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林

“和同”思想与景德镇陶瓷文化

■朱景林

“和同”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多样性统一的认识。“和”是矛盾的统一，“同”是否认矛盾的存在，强调绝对的同一。陶瓷本身是“和实生物”的结晶，景德镇陶瓷文化受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的影响，与中国饮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域外文化以及“官民竞市”的政治文化交互融合，实现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统一，“和同”思想奠定了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断，成就了其世界瓷业中心的地位。

景德镇；陶瓷文化；和同思想；和实生物

朱景林，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北京 100083)

景德镇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一座单一性手工业城市，陶瓷发展较早，“新平（景德镇）冶陶始于汉世”，宋代时就因瓷而扬名，元代瓷业发展已初具都市规模，明清两代更是进入了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奠定了世界瓷业中心的地位。“诚以瓷货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也。”［1］（P3）景德镇陶瓷起步并不突出，但能在激烈的南北名窑竞市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创造出世界闻名的陶瓷文化，其陶瓷发展绝非一时之偶然，千年窑火不断的背后是文化理念的支撑，其中就不乏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和同”思想。

一、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的阐释

“和”、“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贤哲们对此已进行了大量探讨，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西周晚期的太史伯提出的“和同”论。《国语·郑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史伯把“和”与“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了出来。

“和”是矛盾的统一。“以他平他谓之和”，“他”是与“我”相对，指的是相异的两种事物；“平”，有协调、均衡的意思。认为事物只有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和实生物”，产生新的事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国语·郑语》) “和”是事物发展的基础，把握好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 “同”是指无矛盾的、绝对的统一。“以同裨同”，是指同一种事物如只有数量的增加，性质却不会改变，也无法产生新的事物。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所以，这种缺乏多样性的简单同一，事物无法存在，难以发展。“同”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要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这一思想后来得到发展。《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子与齐侯的一段对话，晏子用“烹鱼肉羹”的形象事例来解释对立统一的“和”的重要。“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认为烹调应当是水、火、醋、酱、盐、梅、鱼、肉等多种物质相互作用，取长补短，才能去除腥膻异味，调和好五味；反之，同是一味，“以水济水”必定“食之无味”难以下咽；音乐也是如此，五音相互配合方能奏出悦耳的乐章。强调事物之间的矛盾统一性，有利于事物发展。认为事物的“和”是由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相济”而成，通过各种因素相互补充转化，才能达到新的统一，而看似符合事物发展的一味求同只会适得其反。与晏婴同一时代的孔子也极力推崇“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老子也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些思想都体现了早期人们对世界多样性统一的认识。

“和”是矛盾的统一，“同”则是否认矛盾的存在，强调绝对的同一。“和”主张在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各种不同的事物参与其中，以一定关系相联结，发挥它们各自的独特作用，使事物健康发展。一味求“同”，追求表面无矛盾的统一，这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事物也难以健康发展。

二、陶瓷是“和实生物”的结晶

陶瓷是“由粘土或主要含粘土（尚有长石、石英等）的混合物，经成形、干燥、烧制而成的制品的总称。包括陶器、瓷器、炻器等”［2］（P214）。陶瓷制品按使用范围来说，一般可以划分为日用饮食器皿、艺术陈设品、建筑卫生器材以及各种工业用陶瓷四大类。

从材料来看，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是多种材料烧制融合的技艺。瓷器是在陶器制造技术不断发展提高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烧制就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景德镇在元代就开创了“瓷石-高岭土”两元原料配制瓷胎的方法，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减少了瓷胎烧制过程中的变形概率，提高了瓷器的热稳定性，制瓷原料的二元配方是景德镇制瓷技术的一大进步。

从制作来看，景德镇陶瓷“一器之成过手七十二”，是在不同工序相互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完美统一。景德镇陶瓷根据制瓷的需要、技艺提升的要求，分工制作极为精细，每种工序均有相应的技艺要求，彼此配合，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明代宋应星称：“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天工开物·陶埏》）即是对景德镇古代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明代后期景德镇主要陶瓷产品是青花瓷器。以青花为例，“一器动累什百，画者则画而不染，染者则染而不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3］（P37）到清代，景德镇不仅单个制瓷生产单位内部分工精细，而且整个制瓷业中行业分工也很细。《景德镇陶录》中列有18个专业，窑户有制匣钵、装匣、满窑、烧窑、开窑之分，红店有加彩、烧炼之别。正如拉狄克所说：“每个中国之瓷厂，皆莫不有自己之专技，若计算之，直至造成卖出之时止，每件磁器，须经工人之手五十云”。［4］（P116）

景德镇陶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根据生产的需要，技艺的要求，在这一行业中，分解出不同的看似孤立的各种工序，却彼此分工负责，配合协调，“和实生物”，共同促进瓷业的进步。

