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琳成等

摘要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关键词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主成分分析；区域差异；空间自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001-11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01

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 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1] 。十七大报告已经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如何更系统评价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状况，研究和分析全国和各地区之间生态消费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化规律，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消费更快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测度是生态消费评价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相关文献对生态消费的评价一般都是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的，虽然国外没有比较成熟的生态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欧洲环境组织以及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建立的可持续消费指标体系对于我国生态消费发展与评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4]。国内方面，“十七大”之后学术界对建立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生态消费的评价研究渐渐兴起。按照适用对象的不同，较有代表性的生态消费评价指标体系归纳为三个层面：城市（镇）、省域范围（或省级比较）以及国家层面[5-13]。总体来看，以上评价指标体系为生态消费发展和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并在引导生态消费不断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现有的对中国生态消费评价的研究有三个方面需要改进：第一，有的指标体系由于缺少科学性和封闭性，对生态消费发展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有的指标体系缺少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而未能展开实际运用。第二，指标权重结构的确定大多采用主观赋值的方法，并未考虑数据自身的特征；第三，对生态消费发展状态的全国和各地较长时期的全面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的成果也相对较少。以上不利于我国生态消费的自我判断与未来建设导向的准确把握。发展生态文明的关键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下，把生态消费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基于此，本文拟立足国情国力，在借鉴国内外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消费的具体特征，从五个维度构建我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依据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生态消费的时空关联和演变趋势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探寻影响中国生态消费区域差异变化的空间机制。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1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测度方法

1.1主成分分析法

权重反映了评价事物内部诸因素重要程度的差异。主成分分析法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来确定权重结构，因而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再者，该方法能够获得构成生态消费发展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生态消费发展各个维度内各个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进而使得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测度分析具有了相对于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等其他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维度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维度指数，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的生态消费发展状态进行量化评价。

1.2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1.2.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表示全域空间自相关常用Morans I，即

在 Moran散点图中，高高聚集区，表明中心省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高且相邻省也高，在空间关联中体现出扩散效应； 低低聚集区，表明中心省和相邻省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均低，属于低速增长区； 落入这两个象限的省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聚集区，表明中心省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低邻接高，在空间关联中属于过渡区； 高低聚集区，表明中心省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高邻接低，在空间关联中体现出极化效应。落入这两个象限的省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的空间自相关性。

2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构建及其权重确定

2.1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构建

生态消费模式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特征：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绿色和低碳；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以上也是生态消费发展较好的主要表现状态。由此，本文所构建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包括了上述五个维度，并选取了21个具体的评价基础指标构建了如下指标体系：

消费水平适度是决定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大小的基础要素，即生态消费是在适度的消费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当前，我国既要保持消费水平与物质生产、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又应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因为宜居适度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进步状态，是生态文明核心思想的直观体现。因此，该维度选择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四个基础指标构成。生态消费注重通过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来获得幸福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应将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注重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据此，消费结构合理由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三个基础指标组成。消费方式健康是决定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升的重要保证。发展生态消费，需要消费活动以环保节能为前提，使自然资源得到节约集约利用，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消费方式健康维度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城市天然气用气人口、人均生活用水量三个基础指标。生态消费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公众福祉的提高。当前，虽然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递增，但是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低于全球60%的平均水平。旅游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低碳产业，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4]，旅游产业符合生态消费发展的诉求，其发展状况既可反映旅游消费规模，又可反映物质生产、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由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旅游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是揭示消费规模增长维度的基础指标。消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自然环境是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它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消费需要，提高生态消费质量具有极端重要性。国家级森林公园个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省会城市API指数优良天数、全省重点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刻画自然环境和谐维度的基础指标。森林资源能够美化消费环境。建城区绿化率是描述绿地资源禀赋的主要指标。考虑到各个省份、自治区的城市较多，相对于其它城市，省会城市是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更具有代表性，故城区环境空气状况均以省会城市API指数优良天数为统计指标。相对农村，我国城市水体污染、土体污染、空气污染更为严重，这将危及消费品的质量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工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是城市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居民部门治理面源污染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5]。社会环境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面临的各种社会因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改善人们的生态消费状况。较高的收入水平是生态消费的经济基石，居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影响着消费支出而且影响着居民消费结构[16]。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正不断提高，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服务可使人们在家中消费，这体现了信息技术在降低物质消耗、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潜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城镇化一般表现为人口和经济的集聚，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相伴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激化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城市规模越大，所承载的人口越多，自然资源利用的强度越高。因此，发展生态消费是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故将城市化水平这一指标纳入到评价体系之中。

