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辉，田景春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清朝云南文化治边思想与实践

马亚辉，田景春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清朝的文化观为历代王朝文化观与文化治国观的一脉相承，是清朝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清初云南的社会现实是清朝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客观条件，二者共同促成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出现。清初云南籍官吏与云南督抚亲历战乱后云南社会的凋敝，先后提出文化治边的思想，并于康熙时期广泛实行，一是重建云南社会秩序，二是治理叛服无常之土司。通过在云南修建学宫、学校、书院兴贤育才，推行科举，广施优惠等一系列文教政策，传播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在云南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清末民初的西南边疆危机中，各民族表现出浓厚的国家认同，共同捍卫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清朝；云南；文化治边；边疆治理；土司

云南经过历代王朝的治理，至明末清初早已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文化教育同内地相比依然十分落后，尤其是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云南社会动荡，风气大坏，土酋叛服无常，民不聊生。清朝有鉴于此，为重建云南社会秩序，保持云南稳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治理。清朝对云南的文化治理是维护云南社会稳定，重建封建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加强云南夷汉人民对清朝认同的最主要方式。然而，有关古代文化治边的研究并不多见，张丽、郝军亮在《明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举措》[1]中，对明代云南边夷土司地区的教育情况进行了简要论述；郭院林在《松筠“文化治边”思想及其影响研究》[2]中，首次把“文化治边”用于古代边疆治理研究领域，并探讨了松筠在任伊犁将军期间的文化治边思想及其影响；研究古代文化治边的力作当为方铁、黄禾雨所撰《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3]一文，从历史长时段宏观探讨了历代中原王朝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还有一些研究清代边疆文化教育的文章，但多是从教育史的视域进行的，与文化治边的主旨相差较远。因此，笔者略集史料，试从文化治边的视阈对清朝在云南的文化治边事宜进行粗浅分析，谨撰拙文，抛砖引玉。

一、清朝的文化观与清初的云南社会

古代王朝对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治理短期内可谓是成效显著，但能否长久巩固，并保持国家版图始终不变，答案不言而喻。古代王朝对国家的文化治理，短期内虽然收效缓微，从长时段来看，其效果却令人瞩目，影响深远。中国历经多次的朝代更迭，版图也随之扩大或缩减、分裂或统一，但其核心区域在对中国的认同上始终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化实体，这是中国得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历代王朝的文化治理对这个文化实体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中原王朝的积极经营和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唐末两宋时期，华夏之地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3]正是由于文化本身的这种作用，中国古代王朝试图通过文化来治理边疆地区，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最早提出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政策的是明朝政府，而清朝因袭明制，并广泛推行于云南，可谓是中国古代王朝文化治边思想与实践的集大成者。

“文化”有多种涵义，在中国与西方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因本文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文化治理，在此只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的涵义。“文”的本来涵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演化等，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传》：“知变化之道”；《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文化”是“文”和“化”两词组合而成，二词结合使用，始于我国最早的经学著作《周易·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也说是以“文”来“教化”天下。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涵义与现在不同，是文治和教化之意。“文”与“化”合成一个词使用，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卷15）：“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昭明文选》收入晋朝的束广微（晳）的《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4]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应是指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清朝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为少数民族所建立，但对文化的理解同样是文治和教化之意。文中“文化治边”一词，便是基于清朝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认知，即关于清朝文化观的研究。

内地的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开始浸润到云南，虽然不能给出确切的历史时间，但已经非常久远，却是毫无疑义。元代之前，内地的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往云南的传播，多是自发的行为，很少有中原王朝的主动推行因素。一是古代内地到云南的交通极为不便，中原王朝的政治直辖权力很难延伸至云南；二是自唐宋以来，云南为南诏、大理两个地方势力所割据，尤其是宋朝太祖，划大渡河为界，主动阻隔内地与云南在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使内地的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在云南的传播极其缓慢。

