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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发展及当代启示——基于历次党代会文献文本的研究

2015-04-16李宝艳

关键词:党代会民生话语

李宝艳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百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不断得以构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历次党代会文献,客观而生动地记录着这一理论自觉的求索过程。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有必要从历次党代会文献文本角度,分析党的民生话语体系的发展演变,为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党的民生话语影响力,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历次党代会文本体现的民生话语的建构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已召开过18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文献文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生话语强调基本生存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内军阀混战、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求得民族独立是保证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代会文献文本中,消灭阶级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生话语体系的鲜明时代特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一大”,下同)(1921年7月)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等社会目标[1]。党的二大(1922年7月)则根据革命形势和我国国情,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当时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这就把社会建设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联系在了一起。党的三大(1923年6月)认识到团结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重要性,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2]。党的四大(1925年1月)再次重申了民生建设实现的社会背景,指出革命唯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3]。党的五大(1927年4月)在全国形成3个政权的错综复杂形势下,虽然在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没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但在民生话语表达上则再次强调了“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3]。党的六大(1928年6月)肯定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作用,并在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中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等具体的民生政策[4]。党的七大(1945年4月)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再次明确党的政治路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而在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上,党的五大通过了《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党的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党的七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反复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农村实现社会革命。

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文献反复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并把进行土地革命、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强调耕者有其田,凸显了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保证民生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这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生话语体系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话语强调人民生活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党的八大(1956年9月)胜利召开。在一个经历了百年贫弱、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为党的八大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对“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即主要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党的八大同时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文化支出的比重提高到60%~70%,而把国防和行政支出的比重降低到20%左右”“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6],等等。作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党的八大明确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在民生话语上着重对关系民生的收入、居住、医药、福利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划,体现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温饱问题、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自觉。

(三)十年“文革”:民生话语缺失,党的工作重心逆转

党的八大在民生问题上的理论探索与话语表达,无疑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深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党代会关注的重心发生了极度偏差。党的九大(1969年4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6],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党的十大(1973年8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7],在政治路线上是党的九大“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党的十一大(1977年8月)虽然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政治报告中重新出现了民生话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7],但党的十一大没能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纠正了这一错误。

(四)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话语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随着民生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7次党代会,其民生话语表述和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在人民温饱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基本生存权有了保障和改善的同时,民生话语越来越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7]。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1987年10月)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而其中的第二步,也就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8],则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小康话语在党代会报告中开始出现。党的十四大(1992年10月)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提出了我国发展战略的“小三步走”战略,并指出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8]。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提出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关注民生的最大体现。党的十七大(2007年10月)第一次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提,并具体明确地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2012年11月)则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小康”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改革开放以前,小康思想一直被视为小农经济、不思进取的代名词;改革开放后,“小康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语言表述,表明党对民生目标思考的深入和细化。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的18次党代会文献文本,鲜明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在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方面的探索与成就。总的来说,其民生话语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的内在逻辑:

(一)从革命话语体系向执政话语体系转换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与此过程相对应,革命话语是以除旧立新为显著特征的。而执政则是指一个政党在获得政权后为巩固政权、获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而进行的政治行为,其话语以建设为重,并致力于将政治纲领付诸实施。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拉开了我国近代化序幕,民族的独立、国人的温饱、社会的安定等诸多问题相互叠存,没有民族的独立,民生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党的一大到党的七大文献文本中可以看到,“消灭阶级”“消除内乱”“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等表述频繁出现,革命话语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民生思想的直观表达。深深扎根于近代多灾多难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背景、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与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迄今共召开过11次党代会。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民生话语基本停滞外,其余的9次党代会文献在民生话语上,都带有明显的建设特征。从大会报告话语表达的词频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4次党代会,“阶级”一词出现的次数:党的八大为158次,党的九大为264次,党的十大为70次,党的十一大为247次。而“经济建设”一词,在党的九大、十大中出现的次数竟然为0[9]。民生话语淹没在阶级斗争的“左”倾潮流中。改革开放后,党的民生话语开始回归理性和自觉。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经济”一词分别出现的次数为104、206、197、178、141、107、104 次,“建设”一词分别出现的次数为 41、119、173、141、156、191、194 次,而“阶级斗争”一词几乎不再出现[9]。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社会”“发展”两词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一词出现了319次,位居第一;“发展”一词出现301次,位居第二。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大民生话语体系,党代会文献文本在民生表达方面的历史演进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已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民生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使人民的生活与发展水平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为提高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普遍信任与认同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坚实基础。