2.2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指标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地区统计年鉴》、《各地区水资源公报》、《各地区环境状况公报》以及中国林业网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录，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选择以2003年作为基年，台湾以及香港、澳门不包括在研究之内。个别指标项缺失的数据运用类推法或插值法进行了估算。

由于各基础指标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使得我们需要进行数据的变换与处理。其一， 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各基础指标属性分为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三种。为了使所有指标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作用力同趋势化，本文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其二，生态消费的各项基础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 若不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则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考虑到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包含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差异的信息。因此，本文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 以保留各指标在离散程度上的特性，避免低估或夸大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17]。

2.3基础指标与维度指数的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各基础指标的权数， 运用stata11.0进行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将第一主成分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作为各基础指标相应的权数，由此求得各维度指数，再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各维度指数的权重。表1列出了测度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各基础指标及维度指数的权重。由表1可见， 消费方式健康在第一主成分指数中的权重最高，为0.646 8，这意味着2003-2012年间中国生态消费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方式健康这一维度上。消费规模增长在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中的权重居第二位，说明这一个维度对生态消费发展的贡献紧次于消费方式健康。消费环境和谐与消费水平适度在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中的权重相似，分别为0.419 2和0.392 6，说明这两个维度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中的贡献大小基本相当。

32003-2012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

在获得基础指标权重并求得各维度指数值的基础上，本文再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各维度指数的权重并以此合成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得出表2所示的测度结果。

结果表明，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以2003年为基期，特别自

2008年以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全部高于均值2.909，至2012年该指数达到4.702，为2003年的3.073倍。数据表明我国在生态消费领域加快了系统探索，消费水平增加迅速，结构逐步改善，规模持续扩大，环境日渐优化，并处于逐步提高的过程之中。这与2007年党的第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2011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2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部署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政策意义与实施效果凸显。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不断上升的同时，还须注意五个维度指数的变化。总体上看，除了消费结构合理维度外，其它四个维度的指数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对生态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结合表1与表2，具体分析如下：

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高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健康维度。该维度指数稳定上升态势明显。具体来看， 城市天然气用气人口的增加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贡献最大，这主要得益于2004年我国“西气东输”工程全线贯通并运营，方便了城市居民清洁、高效的能源品种的使用，生活用能条件的改善逐渐扭转了居民以低效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习惯，带动了各地城市用气人口的稳步增加。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指标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贡献次之。虽然我国各地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在逐年增加，但是，城市汽车尾气和环境污染的形势依然严峻。以北京为例，地面交通的公交出行率仅44%，低于巴黎和伦敦70%左右的水平，这使得北京成为一个拥堵和汽车尾气污染之城。基于此，我国还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另外，还应当看到人均生活用水量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高的重要性，因为这一因素在过去10年的生态消费发展中的贡献是负向的。自2003年以来，我国各地不少省份的生活用水呈持续增加态势，水资源的稀缺性更加突出，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还任重道远。