云南自纳入元朝版图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成为行省，赛典赤任平章政事，开始在云南倡导儒学教育，设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的学校、祭祀等事。赛典赤“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5]第2卷：556-557至元二十一年，赛典赤建中庆路大成庙，“择军民子弟之秀者以补学生，奏复其身，命蜀士王君荣午充教官以董之，使肄业焉”，“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5]第3卷：275-276可以看出，元朝在云南兴办教育的目的是“治理异俗”，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北人鳞集，爨、僰循理，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驲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獠之乡，咸建庠序矣”。[5]第3卷：276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在云南推行文化教育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了云南土长的抵制的。在大理修建庙学时，大理总管百般阻挠，“土长迫于威势，乃曰：‘敢不唯命。’于是兴工，经过一番严重斗争”。[5]第3卷：272直至元末，一直存在土长段总管与行省政权之间的斗争。

明确提出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政策的是明朝政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5]第4卷明太祖所言道出在云南推行儒学的真实目的，即“治土安边”。明成祖继承了明太祖文化治边的思想。永乐元年，楚雄府“所属人民类皆蛮夷，不知礼仪”，[5]第4卷：493惟僰人有能读书识字，因此特设楚雄儒学。[5]第3卷：498永乐十年，云南布政司左参议吕明善言：“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明成祖从之，并谓礼部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5]第4卷：495此后，明朝一直把儒学教育作为云南文化治边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隆庆二年（1566），明穆宗诏立云南武定军民府儒学，时凤氏之乱甫平，黔国公沐朝弼等请即其旧址为学，以变夷风。[5]第4卷：503明代云南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明朝的文化治边效果也要好于元朝。

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出现，是基于历代王朝一脉相承的文化治国观念，并由清初云南的社会现实所决定。顺治元年（1644），清朝便谕命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允植袭封“衍圣公”，次年，又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将儒家文化定为清朝的核心文化，以示尊孔崇儒，表明清朝继承了历代王朝的传统文化与文化观念。顺治十二年，清世祖晓谕天下：“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6]清朝主张发挥文化的治理与教化功能，清晰地提出以文化来治理国家的理念，以后的康雍乾各朝也都继承并发展了顺治朝的文化治国理念，并实力奉行于全国，包括西南边疆地区。清朝的文化观与文化治国观可以说是其文化治边思想出现的必要前提。

清初中国四隅形势各不相同，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出现并首先应用于云南，与当时云南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清朝初期，云南经历了两次战乱，一是平定南明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二是“三藩之乱”，这两次战乱给云南社会带来了巨大动荡，饿殍遍野，饥者相食，民不聊生，不知礼仪为何物，云南社会紊乱，急需治理，除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恢复社会秩序，维护边疆稳定外，文化教育不失为重建云南社会秩序，保证西南地区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手段，清朝政府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清初云南社会的另一个现实是汉夷杂居、夷多汉少、土流并存的人文分布格局。云南与内地迥然不同，不但幅员辽阔，且交通极为不便，“一州一县之地，自数百里千里以及千余里不等，甚至有二千余里者。又滇省夷人，若僰爨、沙侬、窝泥、拇鸡、猓猓、狜猔、苦葱、猓黑之属，共六十余种，号称百蛮，言语不通，饮食居处与上古无异”。[7]在乾隆十七年时，云南各地仍然皆是夷倮杂居之区，“改流未久及新辟苗疆地方夷多汉少，其余汉夷参半，大率汉民俱住城市，夷倮住居山乡。其种类不一，有白人、僰夷、白倮、黑倮、沙人、侬人等类，而倮倮一种最多。”[8]这种夷汉杂居、土流并存的情况终清之世一直存在，且夷人风俗与汉人差别很大，甚至是原始社会习俗。在云南偏远之地，土司依然叛服无常，虽说治理边疆应“因俗而治”，但针对云南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与民族情况，清朝“因俗而治”多停留于理论层面。各种治边手段相比而言，文化治边更符合低成本、高收益的原则，且能解决“因俗而治”在云南面临的各种问题。通过文化治边，可以较容易地实现清朝政府的政治意图，一是重建多年战乱之后云南的社会秩序，稳定西南边陲，二是增强云南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服从与认同。乾隆时期，“云南临安、澄江等府属之夷人，久沐圣化，渐同编氓。余虽椎髻短衣，习俗如故，而耕凿自安，颇知凛畏官长。”云贵总督硕色所至之地，其夷寨头人皆率同男妇执香迎送。[8]不可否认，文化治边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促进了西南边疆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与风俗习惯的演变，还加速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削弱了“因俗而治”赖以实施的多样化基础。

