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201306）

海洋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各种人类活动伴随着其他因素使得海水中有害元素的含量日益增高[1]。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多数物种灭绝都发生于物种聚集最多的地方。据统计，在全世界珊瑚礁中，30%处于危机状态下[2]；许多海洋生物诸如大海牛、加勒比海僧海豹、大西洋灰鲸、大海雀等早已淡出了人类的视线，而虎鲸、海獭、南大西洋礁鱼等物种也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并且气候变化似乎正加剧着这个问题。最近的观测表明，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全球不同海域的生态系统[3]。例如，受海水变暖的影响，从我国南海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到亚北极白令海的浅海陆架生态系统均有显著变化[4]。

气候变化对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复杂问题，要应对这个问题，需要跨区域多部门在政策和管理上进行统筹管辖与合作，国家间、地区间统筹协调相邻和连接的辖区和海域，利用国际机制来探寻协调国际辖区之间的冲突。需要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下摸着石头过河，如此方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给海洋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5]。

1 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普遍意识到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并正向着有害生态和人类文明的方向发展，而科学研究和调查的结果都把导致气候不正常变化的罪魁祸首指向了人类自己。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而气候变化也对地球和人类社会造成了不利影响，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危害海洋生物多样性最显著、最主要的原因，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海水水温上升、海水化学属性变化、海平面上升、反常的天气事件、气温升高等。

1.1 海水水温上升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人类和其他物种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一个核心问题是热耐受问题。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世纪的100年中，热带海域的海面温度上升了0.35℃左右。另一项数据表明，截止到2070年，澳大利亚海域的海面温度预计将会上升0.6～2.5℃。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于热带海域的物种和种群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并将导致大量物种灭绝。海水水温上升还将引起海洋物种分布的变化，这对渔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2 海水化学属性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海水化学属性变化的最大危害是海洋酸化，如果海水的酸性增加，将会改变海水化学属性的平衡，使多种海洋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海洋酸化会改变海洋中进行光合作用的主力——浮游植物之间的竞争条件。由于浮游植物构成了海洋食物网的基础和初级生产力，它们的“重新洗牌”很可能导致从小鱼小虾到鲨鱼、巨鲸等众多海洋动物都面临冲击。

1.3 海平面上升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海平面上升对人类的生存和经济发展是一种缓发性的自然灾害，是累积和渐进的。如果加上许多沿海地区地面沉降的影响，海平面的上升幅度可能会更大。它将使沿海地区灾害性的风暴潮更为频繁，洪涝灾害加剧，沿海低地和海岸受到侵蚀，海岸后退，滨海地区用水受到污染，农田盐碱化，潮差加大，波浪作用加强，进而减弱沿岸堤坝的防护能力，迫使设计者提高工程设计标准，增加工程项目经费投入，还将加剧河口的海水入侵，增加排污难度，破坏生态平衡。

1.4 极端天气事件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从气象学原理上来说，全球变暖使得地表气温升高，较高的温度引起水面蒸发加大、水循环速率加快，这将使风暴的能量更强，更多降水将在更短时间内完成，这可能增加大暴雨和极端降水事件以及局部洪涝出现的频率；个别地区龙卷风、强雷暴以及狂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另外，由于植物、土壤、湖泊和水库的水分蒸发加快，水分耗损增加，再加上气温升高，一些地区将遭受更频繁、更持久或更严重的干旱；大气水分的增多，也可能使一些较寒冷地区暴风雪的强度和频率增加。如果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持续发生并且愈演愈烈，全球绝大部分海域的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破坏，随着栖息地的破坏，海洋生物也只能逐渐灭绝。

2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框架

建立保护区可以保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可以促进渔业生产，增加人们对海洋系统的了解，提高海洋资源的非消耗性功能[6]。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政策的主要选择就是可持续发展，把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降到最低，使得海洋生物资源按照自然的规律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政策必须管理和制约人类活动，减少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即“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如是描述：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将人类本身也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特别是将传统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如狩猎、捕鱼等也视为保护管理的对象，统一实行符合生态学理论的管理[7]。这个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制度性安排协调部门管理，建立生态、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框架正在逐步形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75在东京召开的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区的必要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OSC）的签订表明了越来越多保护海洋环境的整体方案的来临。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被认为是协助各国阻止物种快速灭绝以及栖息地急速消失的常规法律框架。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它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是一个全球问题，所以要应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全球框架来提供指导。但由于地域、环境、各国国情的差异，并且关于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只是零星散见于各大全球框架中，难成完整体系，因此大多数全球框架注定只能是笼统地提供指导。辩证法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法律与政策的框架若要更细致具体地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区域框架和各国的国内法与政策框架。