消费规模增长是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高的关键因素。该维度指数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具体来讲，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持续走高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然而，旅游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贡献较弱，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与总体生态消费发展的变化关系则是反向的。因此，从长期来看，要提高生态消费发展状况，需要进一步紧密围绕消费规模进行机制设计，出台有效措施，扩大居民消费，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为带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为生态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实现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旅游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消费环境和谐维度中，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高受到互联网普及率、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网民数量增长迅速，但与互联网发达国家冰岛、美国等差距很大，如何使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消费成为扩大生态消费的新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议题。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人们才能消费、敢消费和生态消费。另外，我国在自然环境方面则存在以下问题，如，全省重点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的贡献偏小，这表明，虽然我国近年来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使得各省重点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上升，但还要继续深入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确保重要城市和重点地区供水安全和水生态安全。省会城市API指数优良天数与生态消费发展的变化关系则是反向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可吸入颗粒物超标、城市汽车尾气密集的影响。自然环境方面的问题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一方面，生态消费的安全隐患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生态文明观念也越来越强，对良好自然环境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对此，我们应坚持以人民的生态需要为本，清醒认识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多管齐下地保护和美化自然环境。

消费水平适度也是促使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提高的一个因素，该维度指数也呈现稳定上升态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人均居住面积逐渐增加，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工作，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城乡居民的住房严重短缺基本解决，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贡献是最小的，该维度指数值仅呈小幅波动提高趋势。2006年和2008年分别为两个波峰值1.689和1.682，2004年为波谷值1.537，2009-2012年的维度指数值缓步上升。在基础数据分析时，我们注意到，维度指数值的走势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为在起伏中下降的趋势，二是体现发展与享受需求的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的比重不高，这说明人们在满足生存必需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还需注重精神生活的构建[18]。

4生态文明消费指数差异：区域比较

4.1区域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测算

为了进一步把握和比对我国各地区生态消费发展状况，依据前文测度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各省区2003-2012年的基础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测算。与全国总体发展指数的测度方法相同，对指标体系中的所有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并运用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依据主成分分析法求得各地区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根据通用的区域划分方法，本文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单元：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全国各区域、省域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如表3所示。

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东部指数值分别高出中部的67%，西部的114%。说明东部地区生态消费建设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省级层面看，2003年以来各省（市、区）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均得到了快速提高。2012年，山西、山东、内蒙

古、河北省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为2003年的4倍以上，体现了其在提升消费水平，变革消费方式，调整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成效。与此同时，中国其余20多个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2003年也都有了2到3倍的增长，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积极态势。但也可以发现，各省（市、区）之间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从2003-2012年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均值的排名来看，居于前10的省份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浙江、辽宁、四川、天津、湖北。这些省份中东部地区省份8个，中部省份1个，西部省份1个，即东部省份发展指数值明显较高，且大部分处于排名的前列；在上述10年间，以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排名前三的北京、广东、上海为例，这些地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稳步提高主要是由于其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绿色、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在全国领先。在基础数据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在以上三个地区的比较中，上海具备消费水平较高的优势，但人口、经济和城市功能的聚集使得生态消费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略占下风，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的大小，上海需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循环利用可再生利用的城市生活“矿产”。排名第11-20的省份是河南、福建、河北、重庆、湖南、陕西、安徽、黑龙江、吉林、山西，上述省份中东部省份2个，中部省份6个，西部省份2个，中部省份居多，这说明中部省份积极发挥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在携手推进生态消费五个维度的协调稳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排名第21-31位的省份是新疆、内蒙古、广西、江西、云南、海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其中东部省份1个，中部省份1个，西部省份9个。东部地区的海南省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值在东部排名最后，处于全国第26位，主要原因是该省的省区规模小，带动力较弱，消费水平适度等各维度指数都较小。江西省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排在中部省份的最后，处于全国第24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方式健康指数中的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与城市天然气用气人口两项指标评价值偏后，消费规模增长指数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高，消费环境和谐指数的互联网普及率偏低等。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10年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总体排名靠后，这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再加上这些年西部山区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产生了较突出的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问题，使得它们各维度指数

的绝对水平明显落后于高指数地区，生态消费需要下大力促进发展。

综上，全国生态消费发展得到促进的同时，各地区生态消费发展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在考察的10年时间内，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呈现由高到低逐渐递减的格局。同时，各地区生态消费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的特征，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有必要利用空间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生态消费的区域空间差异时空格局演化规律进行探讨。