二、清朝云南文化治边思想的提出

早在清军进入云南之前，清朝官吏便已提出对云南进行文化治理的建议。降清官吏王弘祚为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云南保山人氏，因其生长于云南，对云南的社会现实与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云南僻处西南，与内地交通不便，政令往来要经数月，为使云南纳入清朝版图后能够及时得到治理，社会恢复稳定，土司服从管制，王弘祚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作《滇南十义疏》，在第六义中提出要对云南进行文化治理。云南兵燹之后，为将“十余年戎马之场，复变为文明之地”，亟宜鼓舞人才，广文教而振士风，以文教来治愈战争的创伤，重建云南社会秩序。王弘祚还在第九义中提出以内地的风俗习惯、封建礼仪来教化土司的想法：云南土司种类不一，俗尚各殊，“有以布缠头椎髻者，有以绳编发长披者”，“若一概绳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诚”，因此，除汉人士庶衣帽、剃发遵照清朝制度外，土司应暂“各从其旧俗”，等云南大定之后，再慢慢令其遵守新制，以达同伦同轨之模式。[5]第4卷：386王弘祚主张以满汉的风俗来教化土司，为防止土司产生抵触心理，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除服饰、发型外，其他风俗宜暂时保持不变，其最终目的是使云南与内地在文化上达到高度统一，实质上这是一种民族同化思想。

主张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政策的并非王弘祚一人，还有一些政绩卓越的云南总督巡抚。顺治十八年，清军进入云南，与南明的战争尚未结束，云南巡抚袁懋功就提出效仿明朝，在云南土司辖地推行文教，以治理土司。当时，云南两迤土酋狡性叵测，叛服不常，欲其归附，最难固结。袁懋功指出“以威慑之，勉强一时；以德绥之，永戴百世”，即通过军事、政治威慑土酋，只是一时之策，“以德绥之”才是长久之计，而“以德绥之”则是指发展封建文教，文化治边。袁懋功还列举明朝沐氏镇滇之例来论证文化治边的重要作用。明初沐英始开滇疆，依靠军事，后来越酋阿资降而复叛，沐英麾兵击之，杀戮殆尽，此事威行百蛮，功绩显赫。等战争结束后，沐英除筑城垣、设卫御、修惠政、简官僚之外，更是大力发展云南的文化教育，实行文化治边政策，“土官子弟亦令其入学肄业，使知礼义，且于朔望，释菜毕，延师生于堂，设广席，坐土舍于侧，烹羔羊以食之，又于冬夏，制时衣以衣之。此岂虑各酋跳梁？故羁縻子弟以牵制乎诚”。袁懋功认为，清初土司叛服无常，原因在于“皆从幼失学，不知尊法尊王为何事，是以恃险逞强，敢行称乱”，应在土司幼年时对其施以文教，令其通晓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使土司、土府像“焚香顶戴沐氏”一样“世保兹土”。清军初入云南，土司大为震惊，唯恐被清军剿灭，多备兵待战。顺治朝为抚绥土司，传谕“群戎缴伪篆者，准给新印，纳宗图者，准袭世封”，但仅此是不能保证云南长治久安的，还应在土司辖地推行文教。袁懋功云：“一切土舍应照沐氏教养法，就学泮宫。”即土官子弟凡应承袭世职者，许令就学，学官量其资禀，立课责成，其日用服饰之需，由平西王吴三桂负责，以给膳读。迨后经书娴熟，礼义通明，或遇父兄谢世时，着令该子弟回籍袭职。用文教“陶镕习气，既化其旧染犷悍之风；嫡派分明，更不开日后僭窃纷争之隙”，而且教诲饮食裕及后昆，令各土酋及属民，世世衔戴清朝皇帝高天厚地之仁，且椎卉而化为衣冠，嗢咿而变为雅颂，熙熙皞皞不下内地，而土司“其余子弟，准其延师课读，攻苦下帏，如有文理稍通，许令子衿入泮，岁科乡试，悉照汉规，自此家传户诵，文教旁皇，而子子孙孙咸仰瞻天子之休命矣”。[9]

