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光 李桂花

从“三论”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张建光 李桂花

“猫论”、“摸论”与“闯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广为熟知的部分，它们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寓意深刻。“猫论”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摸论”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闯论”在“猫论”和“摸论”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三论”蕴涵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

“猫论”；“摸论”；“闯论”；邓小平理论；哲学精神

张建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长春工业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讲师；

李桂花，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

邓小平理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的“猫论”、“摸论”与“闯论”（简称“三论”）更是寓意深刻，影响广泛。本文在探析“三论”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意义的基础上，揭示其蕴含的精神实质。

一、要从实际出发的“猫论”

“猫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可谓家喻户晓。所谓“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被人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猫论”，不仅与一代伟人邓小平一起被摘登在1985年的美国《时代》周刊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工作重心转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重要理论标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不仅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的 “猫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主要是说明“包产到户”等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合理性。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P323)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紧接着就借用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民谚。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恢复农业生产，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P323)。

“猫论”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哲理深邃。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思想。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出符合现实的、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来，而不是墨守成规、千篇一律，进而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具体分析各种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调整和优化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思想。唯有实践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把认识与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离开了实践，无法证明认识是否正确。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极力反对空谈，认为只有实践最有发言权，一切得由实践来检验。在他看来，判断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个决策是否正确，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四是注重方法、讲求实效的价值论思想。就是无论何种实践（包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只有把“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真理尺度与“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尺度相结合，才能达到目的，获得成功。五是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史观思想。就是要树立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摆在首位，以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猫论”不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而且务实管用，效果明显。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僵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为当时纠正“左”的思想干扰、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繁荣经济、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猫论”不仅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更新了人民的观念，也激发了人民的热情与创造力，使后来的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也使中国今天的富足充裕和繁荣昌盛而令世人刮目相看，更使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

当然，“猫论”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回答薄一波的请教时所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①因此，我们不要片面地、断章取义地、想当然地理解“猫论”，而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还原它本来的语境和含义。同时，我们也不能像一些境外学者那样把“猫论”片面地归结为实用主义。②尽管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同于“猫论”提出时的中国，因为我们的国家在强大、民族在振兴、社会在进步、人民在富足，但“猫论”并没有过时。它对我们当下及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仍然要以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刻地理解、熟练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猫论”，以便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坚持实践探索的“摸论”

所谓“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也是其简称，因此又被称为“石头论”。“摸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此时的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从思想层面实现了拨乱反正，也在实践领域开始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换言之，我们要进行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是需要有理论来指导的。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却出现了“理论的空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言论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 （如邓小平理论）又在形成中，并且还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并不断完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在邓小平看来，既然没有现成的理论作指导，又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的改革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摸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摸论”并非邓小平的原创。据现有的文献考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明确指出改革要 “摸着石头过河”的是陈云。陈云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 ‘摸着石头过河’。”［2］(P279)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示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3］(P354)此后，人们习惯地把“摸论”说成是邓小平的了。

同“猫论”一样，“摸论”看似简单明了，其实内涵非常深刻。它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立足点，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的文本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同时代其他的人也没有干过，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P3)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就是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不断地修正我们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为此，邓小平强调，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3］(P356)，而且还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3］(P100)。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大胆试验、稳步探索就是一边实践一边总结，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4］(P174)， 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4］(P174)简言之，我们既要胆大，敢于试验，又要心细，稳妥慎重。

在特定历史时期，“摸论”及其理论展开科学地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反思改革开放前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再看看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遵循的正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由点到面，由试验到推广。通过“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的方式，循序渐进，以小代价换取大发展。这不仅增强了改革开放过程的可控性和可调性，也使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路”和“新路”。

当然，“摸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行和实践的深入而得到不断丰富与创新，后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先富后富共富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摸论”内涵的扩展与深化。

三、敢于开拓创新的“闯论”