三、景德镇陶瓷“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统一

景德镇陶瓷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原因是“和而不同”地与多民族、多国家文化的融合统一，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技艺，博采外来文化的精华，大胆革新，“和实生物”，创造了许多新的装饰、新的造型和新的品种，从而奠定了景德镇在全国的制瓷中心地位。

（一）景德镇陶瓷与饮食文化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瓷器由于胎质坚致细密，耐酸碱，耐高温，和食物接触不起化学变化，且器表光滑，容易揩净，不利于细菌的黏附和繁殖。因此，非常适合饮食器具。原始社会的陶器造型，就以适用生活需要为目的，主要有装水的壶、盛食的鼎、贮藏的瓮和洗涤的盆等，这些造型设计，承载着方便人们生活的实用思想。“具体地说，陶瓮或陶罐可以储藏粮食，陶壶或陶瓶可以盛水搬运，陶釜、鬲、鼎可做炊具，陶碗或钵可做食具，陶刀可收割谷物等等。”［5］(P7)陶瓷的制造反映了人类的生活需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茶文化和酒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饮茶之风盛行，茶具开始从饮食器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特定的饮茶方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饮茶器具。唐代流行煮茶饮用法，是先把茶叶加工煮熟，然后连同茶末，茶汤一起喝掉。所以，唐代饮茶的主要器具是瓷壶和瓷碗，唐代瓷碗的造型及容量，正好适应这种饮茶方式。发展到宋代，不再盛行直接煮茶，而是风行“斗茶”，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实为一种品评茶质好坏的比赛活动，其中尤为看重茶汤的色泽。“斗茶”使得饮茶器具亦随之变化，由饮茶的瓷碗演变为茶盏，由于黑釉茶盏更能反映出茶汤的色泽，故为盛行。茶盏的外观设计亦迎合了“斗茶”所需，它敞口，下狭上宽，斜壁小底，类似倒过来的斗笠，故俗称“斗笠碗”，这样既便于盛更多茶汤又易喝干不留茶渣，把茶具设计与饮茶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的不断演变，陶瓷茶具也相应得到发展。陶瓷酒具的设计也是如此，生活方式和酿酒技术对陶瓷酒具的设计产生显著影响，不同的酒需要不同的酒具匹配。像元代后期，由于蒸馏酿造技术的发展，酒精的度数得以提高，相应的酒具器形也逐渐缩小。

陶瓷是人造物品，属于人化自然，是为满足人类的某种生活功能而产生的，是实现这种功能思想的对象化。例如设计生产出的茶具、酒具等，其材料选择、外观设计首先是满足它的使用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满足这一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这些制造出的产品又经过不断修饰，逐步融进人的真善美思想，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

（二）景德镇陶瓷与书画艺术

中国书画博大精深，其渊深广博的艺术滋润着陶瓷绘画。中国画抒情寓意，追求神似的意境，墨线为主的造型手段，程式化的表现方法，还有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表达等等无不给陶瓷绘画以营养。“中国陶瓷在发展过程中，其作品题材就宣传、表现、遵从了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历史、民族感情等内容；学习了青铜器、石雕、篆刻、泥塑、漆器等多门艺术，吸收其艺术营养以丰富自己，学习与运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艺术纹样，创作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6］(P671)

在唐代，随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开始把中国书画的技法与表现形式移植到陶瓷的装饰设计，既能根据立意内容选择陶瓷器形，也能根据陶瓷器形安排立意内容，运用简练生动的笔法在陶瓷上创作栩栩如生的绘画或书写诗词警句，使得陶瓷文化与书画艺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实现中国书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有的直接从绘画中提取元素作为陶瓷装饰的纹样，像陶瓷装饰的“牡丹”“莲花”“萱草”等植物花卉；“凤凰”“孔雀”“鸳鸯”等动物纹样很多就来自中国绘画的图案。

陶瓷与书画的结合开创了崭新的艺术形式，像粉彩艺术，就较多地吸收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其整个装饰构图、设色都近似中国画。陶瓷绘画在19世纪之前，都是画匠根据画稿，在瓷坯（素瓷）上进行描绘，到19世纪中晚期，在景德镇以“珠山八友”为代表，开始以瓷为纸直接绘画。“文人画的书卷气反映到陶瓷工艺美术创作中，当首推‘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以瓷当纸把中国书画移植到陶瓷上，让它们成为不可分割的综合艺术。”［7］

陶瓷装饰不仅博采中国书画的创作技法，还从版画中吸取营养。在明代，中国版画艺术已形成许多流派，如金陵派、徽派、建安派等，这些版画有的作为书的插图，有的作为画谱，自成系统，非常兴盛。陶瓷装饰的题材有许多就取自当时的版画画稿，如明永乐官窑的十六子婴戏纹碗、清乾隆瓷器上的婴戏纹上，就与版画“九子图”上的婴戏纹相似。景德镇陶瓷广泛吸取民族艺术与工艺的艺术营养，如漆画、帛画、年画、景泰蓝工艺等，丰富景德镇陶瓷的创作语言，也使景德镇陶瓷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与民族艺术风格。