袁懋功的文化治边思想同王弘祚相比，主要侧重对边疆土司的治理。王弘祚的文化治边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儒家文教来整饬多年战乱后的云南社会秩序。滇省自遇兵燹，诗书废坏几十余年，宜广文教而振士风，将戎马之场变为文明之地。[5]第8卷：384-387通过振兴文教，来恢复战争给云南社会带来的创伤。二是用满汉风俗来同化云南土司。袁懋功虽未提及文化对边疆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在文化治理土司的问题上则较王弘祚更进一步，不但在风俗上要求将土司“椎卉而化为衣冠”，还倡议用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对土司子弟熏陶濡染，若土司袭职，必须幼年接受过儒家教育方可，要使土司辖地的“嗢咿而变为雅颂”，文化兴盛不亚于内地。

最能体现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代表人物莫过于云南督抚蔡毓荣、王继文二人。蔡毓荣亲睹战后云南社会的残破景象，学宫俱毁，文教衰败，百姓所见者皆“灭理乱常之事，几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矣”，[5]第4卷：437云南社会风气大坏，既不利于清朝政府对云南的统治，也不利于云南的社会稳定。为重建云南的社会秩序与封建伦理，整饬社会风气，加强对土司的治理，蔡毓荣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撰写《筹滇十疏》，提出在云南“敦实政”、“兴教化”、“革民心”，即通过振兴文教来治理云南异俗之地，做到“久道化成而保民无邪慝”。[5]第8卷：437

云南巡抚王继文的文化治边思想与云南总督蔡毓荣大致相同，同样认为封建文教对整饬云南社会风气，维护边疆稳定有着重要作用。王继文云：“窃照滇南荒僻遐陬，离神京独远，四境边隅，夷多汉少，率皆剽悍狠戾，易斗难驯，其来久矣。更遭吴逆叛乱之后，习见其毁废纲常，灭伦犯顺，而蛮倮效尤，民风嚣薄。”云南受吴三桂控制多年，民风大坏，秩序紊乱，现在“欲亟兴易、虑洗心非，亟崇弦诵之规模，申严鼗铎之训”，用文化治理云南，“以尚学敦伦，诚为久安长治之要道”，只有如此，才可使“众庶新疆荒服，人知礼乐，为先蛮俗彝方民斗争为耻，于以正人心而端风俗，消氛青生而永籹宁，事似缓而实切，未必非小补于圣治之一端也”。[10] 425-426平定“三藩之乱”后，蔡、王二人继任云南督抚，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对云南“灭理乱常”之事深为感叹，云南社会秩序亟需重建，加之云南夷多汉少，文化教育严重落后于内地，为改良社会风气，加强对云南土司的治理，康熙朝在云南全省开始了振兴文教的行动。以后之历届督抚也无不以身作则，以文化治边为己任。如图尔炳阿在任云南巡抚时，奋勉振作，“率属化导民夷，务期吏治整肃，民风驯谨”。[11]后因渎职被抓，不免令人扼腕。清高宗曾如是评价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国家累洽重熙之日，务学绩文者，正宜沐浴教化，争自濯磨，进于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盖此诚正文体之至论，亦即正人心之要道也”[12]。