(二)从突出生存权向突出发展权转换

民生,既指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又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民生一般是指民众的基本生计。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至关重要,“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10]。但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当时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领导阶级。而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话语,是对时代境遇的一种反映和选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建立统一、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要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制度革命、生产关系改造、生产力发展进入到人的全面发展[11],并实现了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个民生话语的协调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即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基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2]。由此,民生话语回到了其本质含义,不仅关注人们的生存,而且关注人们的发展。让人民享有公平公正的机会,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成为新时期民生话语的显著特色。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要求。

(三)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换

从历次党代会文献文本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并提,体现了民生话语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具体可操作的民生,成为党代会越来越关注的话语。如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表述上,党的十六大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强调了“人均”,指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则首次明确提出“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指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民生话语表述上,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再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从宏观走向微观,目标更加具体、可操作,真正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民生目标。又如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问题上,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则更为具体地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2]。可见,在收入分配上,党代会文献在表述上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注重社会的和谐与公正的民生理念。这些民生话语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转换,体现了党对民生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民生话语建构与发展的当代启示

在当前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3]。民生建设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文本对民生话语的建构与转换逻辑,对增强当代民生话语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民生话语构建必须充分表达党的性质与宗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生话语是基于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前提的,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基本切入点。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民生需求,党在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普及教育、引导青年、促进就业、公正公平等问题上,总结概括了一系列的经验与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生”一词,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2]。这些,既是党在新时期的民生目标,也契合党成立以来一贯的目标和宗旨。90多年来,这些民生努力与话语表达,不仅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更为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了力量。在当代,民生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要更加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表达出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要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民生话语更接地气,更贴进百姓所急所想;要体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在民生内涵上更加凸显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二)民生话语构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色

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某种话语总是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于某一特定的权力意志。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并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均提出和建构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民生话语体系,敏锐地把握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脉搏,有效地回答了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个时代课题,并在此基础上使自身的话语主题得以有效拓展。21世纪,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促使世界各国的竞争加剧、交流加深。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渗透的重要特点。经济高速发展虽然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但西方话语霸权、多样化社会思潮、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网络化的负面效应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挤压。中国共产党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国际地位,在国内改革中凝聚社会共识,就必须构筑和巩固自己的学术阵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15],尤其是在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话语的构建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色。在当代,民生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色,就是要坚持民生话语的主动权,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力;要注重民生话语的学术表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注重民生话语的多样性与深刻性,满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民生话语构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在社会多元化、世俗化的今天,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显得尤为迫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就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16]。民生话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也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与理论品质。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就体现了政治民生的与时俱进;“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体现了生态民生的与时俱进。而在外交上,目前,我国公民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海外民生工程也需要同步跟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12],就体现了外交民生的强大话语。在当代,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民生话语构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民生话语必须具有创新性,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全方位的大民生话语;民生话语必须具有包容性,吸收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作出有说服力的表达;民生话语还必须具有前瞻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焕发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的生命活力。

[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2,4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6.

[3]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2册[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2:50,16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00.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1.

[6]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3册[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2:206,242,332.

[7]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4册[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2:74,138.

[8]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5册[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2:71,196,320.

[9]路伟,张梅.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建国以来历届党代会主题报告的一项词频分析[J].现代语文,2010(7):75-79.

[10]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25.

[11]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12-122.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29,34,36,39,47.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5.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

[15]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5-12.

[16]陈锡喜.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原则和重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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