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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司到土司学:中国土司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

2018-11-19王希辉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1期
关键词:导论土司学术

王希辉

作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历史现象,土司和土司制度先后经历了近700年的发展历史,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产生过深远影响。近年来,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土司文化“申遗”浪潮的兴起,有力推进了我国土司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和综合化发展。2009年,成臻铭先生在“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土司学”这一学术概念,并于2010年正式发表《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1]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土司学的建构问题。2011年,李世愉先生发表《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2],在对土司学建构的基本问题阐述后认为“土司称‘学’任重而道远”。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大正先生[3]、中央民族大学彭武麟先生[4]、三峡大学岳小国教授[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治亭先生[6]、吉首大学成臻铭教授[7]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纷纷加入到“土司学”建构的学术讨论中来,也产生了一大批土司研究学术成果,推动了土司研究学术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在学术界掀起了一阵“土司风”。在这些学者中,长江师范学院李良品教授就是一位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践行者,积极撰写并发表系列论文与出版学术著作,为“中国土司学”的建构与发展献计出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推出李良品教授新著《中国土司学导论》 (以下简称“导论”)一书,该专著堪称我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系统化和理论化建构的最新成果,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以“土司学”命名的学术专著,让人耳目一新。《土司学》全书共10章27节,外加作者自序、导论以及后记和参考文献,全书洋洋洒洒计46万多字,是李良品教授十余年从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他从事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系统总结。

一、十年如一日:李良品教授的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

李良品教授是一位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我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学者。从2007年发表《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一文开始,十年来,李良品教授在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领域着力甚重,辛勤耕耘,先后发表《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 《构建“土司学”的几点思考》 《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改土归流: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扩张》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领导体制研究》《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等土司研究系列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及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和横向合作项目10余项,出版《石柱土司文化研究》 《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 《播州杨氏土司研究》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等系列著作10部,践行土司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正是李良品教授对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十余年来的不断探索和积极思考,为《导论》的理论思考和建构积累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可以说,《导论》的撰写、出版和发行,是李良品教授多年来从事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提炼升华,是他多年来学术积淀的结晶。

二、从土司研究到土司专学:“土司学”的理论思考与学术建构

无论是从1908年云生《云南之土司》开始算起,还是从1944年佘贻泽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土司制度》算起,我国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都有较长的学术发展历史。100多年来,我国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经历了启蒙期、低迷期、快速发展期和鼎盛期四个发展时期,[8]277-284发表和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学术(位)论文、著作、调查报告、专辑或其他形式成果,内容涉及土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有力推动了土司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年来,随着土司遗址“申遗”的兴起,尤其是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掀开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新篇章。随着学术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建构具有中国话语的“土司学”应运而生,且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对于土司学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学术界有深入讨论。成臻铭先生认为,土司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专门学,是研究土司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土司学就是研究土司、土司区、土司政府、土司关系、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含土司政治文化)和土司现象的专门学。其分为土司学与土司志两个支系,研究重点是土司文化。[1]李世愉先生认为,要构建的“ 土司学”,并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研究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或者说是土司研究的一门综合性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土司学”应是以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土司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或者说是以土司制度发展的历史及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研究范围不能随意扩大,不能无所不包,更不能取代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否则,“土司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李世愉先生看来,土司制度的研究不能泛化,不能在时间、空间上任意扩大;“土司文化”是在土司制度影响下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但毕竟不能等同和取代“民族文化”,因此,“土司学”“也不能泛化”。[2]

上述学者对“土司学”内涵与外延的讨论,推动并丰富了学术理论的建构和探索,为土司专学的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多年对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田野考察和深入研究,李良品教授则以“国家治理”的独特视角给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中国土司学是以“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以夷制夷”“天下一统”为理论基础,以土司和实施土司制度相关的思想、事实、制度、行政等为研究对象,以土司制度、土司问题、土司文化等为主要内容,以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军事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相融合的专门研究领域。[8]2这一界定和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国当下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不仅对把握边疆与民族地区的现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而且对建构中国土司学学科体系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土司学研究方法而言,李良品教授认为,既然土司学称为“学”,那就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体系。“学”就是学说、学理,也就是要促进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等领域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化。他认为,土司学的建构要强调“通”,也就是要“会通、贯通和沟通”。要建构中国土司学,就要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而予以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将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法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分散的土司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使土司研究出现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8]16-17

三、从局部到整体:《导论》的学科建构与思考

事实上,虽然众多学者近年来积极呼吁建构中国土司学,也就土司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讨论,也明确要建立一门土司研究的专学,但却并没有给中国土司学的学科体系进行系统思考和讨论。因此,李良品教授的《导论》一书对中国土司专学学科体系进行的一种系统化、全面化和理论化的思考和探索,有着“吃螃蟹的勇气”,值得肯定和称赞。

在《导论》中,李良品教授认为,要建构土司学,首先要明确界定土官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改土归流等关键概念,同时在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治国治边的理念下来讨论土司制度与土司问题,视角新颖。在李良品教授看来,中国土司学主要研究有关土司的思想、事实、制度和行政体制,路径上要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土司史料,理清研究取向,借助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注意人文科学的交融、社会科学的融合和自然科学的运用,强调专学建构的理论化、重大事件学理化、史料收集系统化,实现学科建设自觉化。

在《导论》一书中,李良品教授还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新观点和新看法。在他看来,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天下观”的“中心”与“边缘”实践的产物。对于处于“中心”的中央王朝而言,土司地区无疑是“边缘”,同时,作为中央王朝在土司地区统治的代理人,土司政权和土司衙署又是土司地区的“中心”,土民聚居地区又变成了“边缘”。因此,这种状态就成为特殊的二重中心与边缘结构。[8]5这一论述,就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理论性与资料性并举:《导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作为一部深入探讨土司学的学术著作,李良品教授在试图全面建构土司学基本理论与学科架构的同时,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也是《导论》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第七章 中国土司学建构的基本路径”部分,《导论》几乎将一百多年来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是研究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土司史料方面,李良品教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故宫博物院收集到大量官方文献,不仅包括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题本、军机处奏折和宫中档案等众多文献,而且包括地方志书、实录类编、地方史书、明清时期文人笔记,以及四川、云南和贵州各级地方档案材料,数量众多。同时,李良品教授还收集了大量民间文献,包括土司地区的碑刻、土司家族谱牒、契约文书等。这些资料都是土司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十分难得。

总体而言,上述看法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出现理解偏差,仅为一家之言。当然,要是作者能对历史上曾经客观存在的“自立土司”[9]进行系统整理和分享,也必将对土司学的建构和“土司人类学”(贵州师范大学徐晓光教授语)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以认为,《导论》一书是李良品教授对于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执着的学术追求与辛勤努力的结果,是学术界第一部为“中国土司学”立论的开先河之作,必将对我国的边疆与民族研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其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武陵山片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员)

参考文献:

[1]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2]李世愉.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马大正.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4]彭武麟.土司制度与传统中国多民族政治文化关系及其现代性问题——兼谈土司学研究之路径与理论取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5]岳小国.申遗视阈下的“土司学”研究[J].三峡论坛,2016(4).

[6]李治亭.论“土司学”的独特性[J].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7]成臻铭.“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J].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8]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9]莫代山.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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