古代王朝在云南的文化治边思想从元朝的最初萌芽，至明朝的明确提出，到清朝的发展成熟，呈现出元明清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文化治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是云南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清朝政府对文化治边功能的认识是超越前朝的，不但通过文化来治理国家，还通过文化来治理边疆异俗，增强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服从与认同，这是清朝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独到之处。清朝在云南的文化治边思想从王弘祚最早提出，经袁懋功在理论上的深化发展与初步实施，最后到蔡毓荣、王继文将文化治边思想在云南的广泛推行，其间经历了20余年。综上所述，云南多年战乱与夷多汉少的社会现实促成了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产生，而元明两朝文化治边的丰富实践又为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成熟与广泛实施提供了良好经验。

三、清朝云南文化治边思想的具体实施

清初云南文化治边的客观与主观因素都已具备，清朝政府开始将文化治边思想付诸实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修建学宫，兴贤育才。学宫为兴贤育才之地，但在清初战乱期间，云南各地学宫多被毁坏，“自省会以迄府州县卫学宫，在在皆废”，而云南文庙曾被吴三桂屯军八年之久，仅存断瓦颓垣。清朝平定吴三桂之后，蔡毓荣认为“若复听其蓁芜，不为整顿，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扬声教也”。于是，蔡毓荣倡率大小各官以及地方绅士捐资共图修葺，“如地方官有能独任兴修，勿烦旁助，勿动民力，捐银一千两以上，果于一年之内焕然重新者，及大小各官，捐助银一百两以上，绅士捐助钱谷工料值银三十、五十两以上者，作何分别叙录，颁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将各捐修数目、职名、动用工料价值稼实题报，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5]第8卷：439。王继文初任云南巡抚，也疏请亟宜在云南振兴文教，修建战乱期间各府、州、县、卫被毁坏之学宫，强调欲兴文教于云南，不能坐视学宫倾圮，应以“尚学敦伦诚为久安长治之要道”。王继文认为“滇省亟图兴修学宫，无过于劝谕捐修”，但云南在兵燹之后，官苦民贫，有心无力，有鉴于此，一是倡议省城各官量力捐修，二是鼓励各“府、州、县、卫各官及土司世职官员捐修学宫”，且不得扰民，并对捐修者进行奖赏，给予匾额。[10] 425-426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云南“流移渐复，生众渐多，文风顿改旧观”，王继文又奏请在师宗、云州、新平、定边、元谋五州设立教职，增加呈贡等地童生的名额，以此来“消其桀骜难驯之气，而于边方不无裨益”。[10] 452后又奏请在云南增加“训导二十五员”，并将“教职均照康熙七年定例边俸升迁，以励师资”，使汉民既知奋斗，彝民亦必观感，其桀骜难驯之气自可潜消而默化。[10] 455-456

推行科举考试，劝文士以得民心。早在清军进入云南之前，清朝便已在云南举行乡试，并给云南举人进京的盘费和驿马。顺治二年（1645）规定：云南题差乡试考官的日期为四月初十日。[5]第8卷：237顺治八年又定：云南举人，给予盘费，每名三两，仍给驿马。[5]第8卷：238清军于顺治十六年初入云贵，清世祖便下令举行会试，以解决官场缺员问题。清圣祖继位后，康熙元年规定云贵贡生暂免廷试，云南考生则就近考试，试卷封送吏部校阅，定衔序选。年岁未久，吴三桂叛乱于云南，云南的科举取士制度被迫中断。康熙二十一年（1682），鉴于云南初复，蔡毓荣上疏奏请恢复云南乡试，以期修举废坠，教化人心。当时 “两迤之庶民未尽复业，而士为民望，惟劝士才可以得民心”，但“滇南久阻声教，士气郁而未抒”，“滇人士八载无闻，三科未举”，通过劝士得民心实在是遥不可及。因此尽早在云南振兴文教，疏请在康熙二十一年补行乡试，以广纳贤才，将朝廷重视贤士之意晓谕全省，蔡毓荣认为此“诚滇省今日之急务也”。[10] 423-424康熙朝在对云南社会进行治理之时，把振兴文教的紧迫性提高到“滇省今日之急务”的高度，说明康熙朝已经认识到文化治边在云南社会治理中的迫切性与重要作用，亟宜通过教育手段来缩小边疆与内地的文化差异，以巩固其统治。

