重大的突破会有风险，我们就是要冒这个风险，去创新，去锐意改革。”

那次会议整整进行了大半天，长春市长一直没有离开座位，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并不时询问具体情况。他神态自若，表现得从容、自信。

长春市长对这次改革试验极为慎重，他部署具体工作人员再多征求些司法界和法学理论工作者的意见。他又将文稿送至市人大审阅，详细说明了他亲自做这项工作的具体细节，并提出建议试行的范围。市人大领导批注：“同意。”1985年2月9日，长春市长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沈政发【1985】24号文件《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经过10个月酝酿、6次修改，在一片争论声中，在各种迟疑、观望、不安、等待的目光中，这个人称中国首部“破产法”的《规定》终于在共和国工业重镇沈阳诞生了，其文稿及相关资料后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操作审慎：先警告后破产

《试行规定》下发后，领导同志指示：“我们的规定要有震慑作用，对经营差的企业是鞭策，促使他们没有后路可走，如同在他们背后击一猛掌，要他们振作精神，奋力一搏。但我们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在那里束之高阁。我们要继续探索，付诸行动！”长春同志指示要具体工作部门负责实地调研，对那些无扭转希望的企业实行破产处理。在具体操作上，他要求处理企业要慎之又慎，明确提出“要先发警告令”。同时，他要求准备工作要充分。记得他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性重要会议期间，在中午休息时还打来电话了解沈阳企业破产情况。一次，我接他的电话，整整汇报了40分钟。他详细了解企业的反映，具体到哪个企业，哪个厂子，工人是怎么讲的，如何评价我们的规定，甚至要求说出具体姓名……他说，你们要准备个具体方案，越细越好，避免有纰漏。

不久，市政府对沈阳市3家企业进行了黄牌警告，它们是防爆器械厂、农机三厂、五金铸造厂。这次警告会是在政府会议室召开的，受警告企业的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场气氛严肃而紧张，静得几乎针掉在地上都会听到声响。我注意到，有的工人代表在颤抖，反应异常激烈。“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企业再搞不好，可是没出路了，这就只能是背水一战了。”

警告会后，我来到五金铸造厂，正赶上企业召开职工大会。只见厂长周桂英站在厂区的一个制高点，声音嘶哑地大声说：“我们企业收到了黄牌警告。过去企业搞不好都是我的责任，我们要争口气，要拼搏一次，非摘掉黄牌不可！”职工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周桂英讲话时流泪了，她郑重宣布，今天是我们的厂耻日，要记住，我们要雪耻，一定干出个模样来，要使我们五金铸造厂重新站起来！”全厂职工激动了，一片悲壮的哭泣声。后来，五金铸造厂职工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一年后，该厂摘掉了黄牌，获得了新生。

然而，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终因无力回天，正式宣布破产，成为共和国破产的第一例。破产宣告会在沈阳迎宾馆举行，会场灯光闪烁，长短相机咔咔作响。记者们接二连三地向主持会议的副市长李中鲁发问。李中鲁神情严肃，沉着应答，脱稿讲了很长时间，人们带着诸多疑问和不解接受这个现实。

防爆器械厂厂长交出了营业执照。他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我们被淘汰了！企业破产倒闭固然是不光彩的事情，但它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从我们厂破产倒闭的沉痛教训中，我们认识到，大锅饭保不住了，企业职工再不能不珍惜自己主人翁地位了。政府对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的措施，做到了老有所养，残有所归，难有所帮，职工听后深受感动，表示我们绝不怨天尤人，更不悲观失望，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能坐吃救济饭，愿在政府的帮助下，广开就业门路，努力工作，奋发向上，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李中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企业实施破产倒闭处理，对彻底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亏损企业吃盈利企业“大锅饭”，扫除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部群众照端“铁饭碗”的不合理现象，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人们意识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作为企业，不仅应获得经营成功的利益，也要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对那些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的企业增加破产倒闭的危机感，迫使企业千方百计扭转困境;对经济效益一般的企业，会促使他们改变那种不思进取，亏盈无人问津、兴衰与己无关的状况，增强奋发向上的紧迫感;对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也会产生警戒作用，激励他们努力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对广大职工来说，会增强他们和企业荣辱与共的主人翁责任感，更加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兴衰。

影响深远：为国企改革打开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

防爆器械厂的破产，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纷纷刊登和播发报道，港、澳、台媒体也争相报道。“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倒闭，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1986年8月3日，将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重要一页载入史册。”国务院法制局负责同志称，“这是地方立法的典范。”

