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钢　陈思霞　蔡璐

摘要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关键词城镇化；全要素生产率；公共支出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050-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07

在历经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经济增长原动力已经逐步减弱，而城镇化是推进中国未来新经济增长的新型动力之一。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更好发挥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市场机制是基础性的配置作用，而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政府机制必然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市场有效边界的前提下，政府财政支出应该多大程度上介入市场失灵部分的干预？公共支出结构内部应该如何调整并合理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使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同步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对于更好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对于以往研究，本文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否有效促进了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对于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作用，地方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是扮演了“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三，以优化城镇化的要素增长积极效应为目标，公共支出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优化调整？文章以中国30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支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

1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变迁，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约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重大的发展。1982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到2012年11月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3%。这无疑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迁[1]。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优质生产资源进一步集聚，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逐步显现，此外基于“干中学”效应和知识集聚效应的外溢性，都成为了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2]。

Lewis年构建的农、工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中，认为只要城市雇佣工资水平超过生存需要，即使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不为零，也会有无限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直至出现著名的“刘易斯拐点”[3]。对于这一城市化现象，不少学者研究分析后对其效应持肯定态度。Johnson认为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经之路，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4]。李实[5]、王小鲁和樊纲[6]认为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从事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会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学习新的技术技能，也是促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城乡差距缩小的重要方面[5-6]。贺建清也指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波动也受到城镇化率变化的影响[7]。

当然，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进城公民获得公平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继而造成群体差异、城乡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不断拉大的现象；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歧视在城镇化过程中仍然广泛存在。第二，中国近几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多以牺牲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而从长期来看，严重的环境问题必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第三，高密度的劳动强度、产品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是粗放式经济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突破的关键，而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追求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显然是不可持续的[8]。

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越者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社会要素生产率上。自从提出建立一个社会要素生产率研究体系以来，关于研究导致社会要素生产率差异原因的文献不断出现，例如，强调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9]，强调技术应用障碍的作用[10]等等。在社会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因素中，劳动力的错配对社会要素生产率有着明显的负效应，并呈逐渐扩大趋势，并且产生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部门间的工资差异所致[11]；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会低估同期社会要素生产率提高程度，而高估同期的技术进步指数[12]。这一规律在农业中也适用。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导致农户个体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最终降低农业的总量全要素生产率。而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配置、金融市场和土地规模[13]。除此之外，环境效率与相应的社会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可能对环境产生较大损耗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并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因而会扭曲对社会福利变化和经济绩效的评价。在引入了环境效率这一变量之后，会发现环境效率对社会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人均GRP、FDI、结构因素、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环境效率和社会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4]。

在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公共支出政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公共财政介入市场干预基于三大机制：首先，对于具有典型正外溢效应的、市场不愿意提供或者供给短缺的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通过公共支出形成有效供给；而对于具有典型负外溢效应的“劣质品”，通过税费政策加以抑制。其次，通过财政部门累积的大量资金合理配置到各个部分，有效使用政府购买手段、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关公共支出政策影响社会有效需求、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保障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当各种生产要素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公平的回报率时，通过公共政策的财政活动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维持社会的相对公平状态[15]。

那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于社会技术进步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公共支出政策（包括公共支出规模和公共支出结构调整）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公共支出变动是更有利于发挥城镇化的要素增长效应还是遏制了城镇化的要素增长效应？以下我们将通过实证检验来依次说明，文章的后续安排是：第三章是模型与实证解读，第四章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2模型与实证分析

2.1数据与模型设计

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核心指标，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城镇化率以及公共支出政策。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生产能力、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提高城镇化进程可能会通过优化人力资源及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能力等方面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地方公共支出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政府通过支出政策干预市场经济可能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干预提高了技术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具体的这几项指标之间如何影响、如何作用，需通过一系列方法进行定性及定量的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采用TFP指数进行衡量，其测度方式主要基于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分解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余值法发展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使TFP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无需特定的生产函数和无效率项的分布假设，也不需对市场竞争状况做出假设，它使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构建出有效生产前沿面，将决策单元同有效生产前沿面相比较，计算出每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再通过一系列的换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组成。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时，需要确定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并结合本文，确定投入指标包括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产出指标为当年社会总产值。TFP指数能够较好地对社会生产效率总体改进进行综合测度。需要说明的是，全要素生产指数均为各省份年度之间的环比效率改进指数，为了进一步“真实”地反映当年生产状况，本文以初始年份为基础，将地区生产效率指数换算为定比改进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城镇化率指标使用当年地区城市户籍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得到。