雍正朝继承了顺康两朝的文化治边政策，且有所发展，加大云南教育的推行力度，即放宽云南等六省科举取士的标准。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在云南等六省的会试举人之中，不但择文章可观者录用，其次等可取之卷也一并选出，并告知落第举子下科会试，不必报名，可直接考试，且其若有情愿小就，以图即行录用者，著在礼部报名，一并交与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拣选奏闻请旨。这项政策不但可缓解云南人才稀缺的问题，还起到鼓舞边疆士气学风的作用。

清高宗继位后，继续振兴云南文教，发展书院与学校。乾隆元年（1736），云南督抚延请浙江湖州乌程县孙见龙来五华书院主讲席，长达十二年之久。[13]此后五华书院历任主讲席皆为学识渊博之士。清高宗还重申雍正十一年之谕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应试未经中试者，著照雍正十一年之例，拣选奏闻请旨。”[5]第8卷：244此后，清高宗又多次给云南的考生诸多优惠政策，如多次对云南年老的考生“赏给举人”。[5]第8卷：244还有云南学政孙人龙，“化玩犷之风俗，泽椎鲁以诗书”，并在近夷之地设立学校，由于成绩突出，被云南督抚奏请再留任三年。[14]

设立义学，树立民间模范典型。蔡毓荣命相关部门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在朔望讲学，阐扬圣谕，以此来教化汉夷向善，并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以革民心。[5]第8卷：437乾隆九年，由于云南各州县村寨僻远，夷民渐知训子读书，惟苦不能延师，虽然历来建设义学近三百所，但岁久废弛，张允随便自雍正十一年起，招集人手，“于各村寨人居稠密之处，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并捐置田亩，收其租入以充馆谷，选择端谨生儒为馆师，一来教课授徒，二则兼以化导夷众，月朔则令其宣讲圣谕，以补地方官所不能及。为保证义学的师资质量，张允随会同学臣杨廷栋“将各馆师严加甄别，扃院考试，以定去留惩劝”。张允随此举，使云南边疆的教育得到了发展，“近年岁科两试，各郡夷童亦有入学者”。[7]

清朝政府命土官子弟学习儒家礼仪，土官承袭前必须就学。早在顺治十五年，清世祖便已规定：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15]蔡毓荣在《筹滇十疏》中也指出土司辖地文教落后的弊端：土官以世系承袭，而不是由选举产生，“其子弟恣睢相尚，不知诗书礼仪为何物，罔上虐下，有由然矣”。因此，蔡毓荣提议：“嗣后土官应袭职者，年十三以上，应令赴儒学习礼，即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有志上进者，准就郡邑一体应试，俾得观光上国，以鼓舞于功名之途。”并指出古代帝王“舜敷文德，以格有苗”，便是出于以文化来治理边疆苗夷的目的。[5]第8卷：427康熙二十二年题准，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及土人应试，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16]康熙六十年谕，“凡有土司之处，于朔望并行宣讲，以广教化”。[17]康熙朝开始将文化治理云南土司的思想付诸实施，其影响波及后世。如嘉庆九年，广西之土官土目子弟，云南威远之彝人等，向俱准应童试，如有情愿捐监者，准其一体报捐。但十八年又覆准，土司既经承袭，即系职官，不得再捐监生。[18]

清朝在云南推行文化治边政策并非一帆风顺。雍正朝在云南改流期间，发现云南威远土州的土官向来不容夷人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可以看出，云南土司对清朝的文化治边政策是有所抵制的。土司之间又“同族为婚者甚众，伦纪未明”，为将封建文教在威远土州推行开来，云贵总督高其倬严饬官员禁止夷人同姓为婚，并要求各官“勤讲圣谕，加意化导，以变倮俗”，又在威远“设立义塾数处，令夷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先暂令于元江参加考试，“就其粗通文义者，量于元江额外取进二三名，以示鼓舞”，等人文渐盛，再设学校，如此一来，“倮俗自变，文明日启”。[5]第8卷：446