不同于“猫论”和“摸论”，“闯论”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却截然不同。在邓小平理论中，它最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创新性，因而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肯定与赞誉。所谓“闯论”，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4］(P374)。 所以，“闯论”也被称为“不争论”。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后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闯论”，这与当时非常特殊和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先从国外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使我国处于比较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社会主义实践也随之陷入低谷。再从国内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80年代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使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进而追问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5］中国社会发展似乎又到了一个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这一紧要关头，为了消除人们心里的疑虑，清除头脑中的僵化观念，摆脱姓“资”姓“社”问题的干扰，解放人们的思想，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亲自考察我国最先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地方，让实践来说话，用事实来证明。这样“闯论”就呼之欲出了。

“闯论”或“不争论”作为一个理论成果的两种简称，其实也是这种理论成果的两个方面。称谓的不同，往往折射出人们的关注点也不同。“闯论”中的“闯”，不是乱闯、瞎闯、硬闯，而是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闯，它更侧重于这种“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是一种气势、一种干劲。“不争论”中的“不争”，也不是什么问题都不争、什么理论都不辩、什么主义都不讲，而是强调有的问题、有的理论、有的主义必须得争、必须得辩、必须得讲，只有争了、辩了、讲了，人们才会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大辩论就属于此；而像姓“资”姓“社”这样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争、去辩，因为一则争辩不出什么结果来，二则“把时间都争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就不重要。在邓小平看来，用“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就足以。所以，“不争论”不是不要原则，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争论。但是，如果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语境来分析，“闯”主要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闯，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4］(P373)；“不争” 主要是不要争论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更不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妄加非议。

总之，“闯论”或“不争论”围绕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而完整的表述；二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经典阐释；三是关于“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四是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的论述；五是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新理解与认识；六是关于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的台阶式发展战略的确立；等等。［4］(P370-376)“闯论”的上述理论内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了“闯论”，才使中国人的思想不断地得到解放，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生产力空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正是由于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才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得了较为稳定的国内环境和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南方谈话”以来，“闯论”或“不争论”作为邓小平的理论原创，不仅深入人心，也使我们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迅速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

四、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三论”

从“猫论”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找到最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形式，到“摸论”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摸索中前进，再到“闯论”要敢于试验、敢于创造，邓小平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回到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这既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也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然“猫论”能站得住脚，“摸论”就会应运而生，而在“摸论”基础上呼之欲出的“闯论”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即尽快“富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其前提是必须弄清楚困扰人们很久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猫论”、“摸论”与“闯论”虽是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境遇产生的邓小平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但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它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猫论”主要是消解了极“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摸论”主要是摸索出了新的理论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新理论就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闯论”主要是闯出了一条“好路”和“新路”，即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猫论”、“摸论”与“闯论”最集中而形象地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最主要内容。它们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也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三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简洁而又经典的概括，其哲学精神就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党的群众路线里面。

“三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解放思想、敢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更好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研究遇到的新情况、解决面临的新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而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来调整和优化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只有从思想上防止和克服各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的影响，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邓小平非常重视解放思想，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所以，邓小平的“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一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反映。

“三论”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邓小平深谙这一道理，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在他看来，既然人民群众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就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不仅如此，我们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邓小平的“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长期贯彻尊重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总之，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这一传统在邓小平的“三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与运用，“三论”体现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薄一波在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时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事请教小平同志。他说，当时，国家很困难，谁能想办法渡过难关就是好样的。话没有错。目的是鼓励生产、恢复农业，没有别的用意，也没有什么用心。你们问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的真谛是讲，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的办法，目的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薄一波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②如香港学者金思凯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金思凯：《江山辽阔立多时：论中国现代化》，香港：青文书屋，1989年，第163页）；又如哈佛大学研究员杨炳章认为，邓小平“从小深受他那坚持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父亲的影响”（杨炳章：《小平大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341页）。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陈锡喜.现实基础：邓小平开创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主客观条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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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1－0035-05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研究”（2014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