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蒙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论译者主体性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意识
——以《瓦尔登湖》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吴 蒙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通过对《瓦尔登湖》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阐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作为译者主体性最集中的体现,是译者主体性概念的核心。认为主体意识的发挥释放了译者的创造性,彰显了其“艺术创造体”的本质;引导翻译决策的全过程并确保翻译目的的实现。

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意识;《瓦尔登湖》中译本

一、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由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各国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成为主流。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翻译从“从属”“复制”等观念中解放出来,但其围绕译文与原文在各个层面上的“对等”展开研究,认为只要在各个层面上找到对等项,再有“理想”的译者将对等项予以转换,便可以实现理想的译文。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所从事的转换活动就像一台依据规则运作的机器,按部就班,并无主体性可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出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翻译理论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翻译行为及翻译结果本身,而是扩展到人类文化中与翻译活动相关联的所有领域。”[1]“文化转向”派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翻译绝不是单纯的语际转换活动,它植根于语言所属的文化之中,是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是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建构。因此,研究翻译不仅要从学科内部探求其自身的规律,更要从外部来探索源语和译入语文化的相互关联。基于这种共识,译者作为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重要沟通桥梁,必然要脱下其“隐形”的外衣,显露出在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勒费弗尔(Lefevere)开拓性地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操纵学派翻译观[2]。凡是翻译都是改写,而改写必定受到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制约,译者需要在此规范内进行抉择,实现对整个翻译过程的操纵。显然,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主仆关系,为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合法的理据。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随着“文化转向”思潮的“东渐”,并逐渐被国内翻译界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正当人们围绕着翻译界出现的某些热点现象争论不休的时候,另一些人却把目光转向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角落——翻译者身上[3]。”杨武能、袁莉、许钧、穆雷、查明建、屠国元、陈大亮等相继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翻译主体的发现和界定。虽然他们在“译者是否为翻译活动的唯一主体”上存在分歧,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认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元素。许钧在对有关翻译主体的不同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后认为,“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都有着其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的地位,形成一个各种因素起着相互制约作用的活跃的活动场,而在这个活动场中,从传统的原作者独自和无限度的读者阐释,走向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而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主体、读者主体,译者主体起着最积极的作用。”[4]11

伴随不同时期翻译研究视角的转换,译者的主体身份经历了从蒙蔽到日益彰显的过程,与此同时,“译者主体”的命题也走过了一条从无人问津到渐入人心的发展之路。主体与主体性密不可分,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势必引发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如今,译者主体性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多角度、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且已取得丰硕成果。

二、译者主体意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核心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学者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力图给出全面缜密的界定。其中,查明建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22而屠国元将其定义为,“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6]比较两者,不难发现,虽然切入的视角不同,但两种解释均把中心词落在了“主观能动性”上。这表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证明译者主体性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这种能动性,可称为“译者的主体意识”,是译者主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最集中的品质。而就翻译的结果来看,译者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及强弱,会给翻译结果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意识是译者主体性概念的核心,对于译者主体意识的关注和考察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1.译者的主体意识是其创造性的源泉

在完成文学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后,许钧曾感叹文学翻译之苦,“亦步亦趋地求文字对应,为两种语言特有的规律与魅力所不容,往往导致貌合神离;洒脱大胆地弃其形,求其神,又担心‘创造’出一个貌离神散的畸形儿。……这般复杂,这般艰辛,这般痛苦,是当初涉足译坛时所料不及的”[4]6-7。长期以来,译者的“仆人”身份,将其创造性抑制于无形。他们既要绝对服从于“原作”这个“主人”,又要忍受来自于内心创作冲动的煎熬。这其中的矛盾纠结足以让如此著名的翻译家感到“心力交瘁”[4]6。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译者的艺术创造体本质。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究竟能否得以发挥,又可以发挥到何种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体意识的有无、强弱。以美国文学经典《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例,不同译者,由于受到所处时代语境和自身文化背景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拥有的主体意识自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便直接延伸到其译本的创造性上。

1949年,徐迟先生首次将《瓦尔登湖》翻译出版,时至今日,所知的中译本已多达20余种。不过这其间译本数量的增加并不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近些年,随着国民生态意识的增强,宣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根据陈爱华的统计,在2001—2010年的10年间,出版的译本有26种,译者多达28人[7]。在众多的译本中,徐迟的译本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经典并影响了众多后来的译本。徐迟本身是位出色的诗人、散文家,他13岁便开始写诗,后又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丰富的创作经历和饱满的创作热情,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翻译活动中。在《瓦尔登湖》的译本中,俯拾可寻其创作的踪迹。以各章的标题翻译为例,徐迟并没有照搬原意,如将“Economy”译为“经济篇”体现出该词作为章节标题的性质。将“The Bean Field”译为“种豆”,用动词短语代替名词短语,勾勒出作者躬耕农田的动态画面,勾起了读者对田园劳动的种种联想。他还将“Brute Neighbors”译为“禽兽为邻”,此章的重点是诠释梭罗和动物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并非仅仅是动物,译为“禽兽为邻”,突出了人和动物共处一处的场面,梭罗愿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愿望也得以彰显。

