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向 超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张申府是最早在中国信仰、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积极地参与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甚至黄埔军校的筹建。他是第一个将罗素的著作翻译到中国的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独树一帜。他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主张。故而，研究张氏“三流合一”(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集三家之所长的三流合一思想

张申府提出的“三流合一”思想就是主张在积极传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要求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以及以罗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相结合。

1.对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

首先，张申府是在阐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现代哲学中唯实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对峙，唯实论是客观的，能推翻“心”的僭越位置，它假定万物实有以资起论。张申府曾回忆自己在德国和法国的日子，主要心思都是放在自己感兴趣的哲学、数学方面，特别是数理哲学、数理逻辑、马克思主义，以及新物理——相对论，新心理学——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回国后，张申府认为自己虽然在相对论与新心理学方面的兴趣逐渐的淡漠下来，但对辩证唯物论却是一直不断研究宣传。唯实重在科学和理性，方法在于逻辑解析，关注当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不忽视整体。唯实与科学相契合，是少而壮的新思想。而唯心是主观的，所宗的方法寄情邈远，假定心有以起资论，它只求“全整之关照，每遗特象”，这是遗弃当前具体问题，是不科学的。可见，张申府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重视科学方法，重视逻辑分析，更在于解决具体问题。

其次，张申府是在比较唯物论与怀疑论的过程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当怀疑论盛行时，必然代表一个时代的衰落；当唯物论盛行时，则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当人民生活得不到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发生动摇，旧的价值体系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代表着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流行的根源就在于不仅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变革的力量，人们更是能够正视现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要求走出旧时代，开创新时代；而怀疑论流行的根源就在于人心的不安分。张申府认为，唯物辩证法不仅要承认客观现实的实在性，也要承认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他看来，只有不反对理想，不迷于幻想，不惑于空想，认识到客观实在其实就是一种高尚远大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唯物论。

再次，张申府认为“活”是辩证法的核心，“实”是唯物论的核心。“活”即是意味着灵活理解对立统一规律，不偏执于马列教条和本本主义，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意味着承认客观现实，重视客观现实，立足客观现实，另外还要承认人的理想和主观能动性，从而改造客观现实，其意在于实践。

2.对罗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借鉴

罗素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思想深深影响着张申府自己的哲学建构。从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推崇和译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张氏对科学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视。

首先，张申府通过对罗素思想的研究发现数理逻辑是罗素哲学思想的核心。数理逻辑是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科学方法之一，它使得哲学条理清晰。张申府认为，如果按照罗素的思路，逻辑解析的方法可以运用在三类对象中，“一是字或名词，二是句子或命题，三还有学问的系统”。以字即概念为对象，其目的在于对字的解析界说；以句子为对象，其目的在于找出句子的真实意味；以学问为对象，其目的则是在于组成逻辑的系统。但是，张申府却认为，不论是切实的意味还是解析的界说，它们都重视直接经验；弄清字句的切实意味，就在于弄清楚语言陈述和现实的关系。也可以说，逻辑解析是通往实际的清晰而明确的方法。

其次，在张申府看来，罗素所倡的逻辑解析，正是近代所崇尚的理性的极致，而且，逻辑解析还是科学和哲学所共同认为的科学方法之一。因为，逻辑解析和科学的共同点都在于承认现实和把所面对的问题分开来加以解决。逻辑分析重实际，求事理，是具体的，实际的，态度上积极的，这与唯心论者只求心与理的笼统契合是不能相容的。不过，与此同时，张申府又认为相反者又相成也。到底是唯心还是唯物，须得要具体对待。二者各有所宗，各有所真。前者不落言诠，不可思议，后者却要分理必穷，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这两者是可以互通互补的。在张申府看来，哲学的要旨就是求通，而通往通的道路，却离不开逻辑解析。逻辑的作用就是疏通条理之间的关系，使之明晰。逻辑解析所要解决的，就是知识的与同见异，与异见同。张申府对逻辑解析的独特领悟之处就在于认为“哲学是由逻辑解析而通达”的。

3.对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吸纳

对儒家学说的看法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首先，张申府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较为理性。他确信尊孔无助于救国家于水火，把孔子作为唯一的教主，使得学术不能进步，使得中国人不能深切面对实际问题，不能运用日新月异的新方法新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张申府认为，要想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之处真正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去，就必须要认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真面目，摈弃对孔子个人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应该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传统。