4.2区域生态消费差异的空间分析

4.2.1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

本文运用GeoDa软件对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并对其显著性进行了检验，所得结果反映在表4中。可以看出，各年份中的 Morans I 值均显著为正，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Z 统计检验，这表明中国生态消费均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Morans I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演进，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出在波动中不断增强的集聚现象。

4.2.2Morans I 散点图分析

为了直观地描绘各个地区局部空间相关性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选择2003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5个典型年份，绘制中国区域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Morans I 散点图，并将其结果汇总成动态变化表的形式，以了解判断每个象限具体的省（市、区）的变化，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大多数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5个时期中国31个省域中分别有67.7%，67.7%，74.2%，80.6%和74.2%的平均72.9%左右的区域显示正向空间关联，空间集聚的显著性表现为波动变化的态势，说明中国区域生态

消费存在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同时，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为数不多，即发展出现差异性的省市不多。

（1）高高集聚区。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浙江、山东、北京、天津、上海、江苏6个省份长期位于高高集聚区，该类地区经济都比较发达，省区间经济联系密切，消费方式、消费规模相互影响等溢出效应作用明显，从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得以不断提升，是我国生态消费的核心增长极，并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

（2）低高集聚区。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少数省份中，其中安徽长期位于低高集聚区。随着“东向战略”的实施，安徽可充分发挥自身公共交通便利、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代表的生态旅游资源较丰富等优势，加快生态消费的提升。从长远来看，其发展前景较好。此外，河北省除了自身在扩张城市天然气用气人口，扩大消费规模和营造良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上加大作为外，还充分利用邻近生态消费发展指数高的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的有利的“被扩散”的区位优势，逐步缩小了与周边地区的空间差异，实现了从低高集聚区到高高集聚区的跃迁。而吉林省因受到生态消费发展较快地区的影响较小，则发生了由低高到低低集聚区的位移。

（3）低低集聚区。中国西部、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主要位于低低集聚区，占到全国省份总数的近50%，分布

格局也基本稳定。其中，尽管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但是陕西较低的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对其生态消费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亟须推动消费方式向健康、绿色和低碳型的转变。中部地区山西省近年来在促进生态消费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逐渐形成一个地处内陆的新增长极。西部地区的云南、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贵州、甘肃等省，东部的海南省，虽然在消费的自然环境上有优势，但就总体水平而言，由于经济本底较差、消费水平不高、消费规模偏小，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导致这些省一直处较低的生态消费状态。而江西、湖南、广西近年来受外界因素影响发生了由低低到低高集聚区的空间位移。

（4）高低集聚区。四川、辽宁、湖北、广东一直排在高低集聚区。其中，广东作为中国东部的先进省份，其生态消费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缺乏区域合作机制，该省生态消费较快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极化作用。另外，河南注重利用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全国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与周围地区携手打造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关联中体现为极化效应到扩散效应的转变，发生了从高低集聚区到高高集聚区的跃迁。

5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模型，依据主成分分析法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其次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中国各省区生态消费的空间格局演化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就全国总体的角度而言，2003-2012年内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第二，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第三，近年来中国各省市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呈现了由高到低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东部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份呈现出一定的集聚，西部地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也是连片分布。第四，中国区域生态消费存在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极化效应在逐渐减弱，空间差异呈现不断缩小态势。根据前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进一步推进生态消费建设的对策建议。

5.1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基础设施是生态消费开展的物质条件。首先，推动形成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继续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推广节能省地型住宅，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设施，把握好生活空间的集聚性、配套性和扩散性。其次，着力发展天然气、页岩气等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可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加强国际清洁能源的引进利用。第三，公共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生态、低碳发展的重要标准。应大力发展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给予公共交通更多的路权，将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覆盖城市，为城市居民消费方式生态化创造条件。最后，加强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习惯互联网消费的年轻一代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应围绕智慧城市、数字家庭、旅游无线互联网积极开展业务，加速推动促进智能终端产业链的升级改造，满足大众多样性、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5.2消费者应积极参与生态消费行动

