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外务省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

2015-03-19彭程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2期

彭　程

学术交流与探讨

彭程

1930年初，日本外务省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和“中国共产党行动上的错误”。前者主要表现为组织人事问题、严重的“左倾”错误、在指导上缺乏远见、对中国国情不熟悉，后者主要表现在“左倾”幼稚病、实施计划不够周密。

日本档案；大革命；失败原因

大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空前的人民革命，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从过去大革命的血泊中找出真正的革命道路”［1］。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党史界关注的课题，已经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上限于中国人（包括学者和政治家），而其他国家的学者或政府对其失败原因的探讨却十分罕见［2］。本文主要根据笔者最近在日本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尚未被使用过的档案资料，论述大革命失败后不久（1930年左右）外务省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国内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从1930年到1931年上半年掀起了调查了解中国的热潮，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内阁调查部等纷纷派人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一批调查报告书以供最高层做决策参考。其调查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到民族性、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日本调查人员的视线，故这批调查报告书中包含大量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容。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但当时日本处于侵华的前夜，其主要的对手是国民政府，因此对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此外，这些报告书主要是供最高层做决策的参考资料，所以不仅内容较为详尽，而且立场也较为客观。

这批报告书目前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图书馆和国立公文书馆，笔者在日期间偶然发现。现主要依据这批档案资料，论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及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

外务省认为大革命的确是失败了，其依据是，“红军是最近两三年急速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在赤化中国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距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十年了，距国共合作也六年了，但该党备受共产国际全力援助的国民党清洗，红军目前仅仅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穷乡僻壤开展活动，无法问鼎中原……这确实是十分失败”［3］。而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和“中国共产党行动上的错误”。

一、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

失误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原本就依靠共产国际特派员的斡旋组织而成，并在其指导下发展壮大的。但目前看来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颇多”。

国内学术界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一是指导思想中的苏联利益导向；二是东方战略的缺陷；三是在国共两党中过于看重国民党；四是“左倾”“右倾”错误［4］。

外务省的看法与这些观点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首先，外务省认为共产国际在组织人事上存在重大问题。“比如在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后，共产国际急忙致电罗易，让他组建七万人的军队。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委托一名印度共产党员负责如此重大使命是十分不恰当的。”其实罗易除了作为印度共产党员来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在发动群众、组建军队上多有不便之外，还十分缺乏组织纪律性，这从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蔡和森认为，“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毛泽东指出，“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晚年时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而外务省认为这一人选直接导致组建“共军”未果以及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使共产党在后来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能组建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上出现的重大失误。在国民革命完成一半之际，最终被国民党所抛弃，不得不归咎于共产国际虑事不周。”

其次，共产国际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实现中国革命上表现急躁，试图一蹴而就。“国共甫一分裂，共产国际就发出指令，命令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举行武装暴动，试图一举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但考虑到当时中国产业及社会情况，很明显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外务省指出这一工作方针对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负面影响，“发动武装暴动使很多无辜民众白白牺牲，让普通民众对共产党十分失望，党的活动日益困难，这些都显而易见。这只能说明共产国际在发出冒险主义指令时并无定见，让他人感觉是自暴自弃的做法”。对此，外务省感觉不可思议，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性政治指导机构犯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的。“这样超逾常规来进行指导，不得不令人惊愕。”

对此，杨熙曼也认为，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是“左倾”的，但在实施上却转为“右倾”，即“左倾”理论，右倾思想。他指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退让是对资产阶级的退让，表现为右倾，实际上这种退让与把国民党看成是工农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左倾”理论有关，在实践中这种“左倾”认识转化为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右派在叛变之前是革命的，因此放松了警惕，这种右倾错误与把资产阶级分为革命和妥协两部分的“左倾”有直接联系。正是共产国际这种“左倾”认识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5］。

第三，外务省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不熟悉，指出共产国际“并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仅仅是依据有关欧洲经济的资料、俄国革命的经验，发出一些空洞而不合国情的指令”。

俄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是当时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方式被当作样本四处推广，从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到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有所偏好，在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盲目发布指令，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外务省甚至还用日本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共产国际曾经对日本共产党提出十二条政治纲领，其中包括废除君主制、拥护共产国际、没收一切神社寺庙等，希望取得民众共鸣。但这充分说明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我国（日本—笔者注）的国情。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就像对日本共产党那样犯了同样的错误。”

最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缺乏远见。“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的武装暴动，到同年12月的广州暴动，均归于失败。其后果是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为党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障碍。1928年2月共产国际又突然一改过去的方针，放弃武装暴动的政策，发出指令，今后尽量避免盲动主义，一心一意展开潜伏，致力于争取群众并使之组织化。而1930年初中原大战后红军开始活跃，共产国际突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将来十分乐观，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到来了，命令红军攻占岳阳和长沙，尽全力占领湖南全省。以上这些前后的不一致，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缺乏定见和方针暴露无遗。”其实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缺乏远见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不熟悉的必然结果。

对此，杭国芳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因而不能准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6］。当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中由国民党中派变成新右派之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仍然把蒋介石看成国民党中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说蒋会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不可能走上反共道路。斯大林于1927年4月21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发表了《给宣传员的提纲》，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对国民党采取孤立、揭露的政策是不正确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不能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但必须把全部国家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基于这种理论，共产国际不仅倚重国民党，而且竭力支持和帮助国民党，让国民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二、中国共产党行动上的错误

外务省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有一些错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振的另一大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此，国内学者也多有论述。华岗早在1931年就指出，“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大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我们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坦白承认，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政策”［7］。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持类似观点。

但是外务省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左倾”。“在行动上，中国人一贯不喜欢踏实稳健、循序渐进的方式，喜欢诉诸过激手段一举完成。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大多带有这一缺点，屡屡采取悖于常理的方法，结果却招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时，共产党以湖南为中心积极发动农民，在各地组织暴动……这就埋下了国共分裂的种子。”

蔡文杰也认为，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想的正式出现以中共的“四大”为肇端。伴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同时出现了一些“左倾”思想。五卅运动后，“四大”的“左倾”思想，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大革命后期，“左倾”思想及行动全面回潮，尤其是四一二政变后，“左倾”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直接导致了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严重的“左倾”错误，激化了联合战线中本已日趋复杂的矛

盾［8］。

外务省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左倾”，还犯有盲动的错误。“国共分裂后又采取所谓“左倾”幼稚病的暴动政策，使很多人白白牺牲。尤其在广州暴动之际，没有考虑到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又没有事先制定出撤军计划，因为突然决定发动，导致共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占领广州三日之后，为张发奎部击败，因为没有撤军计划，所以大部队无法突围。除了五六百战士之外，其他基本为敌军所俘虏，后处以枪毙者实际上多达五千余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前述缺点导致的结果。”

本文根据新发掘的日本档案资料，在吸收和批判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上，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外务省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从而为该领域的研究扩宽了视野。但大革命失败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尚需加强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本馆藏涉苏区档案资料的翻译、整理与研究（14YJC77002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64.

［2］据笔者所见，只有姜建中《维经斯基论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及其教训》，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3）.

［3］本文中有关日本档案的引用都出自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桑岛主计·外务省事务官好富正臣作成的《华中华南地区共产党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1930年12月编成，笔者译，尚未公开出版。

［4］杭国芳.试析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的失误及原因［J］.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7）：25.

［5］华岗.中国大革命史［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372.［6］蔡文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J］.南开学报，1997（4）：32.

［7］郑国瑞.十年来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12（3）：104-105.

［8］杨熙曼.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理论与政策关系新探［J］.中共党史研究，1997（5）.

责任编辑：丁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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