（三）景德镇陶瓷与域外文化

伴随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传播到整个世界，对外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影响我国的陶瓷创作，丰富了景德镇陶瓷的文化内涵。

陶瓷装饰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元代将佛教法华器制作移于瓷器之上，创造了一种三彩法花器，明代之景泰蓝，也是摹仿法蓝而有‘青出于蓝而更胜之’之概。明代的青花，采用苏尼勃青、回青；红色釉瓷，采取槟榔屿紫矿，胭脂石，在中国瓷器艺术上，都放了异彩。”［4］(P96)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往的频繁，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伊斯兰文化也给中国青花瓷器的制作以启迪。“景德镇依照西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制作出大背壶、天球瓶、帽壶等青花瓷造型。其中适应穆斯林生活习惯，口径在60厘米左右的大盘，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流行。”［8］(P413)清乾隆时，景德镇已开始直接仿造洋瓷，包括胎质、造型、颜色釉、彩绘以及画面等。

制瓷技艺得到交流。“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相传就是用进口的青料，即苏麻离青，而且这一时期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也都反映接受了外来的影响。”［16］随着16世纪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西洋绘画技法也渐渐流入中国。在色彩上，中国画讲究固有色，即色调一致，无光线感，而西洋绘画讲究条件色，即色调有浓淡之分，追求光感。清代效法西洋技法使陶瓷装饰越发迷人，康熙晚期烧成的珐琅彩瓷，是在吸收西方金属珐琅技术并成功移植瓷胎的成果，是画珐琅技术与中国传统制瓷技艺彼此融合的产物，即“瓷胎画珐琅”，这种逼真、新颖的表现方法使看惯了平涂五彩的中国人耳目一新。

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是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各产瓷区的陶瓷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景德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征。

（四）景德镇陶瓷与“官民竞市”的政治文化

封建统治阶级设立官窑的初衷是为一己之私，但客观上奠定了官民竞市的局面，促进了瓷艺的提高和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发展。明清两代的御器厂，都设立在景德镇的珠山。官窑因由官府督办，统治者往往不计工本、力求完美，这些因素促使景德镇御厂汇集天下技艺高超的制瓷工匠，使用最优良的原材料，以最严谨的制作工序，在威严皇权管理下，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制作出当时最高水准的瓷器。中国瓷器制作史上，历代官窑瓷一直是该时期瓷器最高制作水平的代表，不仅质量凌驾于民窑，纹饰、造型也足以引导全国制瓷发展方向，它对瓷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大西林五郎在《支那陶瓷全书》中称：“入宋代，陶业咸受王室之保护。彼之定、汝、官、哥诸窑，皆在敕令下而经营者，于是陶工遂占受世人崇敬之地位，此宋代陶瓷业发达之因由。”［4］(P45)

官窑的督办客观上也促进了民窑的创新，推动了整个陶瓷行业的进步。御厂工匠均选拔于民窑，当他们在御厂学习、掌握先进制瓷技术后，必然流传到民间。官窑的造型、装饰风格也会受民窑竞相模仿，促进了民窑技艺，提高了民窑质量，壮大了民窑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使得后来封建统治者干脆实行“官搭民烧”，直接利用民窑烧制御器。“官搭民烧”不仅包烧，也包做。早自元代，宫内用瓷就由内府设计样式，然后送到御厂按样烧制，明清两代也延承了该项制度，这样御厂先进技术能够迅速传入民窑，同时民窑造型与图案也经常成为内府样式设计的参考器物，导致部分官窑隐约带有民窑影子。“官搭民烧”是对景德镇民窑陶瓷生产水平的认可，提高了景德镇民窑的声誉，促进了民窑技术的进步。官窑与民窑在竞争中互相学习、相互激励，最终互惠互利，在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局面，即民窑器与官窑器在市场上出现相互竞争出售的局面，这对发展各自制瓷技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陶瓷本身是“和实生物”，陶瓷的发明最初只是承载着实现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简单想法，随着社会发展，体脑的分工，陶瓷在实现人类物质需要的基础上，进而发展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它的造型、装饰反映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追求。陶瓷并非一种简单的生活器物，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既服务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又要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和同”的辩证思想支撑着景德镇陶瓷的持续发展。

［1］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辞海·工程技术分册（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3］(清)蓝浦，郑廷桂.连冕.景德镇陶录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1959.

［5］谢端琚，马文宽.陶瓷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霍华.陶瓷述古［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7］戴征艺,江和先.试析诗书画在陶瓷工艺美术中的结合［J］.江苏陶瓷，2011，（6）.

［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胡 炜】

G122；J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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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1－0134-05

江西省教育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拓展:基于景德镇陶瓷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3YB053）；景德镇市软科学项目“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教育价值及其发展研究”（景科字（2011）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