消费者是促进生态消费的主体。生态消费需要消费者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消费行为既要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又不会对他人带来损害和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19]。各地消费者应革除消费陋习，在消费结构上，逐步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提高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的贡献度。在消费方式上，做到勤俭节约与绿色低碳的有机统一。尽量选择公交绿色出行，鼓励拼车出行，强化节水、节电、节气，提高清洁能源与生态产品使用，提倡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行为，促进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5.3政府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

政府是引导、激励生态消费的核心力量，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

5.3.1加强各项投入与监管，保障消费自然环境

一方面，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提高面源污染的治理水平。主要包括进一步实施清洁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培育绿色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为满足群众更高生活品味的追求，应加大自然环境保护和投入，增加国家级森林公园个数，加快建设布局合理、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化系统，提高建城区绿化覆盖率。

5.3.2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保障消费社会环境

不断完善促进生态消费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具体包括：

（1）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夯实生态消费根基。着力消除贫困，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为消费者持续增收提供条件。

（2）完善价格政策，刺激生态消费需求。包括：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健全居民用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进一步约束消耗能源、影响生态环境的消费方式。继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选用生态产品的消费者加大补贴力度，扩大生态消费规模。

（3）以新型城镇化为重要抓手，充分激发生态消费潜力。政府应合理规划，政策引导，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消费的融合发展。为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可大力修建大型民俗、民风文化娱乐平台，引导娱乐文化集群化发展。围绕“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生态消费成本，减少资源环境消费压力。

（4）制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政策，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着力将旅游、信息消费等服务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加快生活性服务业的现代化，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共赢。

5.4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寻求开展促进省域之间生态消费的合作方案，并不断建立和完善合作框架内的体制机制，因地制宜促进发展。一方面，生态消费较高的东部地区，作为我国人口、经济的中心，需要利用区位优势、经济优势、产业优势、人口素质优势，以生态优先为原则，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以新型城镇化为动力，以解决消费环境问题为重点，政府依法调控，居民积极参与，市场有序运作，进一步提升生态消费，并加大省域间的生态消费合作力度，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相对较低的中西部进行合理的流动和扩散，发挥好中心城市和重要经济区域对中西部邻接省区形成辐射带动的作用[20]，实现生态消费高高集聚区省区数量的增加。就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应有效借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管理经验，针对性地转变消费方式，调控消费水平，逐步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并从利益协调、对口援助、合作帮扶及空间组织等方面挖掘生态消费的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布局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创造后发优势，为生态消费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外在条件。同时，政府在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制定消费政策时应在充分了解贫困地区集聚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相机决策，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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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built an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Consumption Level Moderation （CLM）， Consumption Structure Reasonableness （CSR）， Consumption Pattern Health （CPH）， Consumption Scale Growth （CSG）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Harmony （CEH）. Through adopt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target， Chines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have been measured from year 2003 to 2012. On the basis， the pattern of evolution for Chines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i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applying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Chines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is between 1.530 and 4702， and has a steady increasing tendency in general.Secondly， CPH， CSG， CEH， CLM and CSR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but their contributions decrease from the first one to the last. Thirdly，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and its amount of var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provinces.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average level of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are 4.216，2.517 and 1.973 during year 2003 to 2012， which shows a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 From the provincial perspective， provinces with high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are assembled in eastern China， and on the contrary， those with low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are assembled in western China. Fourthly， from the gener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perspective， the degrees of general Morans I of provincial ecologica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dex in China during year 2003 to 2012 are all positive， which demonstrates an increasing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mong Chinese regional ecological consumption. For more details， the Morans I scatter diagram shows that 72.9%of the provinces in China distinctly appear to be in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geographical space （with HH correlation and TT correlation），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has an apparent “polariz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vely，in terms of the outcome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in China：Firstly， insisting o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oing first. Secondly， practicing actively ecological consumption. Thirdly， improving the policy system that can guide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Fourthly， seeking for new way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Key wordsecological consumption；development index；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regional disparity；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