其次，张申府认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孔子对生的重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重生，就是重社会现实，就是重人。所以说，孔子的思想，一直是立足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现实的；换言之，反对在社会现实以外求真知。张申府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样也应该建立在重视生的基础之上。他说：“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仁者生之仁，易者生之性。”[1]P192重视生，即是重视当前客观存在的实际现实，就是唯物主义的表现。张申府认为在重生这一点上，孔子与马克思主义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仁”是孔子所倡导的最高道德准则，同样，张申府也重视“仁”。他认为，仁与忠恕之道，仁与智、勇的关系都极为密切，可以说，对忠、恕、智、勇而言，仁是根本，是核心。张申府还极力从“易”的概念角度来阐释辩证法的道理。他认为，“中”和“易”都是辩证的道理。“中”是人的行动标准，要求人要允厥执中，不偏不倚；“易”则表示了宇宙实相，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而且，“易”主要是说明天地万物实实在在的运动变化，而不是观念思想，更是与辩证唯物的主张相一致。所以张申府曾说过，辩证唯物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

最后，张申府概括性地以“实”、“活”、“中”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他断言，实即是代表唯物，活即是辩证中的相反相成，中即适当、恰好、不多不少。“实”在孔子那里就是生，在辩证法中就表示唯物；“活”在孔子看来就是易，是辩证法的核心；“中”在孔子就是中，其以“仁”为道德维度，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

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

张申府在《我自己的哲学》中谈他自己哲学的主要内容，讲了三点：一、我的大客观主义；二、我的具体相对论；三是我所见到的辩证唯物论的心传精蕴。而前两者，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关于张申府的哲学方法。

1.大客观主义

大客观主义又称纯客观法。张申府在《纯客观法》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跳出主客，主亦为客：是为纯客、纯客所证，厥为事情”，从客观出发，扩大客观的范围，把主观也容纳于其中。这无非就是讲在认识活动中要跳出主客你我之分，以一种平等的观念看待自己和他人。他还说：“主客本是对待的，相对的，依它的，也还可说是相反相成的。”[2]P14~15这就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消除个人的主观偏见。其弟张岱年先生所说的，讨论问题，要各有所见，于是才有主客之分。这对于理解张申府“纯客观法”程式的意思具有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我们要超越主客二分的对立，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主客的两方，于是主亦成为观察的对象，即就是所谓的客，这样就能达到纯客观。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纯客观法“就是消除主观成见，不带有因主客二分而产生的偏见的方法。“‘纯客观法’其实就是唯物的观点”。[3]P4当然，这个“第三者”其实只是假设的一个方法，是要跳出主客二分思维之后在逻辑上的虚构。张申府认为，要是跳出了主客二分的思维，那么所能见到的，就是“绝对地如实”，是本来的“实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愿望，更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方法是合于科学精神和科学趋势的。“相对论的物理学，与行为论的心理学，都趋于这个方法。如果承认相对论与行为论站得住，便无从怀疑这个纯客观法站不住。本来，活动先有，方法后成，活动既成，何难于方法？”[2]P16张申府认为他的“纯客观法”，可用一个字概括，即“实”，但此“实”非彼“实”，这个“实”是客观如实的“实”，而非实在论的意义。

在张申府看来，仁、生、易合乎大客观。中国哲学在仁、生、易、实等方面与辩证法具有深深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顺乎大客观的。生与仁和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生是使万物生化与生存，是仁的要求与反映，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易是生的变化发展，易要是停止，那么一切就将终止，就更无所谓的仁了。因此，张申府在人生观问题上也主张必须要“大客观”。必须知世间一切变动不居，必须安于每一阶段相当的可能，更随而进取。必须要辩证的相反相成，不要把所想超乎于现实之外。必须察上下关联，左右想通。必须努力，使各得其所，使各如其分际。在这里，“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中的精华所在。而客观主义不论是从逻辑解析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都是立足于客观现实，承认客观实在，所以它是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相对来说，仁则是一个道德词汇，偏于主观。张申府三流合一学说要求将仁与马列和罗素结合起来，则是将唯心唯物结合起来。在这里，张申府还未把道德看成是阶级的产物，作为道德的仁，仍然是唯心的。若要将唯心与唯物结合起来，则非用大客观主义方法的体现不可。因为只有在大客观主义的立场下，唯心唯物才各有利弊，各有长短，才可以相反相成。他认为，纯客观是消除主观成见，是在认识上要跳出主客你我之分。这一观点，首先是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其次他又是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观点上说明了中国哲学的“仁”、“生”、“易”是符合大客观的，这就将三流中的二流合一了。我们可以看到，张申府三流合一的思想成果背后，有其深厚的学术渊源和明确的思想方法。