清朝在云南并非一味地推行儒学教育，实施文化治边，也提出了“因俗而治”的治边观念，正如云贵总督硕色与云南巡抚爱必达曰：“治夷之道宜循其俗。”［19］然而当“因俗而治”想法遇到西南土司与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抗的现实，遇到土司叛服无常，对清朝政府认同薄弱的现实，立刻显得苍白无力，远不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治边手段更加直接有效，而多种治边手段中，文化治边不但投入成本低，而且从长远来看，收效更好于其他治边手段，“因俗而治”的治边观念不得不退居次位。

四、结语

清朝在云南的文化治边思想承袭元明两朝，在清初云南社会局势的影响下，于顺治时期出现，康熙时期逐渐成熟并开始广泛推行，雍乾时期又有所发展和深化，此后至清末，一直未有大的变化。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主要以儒家文化与封建礼教为基础，对云南社会进行治理，对土司夷人进行教化，从而实现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服从与认同以及稳定西南的目的。清朝通过文化治边，从意识形态上把云南各民族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云南牢固地统一于中国版图之内，效果明显，值得后世借鉴。清末民初，西南边疆危机频现，各民族共同携手抵御外辱，保疆固圉，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气质，不得不归功于古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清朝对云南进行文化治理的结果。然而，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着一定程度的民族同化成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与诸多糟粕，研究者对此应引起注意。

［1］ 张丽，郝军亮. 明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举措[J].群文天地，2009（21）：88-89.

［2］ 郭院林，张燕. 松筠“文化治边”思想及其影响研究[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6-61.

［3］ 方铁.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19-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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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6］ 清世宗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癸丑）[Z].

［7］ （清）张允随.为遵旨条对滇省教养成效事[Z].档号01-0106-021.缩微号01-017-0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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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公卿.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23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11］（清）图尔炳阿.奏为遵旨率属化导民夷，务期吏治整肃、民风驯谨事（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Z].档号03-01-01-0141-024.04-01-022-01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2］（清）尹继善.奏为停止捐纳，整顿科目，敬陈管见事（乾隆元年二月十三日）[Z].档号38-0059-019.微缩号38-003-15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3］为五华书院主讲孙见龙品学醇正，奏请鼓励事（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九日）[Z].档号04-01-01-0181-032.04-0 1-01-027-17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4］奏为据实密奏云南学政孙人龙留心整饬学校，请再留任事（乾隆三年五月三十日）[Z].档号12-0011-090.微缩号12-002-25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省义学（卷396）[Z].

［1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九一·学校一五·云南学额（卷380）[Z].

［1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八·朝会四·万寿圣节一（卷297）[Z].

［1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九六·学校二十·例贡例监事宜（卷385）[Z].

［19］（清）硕色，爱必达.奏为开化镇总兵张凌霞荒唐乖戾，不胜此任事（乾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Z].档号04-01-30-0171-019.微缩号04-01-30-012-7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 杨永福）

Yunnan Frontier Cul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Dynasty

MA YA-hui， TIAN Jing-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China）

The culture views of the Qing dynasty remain 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e views and culture governance of every dynasty. They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frontier governance thoughts and social real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ynasty is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for frontier culture governance，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governance. Offi cials born in Yunnan and governors witness the destitution after the disorder，advance cul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widely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Kangxi， restoring social order and dealing with fi ckle Tusi. Confucian culture and feudal etiquettes are disseminated through establishing academies，schools， fostering talents， implement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Culture governance achieves good effects， all ethnic groups show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fend China's integrity of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in the frontier crisi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Qing dynasty； Yunnan； frontier culture governance； frontier governance； Tusi

K297.4

A

1674-9200（2015）02-0049-07

2014 - 12 - 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14YJA850007）；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2014Z158）；文山学院“中国历史” 重点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马亚辉，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客座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田景春，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