3 亚太地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政策框架

在亚太地区，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对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不利影响的努力在不以条约为基础的区域环境保护框架的主持下已经逐渐开展。两项区域性举措已经在东亚和亚太地区付诸实施，来保护海洋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和珊瑚三角区倡议（CTI）的出现表明，东亚与环太平洋国家已经普遍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是1994年由全球环境基金（GEF）建立的区域项目，由12个国家与15个非国家地区组成，其最初的目的是预防东亚海域的海洋污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国际间跨部门的合作以取得东亚海域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11月，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PEMSEA）与世界银行签署了一份内容为应对人口急剧增加和农村人口持续往沿海城市迁移给当地沿海生活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威胁的合约。东亚沿海各国、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将为保护沿海红树林、珊瑚礁，预防过度捕捞，提升海水质量，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好准备。珊瑚三角区倡议（CTI）是另一个非基于条约建立的亚太地区海事合作框架，其主要聚焦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珊瑚三角区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沿赤道区域，被科学家视为地球上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之一。它包括了76%的已知珊瑚物种，37%的珊瑚鱼，33%的珊瑚礁，还有沿海红树林资源和宝贵的金枪鱼渔业资源。CTI区域面临的威胁主要包括过度捕捞、破坏性捕捞、陆源海洋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的蹂躏。CTI成员国家承诺他们的主导原则包括对跨界性质的重要海洋资源的承认，并且保证他们的行为向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看齐。CTI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沿海和离岸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4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框架——以澳大利亚为例

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生物物种总数的70%以上[8]。澳大利亚国内的立法机构在气候变化威胁之下保护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主要立法有1975年的《大堡礁海域保护法》和1999年的《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EPBC）。这些法案规定了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影响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界定，并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法律权威。

随着气候变化对海洋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的加剧，更多具体的政策随之产生，保护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NSCABD）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之一，因为它为保护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设置了广泛的参数。NSCABD的一些原则特别涉及了如何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下保护海洋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如何进行下一步计划。NSCABD经过2010—2020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补充，已经明确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

在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总体政策声明中，寻找对抗海洋生物多样性衰减的国家措施已经由国家资源管理部长级理事会海洋海岸委员会召集的一个工作组拟定。工作组认定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威胁来自于气候变化，并建议联邦和州政府采取措施优先应对这个威胁。在面对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时，工作组推荐了两大政策措施，并且建议联邦和州政府改变原有的观念，认识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易损性和生态系统与物种所面临的特别风险。此外，工作组建议各地区在保护海洋生多样性时要顺应整体政策和计划的要求，最终构成一个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框架。

澳大利亚联邦所开展的海洋保护区计划的关键目标是提高澳大利亚海域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9]。在海洋产业方面，越来越多的特殊措施被实施。在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框架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实施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通过提高大堡礁海域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将气候变化对该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最小化。此外，国家渔业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在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的支持下也开始实施。虽然澳大利亚所进行的一系列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处于实施的初级阶段，关于这些措施是否对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重大贡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5 结语

随着气候变化的到来，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最终将会危及人类社会。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挑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传统的框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区域间协调管辖的法律与政策框架对寻找应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对策贡献良多，当前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普遍认同了这一途径。协调管辖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但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也在于此，气候变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复杂问题，仅凭一国或几国之力是难以解决的，如何协调各国之间繁杂的恩怨纠葛、利益冲突，让各国携起手来解决这个人类共同的难题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的努力。

跨越国家地区整合建立的法律与政策的框架将会使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受益匪浅，环太平洋地区的成效也从科学上和技术上表明了区域协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可行性，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地进一步深入，其他地区也能通过区域协作或者其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问题。

[1]吴启堂，陈同斌.环境生物修复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2]（美）唐奈拉.H.梅多斯，（美）丹尼斯.H.梅多斯，（日）枝广淳子.地球的治理方法[M].穆伟娜，译.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64.

[3]王慧，李廷廷.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安全的新挑战[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31（3）：1-6.

[4]蔡榕硕.气候变化对中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5]王慧，周晓丹.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10）：4-9.

[6]JACK SOBEL，CRAIG DAHLGREN.海洋自然保护区[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77-78.

[7]王斌.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对策[J].生物多样性，1999，7（4）：347-350.

[8]王菊英，韩庚辰，张志峰.国际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最新进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59.

[9]刘少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7（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