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选择合作行为还是差异行为，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政治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学家罗弗尔曾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1］(P3)一国对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根源，换言之，国家之间的差异行为和合作行为都可以在政治文化中找到本源。

国际关系学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决策，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政治文化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2］［3］；二是比较两国政治文化的异同，分析两国差异与合作的行为［4］；三是从宏观上探讨政治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5］［6］。应当说，这些观点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政治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仍可以进一步探讨。在笔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学界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其操作尚不能达成一致，因此，用政治文化的视角解释国际关系就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

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例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的要素界定为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三个方面。［7］(P16)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学者也掀起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热潮。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有三种不同的界定方法：政治文化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8］(P159-160)，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9］，在结构上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政治价值评价层次、政治心理层次［10］。笔者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层次、政治心理层次和政治价值观层次。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差异，那么，这三个层次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差异行为？这既是国际关系学界有待解释的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实际困惑。

一、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中的差异行为

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1］(P3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体现的是特定阶级的利益，是特定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的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具有的阶级属性，使得中美两国对事物的认知出现各种差异，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识的分歧是导致中美差异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其历史短暂。美国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那样的包容性，更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厚度去融合其他各种外来文化。因此，要维系美国社会的存在，必须锻造出一种能够连接各种族和民族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一致性。所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12］(P354)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可以容忍各种各样差异的存在，但却极力维护社会存在必需的基本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以国际为视野、以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为依据。［13］由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自然而然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抵制和极力反对。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分歧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发挥着消极作用，影响着两国关系中的差异行为。

（一）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

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一直是学术界具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以亨廷顿为代表，主张放弃美国的单极霸权；而以哈斯为代表，则主张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14］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雄厚的实力地位，强硬推行“单边主义”，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美国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制处于单极世界；单极世界有利于世界的稳定性，且具有持久性。［15］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2003年也发表演讲批驳多极化，认为多极化虽然能阻止战争，但并不能促进和平。［16］

中国认为，建立一个多级的世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协调均衡发展。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多次极力鼓吹“美国世纪”还会持续数十年时间，但中国认为，21世纪既不是中国世纪，也不是美国世纪［17］，未来一个时期，单极和多极的斗争和较量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使世界多极化进程不可逆转。

美国主张的单极世界和中国主张的多极化存在差异，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中国主张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求同存异，而美国主张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中美关系围绕多极化与单极化的争议必将长期存在。

（二）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态度的分歧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二是国际机制；三是国际惯例。［18］(P3-4)制度具有权威性，从而制约和规范国家行为；国际制度具有相互关联性，行为体在某个领域国际制度的欺骗行为会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国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态度存在较大分歧。

美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简单地说，美国对国际制度“既利用，又抛弃”，差别就在于，根据不同的时间场合判断国际制度是否对美国有用。因此，一方面，美国全力维护和扩展其一手建立起来的多边国际制度，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因为在美国看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作为二战后国际体系基石的国际制度，是其优越价值观和普世价值的体现。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当国际制度的规则、规范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不一致时，美国往往更加强调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任何国际制度的约束又被认为是实现美国霸权的绊脚石。因而，绕开国际制度又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惯有的心理和行为偏好。

中国不断地接受国际制度和融入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签署了近300个国际条约，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19］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内化其规则和规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税总水平逐年降低。截止到2010年1月1日，中国关税已经由入世前的15.3%降至目前的9.8%。［20］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不断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签署和支持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制定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美两国对待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态度的分歧和差异，实质上是中美两国如何看待世界的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大区别。

二、政治心理与中美关系中的差异行为

政治心理是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政治行为主体的气质、能力、性格、意志品质、传统习惯中积淀，以及现实政治环境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社会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对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烙印，体现着人们一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认知。［21］(P17)政治认知的差异可以导致人们不同的政治取向以及对同一政治目标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存在着“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的政治心理差异。

“美国例外论”由来已久，其精神起源主要有三个维度：美国人自建国之日起便自信地认为，美国引领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美国主张自由、平等、人权的强烈救世意识，并成为美国人坚信不疑的信仰与精神理念；美国应该将民主、自由与社会正义传遍世界。［22］潘恩指出，美国有各种机会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整体。［23］(P22)“美国例外论”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该向全世界推广［24］，其中的使命感和自我正义感使它的外交政策习惯于按照自身的意志来重塑世界。［25］

