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贡献

2015-04-14程水栋

江西社会科学 2015年11期

■程水栋

■程水栋

毛泽东同志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之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探索

程水栋，上饶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江西上饶 334001）

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于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早期的有益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对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造道路的早期探索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和希望，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直接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滋养，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义，也不是包医百病的良方，而是实践研究的出发点和为这种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2］(P742-743)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过程中，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说教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按照中华民族的特点去应用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比喻为箭与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3］(P820)，才是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继续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苦苦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他在系统总结大革命时期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于1928年秋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全面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总结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形式和经验，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4］(P299-300)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是共产国际分管中国的代表们认识到的，他们并不认识或者不很了解中国国情、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而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来认识到的。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为找到适合我国自己发展的正确之路树立了榜样，提供了道路自信，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看来，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他在谈到我国工业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只能造一些桌、椅、碗、壶之类的东西，至于飞机、坦克、汽车之类的先进设备就造不出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只有走工业化道路，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5］(P329)而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另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之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5］(P299)由于当时我国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和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居于领导地位，从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之路完全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间、条件、步骤和方式等都做了深入研究和客观分析，并在195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一化三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理论，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举、积极引导和逐步过渡的方式，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和平赎买”这一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改造方法，顺利完成了改造任务。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改造理论与成功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积累了历史经验，从而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展开。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随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我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开启了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航程。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只有向苏联学习，进而照搬照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我国实施的“五年计划”就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项目就是在苏联经济专家的指导下制定和帮助下完成的。

但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和弊端，更是与中国“水土不服”。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召开了二十大，他在大会作了关于批判斯大林的一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严重错误，破除了迷信，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6］(P33)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讨论会上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通过这种结合，要“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P9-1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利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并以此为基础，在1956年4月和5月召开的两次大会上，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要向外国学习，但要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不能毫无目的地学，不能照搬照抄，机械套用。而且主要是学他们的长处、优点，他们的短处和缺点，当然不能学。毛泽东深有体会地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8］(P41)“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P23)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多次会议和场合中都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里，他能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他认识事物的基本原则，更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的经验是错误的。”［8］(P176)过去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8］(P79)。1960年，毛泽东在他写的《十年总结》的文章中谈到，在提出十大关系之前的八年，基本上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但从《论十大关系》提出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9］(P213)。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理，从十二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有关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论述了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问题，提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肃反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8］(P371)。毛泽东为此还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方法。这些思想对于分析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意义。总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等有关会议上所作的深入思考和科学论述，成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8］(P369-370)“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可是到了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象又不是真革命了。”［8］(P371)

三、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初步设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对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问题，进行过较为全面的初步设想和探索，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完善和补充。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形成，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勾画了基本框架与模型。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这个革命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把这两步看作文章的上、下两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10］(P276)。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多篇报告里，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和有益探索。在毛泽东看来，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只能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其政治纲领就是要推翻来自国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铲除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的政治制度”［3］(P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美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有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本质和性质即“国体”，是“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即“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11］(P677)

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都要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管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对于国内的私人资本主义即民族工商业经济，采取保护、支持和发展的政策。对这个政策，当时还有人怀疑，认为共产党压制发展个性，反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能保护私有财产。针对这些疑问，毛泽东做出了正面回应和反驳，认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是不对的。正是由于民族和封建压迫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个性发展，阻碍了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而我们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3］(P1058)。

毛泽东在探索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性质时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帝国主义的和半封建性质的文化，它们相互勾连，形成了文化上的反动联盟，共同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在毛泽东看来，这类相互勾结的反动文化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11］(P695)。“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文化生力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且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中的最伟大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以，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3］(P1058)

1954年9月，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并正式颁布实施。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国家机构、政权组织形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原则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还规定了其他有关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既坚持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又符合我国自己的实际和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能够一直坚持和发展到今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初步设想和实践探索，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雏形。

四、结语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探索和贡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探讨的问题非常众多，这一切艰苦探索形成和积累下来的实践经验、理论成果和失误教训，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财富和重要启示，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瑕不掩瑜，不能因为他犯了一些错误就抹杀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奠基者和探索者。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12］(P296)他在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时强调指出：“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2］(P345)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维护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提出了 “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原则，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成果，是我们把握现实和开创未来的出发阵地，“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1］。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12-2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7］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