日本读卖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伦敦日报以及法新社、路透社等26个国际新闻机构也做了重要报道。《费加罗报》称：“沈阳市实行破产倒闭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锅饭迈出了新的一步……”日本东京广播电视中心驻北京记者向国内紧急电传：“中国沈阳，一项重大的实验：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破产，这是怎样的壮举？！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经营企业，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企业破产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长春市长当时讲：我们的改革着眼点是发展，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激励人们奋起向上。社会主义绝不是吃大锅饭，绝不是靠国家维持，要看我们所做的是否合乎经济发展规律。他的话让人回味。

企业破产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确是大胆尝试。这一令人瞩目的试验，国内理论界、经济界、法学界纷纷加以关注。黑龙江、河北、天津、江苏、成都、武汉等省市来函询问企业破产倒闭的相关问题;省内外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来信索要相关资料，或就相关问题给市长写信探讨。长春市长要求毫不保留地向咨询者提供，并批示一一作答。有人直接给他写信探讨有关问题，他亲自作答，实在忙不过来就亲笔批示工作人员要认真逐一回复。

企业破产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自然也有不同反响。当时的关键问题还是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破产企业职工有人认为，我们参加工作就是有了饭碗子，现在企业破产我们的“铁饭碗”打了，这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上不同声音同样不绝于耳。有人提出，国家还没有企业法，怎么就弄出了破产法，这企业的生法没有，就有了死法了？我看沈阳的破产法非夭折不可。有的领导干部也提出了问题甚至责难。对此，长春同志说：“不同看法甚至意见我们应该理解，新事物就是新事物，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他就此有针对性地在经济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实行企业破产的必要性》，对企业破产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性质、特点及未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他锐意改革和勇于探索精神可见一斑。

概括来说，沈阳市破产倒闭规定的实施，主要解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企业存在不存在倒闭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破产法，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存在着破产倒闭？这是相当一部分人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是国家的，倒闭岂不是倒国家的闭，倒闭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谁也不能也不敢触及企业实际已经倒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甚至有人把企业不存在倒闭看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问题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沈阳破产实验的意义所在。

第二，破产倒闭是当时深入推进改革的必要措施。那时，一个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只能运用行政手段的办法，由主管部门把企业拆散，把职工硬性分配到其他效益好的企业中去，以此来消灭亏损，而企业干部换个地方照当，职工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也就是以穷吃富，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既不能激发亏损企业的向上精神，又不能调动盈利企业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破产倒闭是改革的必然结果，它来源于改革实践，又必将为改革的实践服务。

第三，破产倒闭不是为倒闭而倒闭，是为了减少和避免更多企业的倒闭。破产倒闭办法明确规定，对达到破产倒闭界限的企业，限期一年进行整顿和拯救。可以看出，破产倒闭意在促进破产倒闭的企业产生转化，变压力为动力，使企业重新振兴。对确实无力振兴的企业进行倒闭处理，则是惩一儆百，防患于未然。所以说，破产倒闭是深化改革的一项积极措施，绝不是对破产倒闭企业的简单惩治和惩罚。另一方面，采取拯救政策减少企业倒闭，并不是依旧采取行政手段扶持企业“不倒闭”，它主要强调企业的内部变化。如果为减少企业的倒闭，甚至过分地从外部帮助企业复苏，也是不正确的。这样不但调动不了企业的积极性，反而使得企业产生依赖，不利于企业发生质的变化，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实践证明，沈阳企业破产试验是成功的，它为我国制定和实施企业破产试验提供了样本。2014年初夏，长春同志重返沈阳，在友谊宾馆与辽宁省并沈阳、大连两市的领导和老同志欢聚一堂，座谈他的新著《辽沈大地改革潮》。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改革开放的往事作抒情畅谈，并就《辽沈大地改革潮》文稿请大家提出建议和意见。”与会同志发言热烈，畅谈辽沈大地的改革热潮，回顾那恢弘的历史画卷。老同志回首往昔，喜看现在，展望未来无不感慨万千。长春同志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插话和同志们分享改革的喜悦，同时盛赞老同志“为改革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强调说：“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不是哪个人的功劳，是全体领导班子同全市、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辽沈大地的一员，我们的所有成绩都是中央、省市领导下取得的。”

座谈会结束后，长春同志热情地同省市领导及老同志合影留念。在同我握手留影时，他亲切地询问我的年龄，鼓励说我是“专家”，在改革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读罢《辽沈大地改革潮》，我感到，过去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们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并要加强“依法治国”，为实现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