2010年，研究者们利用中国162个慢性病监测点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33.5%[1]；中国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城乡居民(按照人数计算)的慢病患病率由2008 年的18.9%增至2013年的24.5%，按疾病别分析的慢性病患病率中，高血压处于第一位，15岁及以上调查人口自报高血压患病率为14.2%。比较2003、2008和201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10年间上升了330.3% [2]。

如果说徐迟的译本是影响最大的,那2003年出版的戴欢的译本则“是所有版本中销得最好的”[8]。戴欢曾从事诗歌理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营书店,既是诗人又是书商。戴欢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书商成功的营销,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其译本中频频展现出的译者创造性,给读者带来了更顺畅的阅读体验。同样是章节标题的翻译,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对四字结构的偏好,戴欢将“Economy”“Reading”“Solitude”“The Bean Field”“Baker Farm”分别译为“简朴生活”“翻阅书卷”“隐居林中”“青青豆叶”和“雨中田园”。而那些不适合译为四字结构的标题,他也尽量译为规整的结构,如“House-warming”“Winter Animals” “The Pond in Winter”“Conclusion”分别译为“温暖的木屋”,“过冬的动物”“冰天的雪湖”“终结的尾声”。除此之外,为了利于读者的接受,戴欢还将每一章划分为若干小节并冠以小标题。例如,“简朴生活”这章就被划分为32个小节,并被冠以“致本书的读者”“无尽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等小标题,这种创造性的划分,有利于读者理清文章的脉络,自然也提高了译文在读者中的接受度。

徐迟和戴欢都不是学习外国语言出身,相比语言专业出身的译者,他们较少受到“对等”观念的影响,在字词句的选择上有着更大的自由度。此外,他们所从事的诗歌创作和研究工作需要倾注大量的个人思想和情感,个性化的思维必然融入到他们的翻译中。与专业从事外语翻译的译者相比,两人在翻译时拥有更强的主体意识,继而在译文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为他们的翻译打上了个人的标签,彰显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2.译者主体意识的凸显确保了翻译目的的实现

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那么翻译也必然有其目的。语言转换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形式,而翻译的根本目的是译者综合权衡各种内外因素后确定的面向目的语读者的预期目标。“在文学层面上说,是为译入语读者提供新的文学文本;从文化层面上说,是借助翻译文本为译入语提供新的话语,支持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从生产模式层面上说,是支持和强化或变革、破除译入语固有的文学或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模式。”[5]22支持或颠覆,强化或破除,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译者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选择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掌控翻译的方向,以确保翻译目的的现实。以徐迟和戴欢的译本为例,他们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译作在目的语中的接受有着不同的期待,在既定翻译目标的指导下,他们分别选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个选择的过程便是译者主体性最好的体现。

徐迟和《瓦尔登湖》最初结缘于1945年,时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和夫人费慰梅女士计划在中国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并邀请徐迟参与翻译工作。徐迟接受了邀请,后被选为《华尔腾》(即《瓦尔登湖》)的译者。《美国文学丛书》由美国新闻署资助,其目的是介绍美国文学精华,增进中国人对美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为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引航开路。基于这种引介性的目的,徐迟选择采用“将读者带到异国他乡”的异化翻译策略。从多方面着手,在译文中尽量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展现异国的语言文化差异。如在句序和篇章的排列上,徐迟选择在保持译文畅达的前提下,尽量遵循原作的语法、语篇结构,在行文的次序上基本沿用原文的顺序。例如:

例1 Standing on the smooth sandy beach at the east end of the pond,in a calm September afternoon,when a slight haze makes the opposite shoreline indistinct,I have seen whence came the expression,“the glassy surface of a lake.”[9]189

徐译为: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9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玻璃似的湖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10]176。