二战前，“美国例外论”一直强调树立榜样的作用。美国认为，它的制度和体制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是能够保证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最好的制度。门罗曾说，美国的制度在世界文明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26］(P11)门罗的看法反映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世界上特殊的“道义之邦”，其政治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应当是其他国家模仿和追求的榜样。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不仅强调树立榜样，而且加强干预的力量。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既有对其他国家的准军事干预，比如对危地马拉、古巴等国实施的准军事干预，也有对其他国家的直接军事干涉，比如对朝鲜、黎巴嫩、越南等国实施的直接军事干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伙同盟国采取了多项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包括：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对索马里危机和海地危机的军事干预，1995年的波黑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入侵，以及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27］这些干预行动都借助联合国的名义，以“人道主义”为由，而军事干预的国家则被冠以“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失败国家”的“恶名”。美国想方设法为这些干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追求进而维护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相比之下，“中国例外论”则来自于中国的社会精英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和优越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的“天下观”。中国必须从中国哲学的视角和中国全新的实践去思考世界，而这种思考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提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天下观”的观点延续到当代，使得“中国例外论”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大国改良主义、仁慈的和平主义以及和谐的包容主义。当然，当代“中国例外论”与“革命中国例外论”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当代“中国例外论”主要强调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革命中国例外论”主要强调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中国道德论。［28］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例外论”更加注重从世界的角度去思考世界。比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中国从世界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反映。这种理念主张，世界上各种文明虽有历史长短之分，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与亨廷顿提倡的“以文明对抗文明”的思考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的世界观的体现。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在于，是主张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还是主张不同文明共存。再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既是中国全方位的国际合作计划，也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计划。而60多年前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则是其单向推行全球意志和价值的工具。［29］

“中国例外论”不具有进攻性的倾向，它尊重和包容其他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体系，并且不寻求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美国例外论”中的使命感和自我正义感使它的外交政策充满了道德特征，而中国则采取了一种和平和具有包容性的外交政策，并且寻求建立一个和谐多样性的世界。［25］

三、政治价值观与中美关系中的差异行为

政治价值观决定着行为主体的信仰、信念和态度。每一时代都有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30］(P459-450)民主、人权等理念反映了时代的价值、表达了人类的共同愿望，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和理想。

（一）中美关于民主认知的差异

美国的民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议会制为中心，主要包括普选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两党制等；二是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的自由权利。美国历来自诩是“民主的灯塔”、“自由的标杆”。因此，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冷战的结束更增强了美国扩展民主的信心。布什政府对中东欧地区渗透民主价值观，直接插手中美洲地区的政权重建，援助拉美的民主化运动。克林顿政府以“恢复民主制度”为借口，对海地、索马里、波黑扩大军事干预；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影响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立场。小布什政府企图将“推进民主”与“反恐”完美结合,树立中东地区“民主的样板”。奥巴马政府则认为，民主制度必须有最起码的社会基础作保障，必须在壮大中产阶级、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美国扩展民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美国扩展民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二是美国扩展民主主要依靠干涉手段；三是美国把民主和人权挂钩。因为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的世界，是更为和平的世界。［31］然而，真正的结果是“民主的扩展带来了差异”，而不是“和平”。所以，民主与和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相关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通过民主选举却选择了非民主的东西，比如种族主义和自私自利。阿尔及利亚自由选举造成了国内暴力横行；阿富汗自由选举之后却是伊斯兰专制；马里的选举造成了国内的屠杀和骚乱。［32］因此，对一个社会问题丛生的国家来说，美国式的民主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中美关于人权认知的差异

人权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主导性价值观念，被世界各国认同。中国和美国参加了许多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一致赞同联合国阐发的人权理想。但是，中美两国对人权问题也存在巨大的观念差异，影响着两国的关系。总的来说，中美两国人权问题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权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历来认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33］(P26)。美国把人权理解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而中国则认为，人权不是上天赋予的，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11］(P12)，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人权的具体内容也应该会有所不同。

第二，关于人权的内容。美国强调人权只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坚持把公民的政治权利当作唯一的人权，否认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实际上，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是人权的组成部分。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就没有人权的基本保证；没有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就没有人权的基础条件。因此，中国主张，人权的内容是全面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其中，发展权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没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人权。

第三，关于人权的性质。美国认为人权就是个人的权利。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34］(P72)。中国认为，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是辩证统一的，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集体人权；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主权，也就更谈不上个人的权利。

第四，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美国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并且通过“人道主义干预”保护人权。因此，美国的做法是奉行双重标准，践踏别国的人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是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在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军事行动造成无辜平民大量死亡。中国认为，主权和人权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主权，不可能有人权；中国反对以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中国主张应该客观地看待彼此的人权状况，一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的道路，别国无权干涉。

民主、人权等理念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但是，不同的历史境遇使得每个国家迈向民主的道路不同，实现形式也迥然各异。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中美两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去解决，奉行双重标准、指责和施压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波折。

四、结论

中美差异行为既有国际体系压力的必然，新兴大国和霸权国由于无法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可能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有国家层面的“非我族类”的划分，从而可能出现“不同文明的差异”；更有可能产生“错误认知”，从而出现对对方战略的严重误判。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需要我们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单一视角分析往往会有失偏颇。从政治文化的深层角度，为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提供了清晰的分析视角。

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层次、政治心理层次和政治价值观层次。意识形态层次是人们政治价值取向的自觉性的前提；政治心理层次是人们表达政治倾向和愿望的普遍方式；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心理层次的中介和纽带。

从意识形态层次来看，中美两国对共产主义的不同认识，反映在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态度的分歧。从政治心理层次来看，“中国例外论”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差异导致两国对世界的认识、对国际组织的看法也有不同。从政治价值观层次来看，民主是否能够带来和平成为两国争议、分歧和差异的深层原因；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的分歧成为损害两国关系的 “暗礁”，影响和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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