2.具体相对论

张申府晚年回忆中说：对于爱因斯坦，我在1920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4]

正是在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张申府提出了知识的“具体相对论”。何为具体相对论？就是说，一句话，一段论断，甚至一种理论或者学说，在一般情形下，要断定它的对与不对，或者不是真理，都要看它是照哪种意义，作怎样解释，为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就什么或者哪方面或哪点说。也就是说，“一句说话，这样解释，在某范围，就某方面说，可以是相对的，但是换一样解释，或者出了那范围，就另一方面说，也许就错了。一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地方，处这个环境之下，可以是对的，但是换一个时候，对另一种地方，处另一样环境之下，也许就错了。”[2]P128~133张申府曾经表明过他的“具体相对论”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其二是罗素的逻辑解析和现代物理学上的相对论知识，其三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张申府的“具体相对论”认为，相信真理是具体的，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他也曾引用黑格尔的“真理是具体的”、“绝对是相对之积”这两句话来阐释说明自己的具体相对论的具体内涵和意义。

前面文章已经提到，逻辑解析重视细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辩证唯物主义重系统，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但若面对现实情况，面对革命实践，则又非具体不可。因此，张申府将两者结合起来，因逻辑解析是具体的，因辩证唯物主义是相对的。这样，既有具体的理论，又明白这个理论只是适合当下而言的相对的真理，这样才合乎中道。因此，具体相对论方法正是通过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现出来的。

张申府所说的具体相对论是有归宿的。他认为“具体相对论”是以通为旨，以用为归，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辩证解析的极致。张申府说：“我始终相信哲学的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1]P128人生一切必须要以通为归宿。”[1]P159他认为，“哲学之要在天人体用，众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通过辩证解析的方法，从而到达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张申府吸取了《易传》和《庄子》的思想，认为“推而行之谓之通”。[6]P397“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已。”[6]P133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切实实行的就是通，而不能实行的就是不通，就是违背具体相对论的。

三、三流合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张申府曾说过，他始终相信并且希望是能够将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一之。孔子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好的代表人物，他思想中的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这是其人生最高理想的具体体现。列宁是世界新方法开始的传统的代表人物，他的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是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的一般方法，是从一个实在角度来实践人生最高理想的社会科学。而罗素则是西方哲学文化历来最好的传统代表人物，他从数理逻辑，逻辑分析，科学法与科学管理等方面表示出了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此三者之间，正是相补相充，综合发展为一的。张申府其三流合一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新体系，是中国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新指标，当然，这个新指标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首先，在张申府看来，中国儒学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一个“仁”字之上。他认为中国立国之所以立、可以而且能够立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孔子所倡导的“仁”、“中”、“生”的精神内涵中。不仅这些，“易”与“实”的关系，也应该以孔子为代表。在此基础上，张申府又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在他看来，仁、易、生是中国哲学范畴中最紧要根本的三个字。这三者其实是一体的。为了理清仁、易、生三者的关系，他从中国哲学源头——《周易》中的重要命题“生生之谓易”入手，做了精辟的辨析。“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主要由于生才能显示出仁，易是生的本性。离开仁就无所谓生，离开生也就没有所谓的变易了。可见三者的逻辑关系是：仁居于核心，易处于外缘，生是由仁达易的过程。这种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根本性把握，和对仁、生、易三者关系的精辟论述，实际上是受到罗素的逻辑解析哲学的影响。