公共支出政策实质上代表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以及公共资源的内部配置结构，对城镇化和要素生产率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和事权的不断扩大，使用公共支出相对规模刻画公共支出行为及其影响效应更加合适。本文分别以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公共支出规模政策，以公共支出中福利性支出占比衡量公共支出结构政策，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福利性公共支出主要考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救济五个方面，选取的回归分析样本区间为2005-2012年。

其余控制变量分别考虑了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人口数），产业结构（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以及人口结构（地区人口中15-64岁人口占比）。所有核心数据采用对数化处理，以保证数据平滑性。为了尽量减弱内生性偏误，同时控制了地区虚变量和时序虚变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实证思路是：首先，依次检验城镇化率、公共支出规模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再分别通过城镇化率与公共支出规模的交乘项，以及城镇化率与公共支出结构的交乘项，探讨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的基础上，公共支出政策应该做出怎样的动态优化调整；最后，本文将分年份检验公共支出政策如何作用城镇化的全要素生产效应的影响，在考虑时序异质性的基础上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回归结果来看，单独考虑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时，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考虑到中国新形势下面临的经济新环境，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改革开放前期，伴随着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逐步释放，以“密集劳动”和“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对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应是逐步扩大的。但随着经济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既有经济体制的缺陷开始显现，密集型人力资本的经济边际效应也开始下降；而诸如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公共服务二元分割、环境生态造成经济损失等矛盾集中体现，也进一步削弱了城镇化的积极经济效应。

接着可以分析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对无益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从制度选择上说明政府干预让位于市场经济机制将更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存在于“政府失灵”中的寻租、官僚制度、资源配置决策和生产低效率等因素，其本身就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的时序控制变量和截面控制变量都是显著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人文环境以及受到的系统性外部冲击因素等，可能是导致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根源。

表2在表1的基础上再分别加入了城镇化率与公共支出规模的交乘项、以及公共支出结构与城镇化率的交乘项，进一步检验公共支出政策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分析发现，当仅考虑公共支出规模对城镇化的“援助”效应时，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联不显著，公共支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仍然保持负向效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单独依靠扩大政府干预程度对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效果并不明显。但考虑到公共支出结构的“援助效应”，控制了公共支出结构与城镇化率的交乘影响后，城镇化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交乘项也显著为正；这说明若要激励城镇化率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必须相应作出动态调整，城镇化进程必须要配套合理有效的公共支出政策，才能达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进一步从系数符号上分析，单独就公共支出结构本身来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更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但考虑公共支出政策对城镇化率的扶持效应时，提高福利性公共支出占比时能够更好地帮助城镇化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用。

因此，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将对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一质量包括了城市新移民对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就业机会等。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改善将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配套的户籍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可持续性。

重点考察公共支出扶持效应的年度间动态变化趋势。

从分析结果上看，扩大公共支出规模唯独只在2008年显现了有利于城镇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①，其它年份并不显著。而提高福利性公共支出在大部分年份中都有利于帮助城镇化率发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效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大福利性领域的公共支出，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本的累积并保障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时序动态检验也从侧面验证了整体结论的稳健性。

3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历经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新型城镇化是否还能够有效拉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问题引发着社会的持续关注；而公共支出政策应该做出怎样的动态调整以帮助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增长效应？文章以2005年至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城镇化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分析了公共支出政策在其中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红利效应的逐步减弱以及经济发展中累积的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若要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公共支出政策的动态调整是不可忽视的。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

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其中更加需要强调转移人口素质的提升和对城市福利体系的全面融合。公共支出政策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城镇化进程中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等，都能有效帮助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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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urbaniza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y. Urbanization is a new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of government public expenditures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soci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social TFP through urbanization， the role that 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 actually play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tual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2， the article uses DEAMalmquis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the growth of TFP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spending policies in the process， while taking regional annual average labor input and capital as input indicators and social output value as output indicators， per capita GDP，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as control variable.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when urbanization considered separately，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FP growth is not significant. It means that the laying emphasis on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of urbanization rate to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between the public expenditure scale and soci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public expenditure structure. Secondly， it is not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just by expanding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onsidered from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increasing public spending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ffect more significantly. Thirdly， the changes of public expenditure structure to exer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to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ffect are significant. In the process the of the urbanization， the basis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s perfecting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improving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welfare ， helping floating population accumulate their own education capital and health capital. Therefore， urbanization is not simply just a part of the population shifting from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 the ‘peopleoriented should be stressed in the new round of urbanization. It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social TFP， through building public welfare system for population， supporting systems in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for the public welfare system transfer of population， enhancing public welfare equaliz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ducing governments abnormal intervention in market mechanisms.

Key wordsurbaniz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public expenditure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