虽然中文有先叙述时间后叙述地点的习惯,但此句徐迟依然选择了保留原句语序的做法。

大量引用历史和文化典故是《瓦尔登湖》的一大创作特点,文中俯拾皆是出自东西方经典文化著作的警句、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典故和对美国初期历史的叙述。《瓦尔登湖》的第一个中译本诞生于1949年夏天,彼时的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还处于比较闭塞的状态。作为第一位译介者,徐迟考虑到这一事实,在译文中以脚注的形式,提供了大量外国历史文化信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的翔实程度上,都超出其他各译本。大量的注释,在扫清读者阅读障碍的同时,也达到了传递外国文化知识的目的。现略举其中两例:

例2 Undoubtedly the very tedium and ennui which presume to have exhausted the variety and the joys of life are as old as Adam.[9]8

徐译为:无疑问的,认为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都消蚀殆尽的那种烦恼和忧闷,是跟亚当同样的古老。

例3 We worship not the Graces,nor the Parcae,but Fashion.[9]23

徐迟翻译为: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髦。

此外,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引导阅读,徐迟在1997年的修订版中加上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译本序》。《译本序》利用大量的篇幅追溯了梭罗孤独伟大的一生,重点突出了他思想的深邃和人格的魅力。徐迟还分享了自己阅读《瓦尔登湖》的体会,在他眼中,“《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10]ⅵ需要读者把心安静下来,否则很难理解书中的智慧。

通过沿用原作的语言结构,添加大量注释和撰写译序,徐迟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其译文也达到了翔实介绍国外经典文学作品的目的。

前面提到,《瓦尔登湖》复译的热潮是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为快节奏、强压力的生活所困,期待在精神上回归田园,找到人生的真谛。戴欢的译本就出现在这个时期,他深知《瓦尔登湖》中所尊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和梭罗对人生真谛的诠释,可以帮助那些深受这些社会问题困扰的大众找到出路。这也便是戴欢复译《瓦尔登湖》的初始目的。既然意在向中国读者传达梭罗深邃的哲学沉思,就必须着眼于读者的接受。戴欢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译入语文化意识,为了使译文更贴近读者,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戴欢从字词句对等的观念中脱离出来,采用了“将作者带回家”的归化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读者在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打造顺畅的翻译。在句序的排列上,不同于徐迟,戴欢用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句子代替原文的句序。如例1,戴欢就翻译为“在9月一个岑寂的午后,淡淡的薄雾将对岸笼罩在一团朦胧中。我鹄立于湖的最东边的一片平沙之上,对‘湖平如镜’一词可谓感悟透彻了。”[11]118在译文的篇章结构上,戴欢的改动也较大,他将一些段落分成几个小段或是将几个段落组合成一个大段,这样做的目的便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11]致读者。对于原文中的引用和典故,戴欢选择了和徐迟的详细注释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通篇没有一处注释,只在必要时采用增益的手法,直接在正文中补充背景信息。如例3,戴欢就译为“我们既不崇拜美慧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的是流行时尚。”[11]16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起了译学界对翻译主体问题的重新解读和定义。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译者处于跨文化交际中最枢纽的位置,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译者的主体意识,作为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主体性人格和创造性意识的集中体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意识的在场,是激发其创造性的源泉,彰显了译者的“艺术创造体”特质,证实了译文的“艺术创造品”地位。既然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文本复制”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着眼于如何满足译入语文化的需求,那么不同的需求催生了不同的翻译目的。而任何一种翻译目的的实现都是译者发挥其主体意识掌控翻译方向的结果。综上所述,译者的主体意识构成了译者主体性概念的核心,是发挥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保证。然而,长期以来,译者被强加上去的“仆人”身份和边缘化地位,影响了译者对自身身份地位的正确判断,译者的主体意识因无所依附而底气不足。在摒弃旧观念的基础上,如何激发译者的主体意识、建构译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期待更多翻译研究者的关注。

[1]程悦,王少凯.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68-571.

[2]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3]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4-78.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6]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10 16.

[7]陈爱华.时间的玫瑰:国内《瓦尔登湖》翻译出版情况研究[J].中国出版,2011(8):57-60.

[8]anmin0001.《瓦尔登湖》与徐迟、海子、苇岸[EB/OL].(2004-02-25)[2010-12-29].http:∥xiaosanzi.blog.hexun.com/14805593_d.html.

[9]THOREAU H D.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0]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梭罗.瓦尔登湖[M].戴欢,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王立坤】

Translato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Stud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O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Walden

Wu Me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Walden,it is expounded tha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s the centralized embodiment of his subjectivity;it constitutes the core part in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ity.It is considered that,the full play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eleases the translator’s creativity,and demonstrates his true nature as the “creator of artistic works”;guide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guarantee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translation aim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Chinese versions of Walden

H 059

A

2095-5464(2015)06-0838-05

2015-07-08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TD466)。

吴 蒙(1980-),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