其次，张申府认为罗素的数理逻辑是其最大的贡献，因为它是哲学中的科学方法之一。在他看来，哲学的逻辑解析对象可以分为三种，同时三种解析对象都有各自的目的。一是字或名字，把字作为对象就在于对字的解析界说；二是句子或命题，把句子作为对象就在于找出句子的启示意谓；三就是学问的系统，把学问作为对象就在于要显明其所据，组成逻辑的系统。虽然三者目的表现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要还原到直接经验之上。在这里，通过对罗素哲学的研究，他又从中把握了理性与经验的关系。他认为，逻辑解析从根本上来说，与科学方法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理性的极致”，都要把问题分开来解决。事实上，只有这种分开而得的解决之法，才是真正的问题解决。张申府还认为逻辑解析的方法总有其需要的地方，因为科学方法不可能自己达到完全的圆满。逻辑解析是“求事理”，是科学的，因而要求“切实”。张申府对逻辑解析的独特领悟之处也就在于他认为，逻辑的意义要表现出一切可能关系与结构的形式与变通。不经过逻辑的“辨”，不审查其名与实，慎见其所与谓，就没有真正通达，而没有通达，就没有“以当而当”的效果。逻辑解析的作用主要是达到疏与通，即条分缕析达与融会贯通相结合。逻辑解析是哲学的“入手方法”：“依据亭实，厘字谊，消辞谓，分别类型，陈示可能，表现关联衍变，以构代推，责实核实，具体是归。”[1]P131张申府这种对罗素逻辑解析哲学的辨析以及独到的理解，不仅为其将孔子思想中的“仁”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打下了夯实的逻辑和理论基石，而且也训练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最后，张申府通过罗素的逻辑解析哲学将孔子的“仁”统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上。他指出，现代唯物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可用方法，在于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更在于它是可以用来检验真理的利器。他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实法，即是承认客观实在，接近社会现实，注重实践，研究事实，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提出要将唯物与解析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许多哲学问题必须要用逻辑解析和辩证唯物相结合组成的新方法才能解决，更坚信当解析与唯物结合起来之后，不仅哲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人类的思想也将会得到改造，世界的状态将会得到更好的变化。张申府不仅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还提出与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观点，和同时代只重视辩证唯物主义而忽视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来比，是非常具有科学性和远见的。

张申府的“三流合一”哲学思想就是在精确把握中、西、马三种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吾一向相信逻辑与辩证法相反相成，吾今更相信逻辑是辩证法的特例。”[1]P133由逻辑到辩证法是又通达了一层，而将现代数理逻辑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却是达到学问方法的第二层，即是大通。正是这种大通的思想观念，才使得张申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融贯中西，自成一家之言。

四、三流合一思想的现实启示与实现困境

张申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一，任何一种文化只有首先立足于民族之林，才能立足在世界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必须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充分挖掘、扬弃的继承和创新的升华的基础之上，必须要承认文化的民族性。

第二，不能全盘学习西方。因为西方文化的要义在于“分”，而要求不加分析辨别，全盘学习西方，则已经丢失了西方文化的要义，是一种囫囵吞枣的观点。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吸收以及发展创新都不能流于教条与本本之中，更不能盲目崇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真理，适应于一切的事物之中。张申府三流合一的观点正是信仰马列又不局限于马列教条的体现。

第四，“通”是合孔子、列宁、罗素的三流合一理论潜在的核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哲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要通，就要秉承大客观主义，就要明了具体相对论的要旨。相反来说，也只有达到通，才能真正秉承大客观主义和具体相对论，才能在实践中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然而，张申府一生爱政治胜过爱理论，所以其哲学思想有空泛和理想化之嫌疑。看似包罗各方，中和公允，实则有其自身的学理困难和操作困难。

其一：理论困难

第一，张申府所提出的大客观主义还只是一个理想，但怎样在实际中将理想变为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在敌我双方论战中真正做到无人无我的纯客观主义确实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要是再争论不清楚，谁也推翻不了谁的议题上则更是如此。就三流合一本身来讲，传统的修身哲学如何和近代社会哲学进行整合创造出一个内部一致的思想体系呢？张申府自己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说得清楚、透彻、明白。如果不能说明如何将“三流”合为一个内在一致的体系，不能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则三流合一只能是简单的拼凑，仍然不能摆脱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的模式体系。

第二，张申府认为，解析逻辑与辩证唯物主义两者的结合是既简单而又合情合理的。但是，唯物主义的基础在于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对唯物主义来说是基石，是不可动摇的，但这个基石在分析哲学那里却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认为张申府所谓的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相结合的思想是有欠深刻的，有理想主义的倾向性。

其二：操作困难

一切理论都是与时代发展要求相联系的，张申府之所以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引仁人志士，是为了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张申府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唯物论所提出的客观实在，重视实践的作用，尤其重视哲学的可操作性。但是，他的三流合一哲学思想是否就具有可操作层面的可能性，这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谁能保证政治生活中的大客观主义？也就是说大客观主义如何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中得以具体的实现？

第二，具体相对论如何做到？在政治活动中由谁说了算？张申府三流合一哲学的要旨是活与通，但活与通如何在政治活动中保证不流于任意？具体相对的真理由谁来评判？

第三，所谓三流合一是合孔子、马列、罗素为一，为什么是这三者合一而不是其他的综合？这其中抉择综合材料的一环由谁来做？而去粗取精的工作又由谁来定？区分精粗的标准是什么？

[1]张申府.所思[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

[2]张申府.张申府学术论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四书集注·论语.先进第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4]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5]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张申府.思与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