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关键词〕 外务省;蒋介石;张群;有吉明;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1-0152-13

一、前言

1935年在战前中日关系当中是相当关键的一年，日本陆军在此年发动了华北分离工作，逼迫中国国民政府同意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并且策划华北自治运动、扶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政府还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广田三原则”，希望国民政府制止排日活动，和日本共同防共以及进行经济提携。

在这样的变局当中，原本负责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汪精卫一派备受责难，汪精卫本人也在1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式后的纪念摄影期间，意外代替未出席的蒋介石，成为刺客的临时暗杀目标而身受重伤。此一情况，让原本在幕后指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于12月16日以新任行政院院长的身份走到台前，直接肩负起对日外交的责任。

对于蒋介石这位国民政府的实质领导人，外务省向来都抱以高度的关注，对于蒋介石出掌行政院后的动向，外务省更是投入极大的关心。在战前的中日关系当中，外务省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军部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明显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获得提升，但外务省作为体制上对外关系的专责机构，依然凭借其庞大的组织、成熟的机制以及训练有素的人员，毫不间断地处理日本对外关系上的种种事务。即便是受到陆军大幅干涉的中国事务部分，外务省仍然大致稳定地作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正常沟通的管道。特别是在陆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充斥着强压、缺乏协调性的紧张情况之下，依然能和国民政府维持一定协商关系的外务省，便成为了国民政府以及日本文人政府之间相对最稳定而且最为重要的沟通渠道。也因此，外务省对于蒋介石的认识问题，无论是从外务省政策制定面或者是政策执行面来看，都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以迄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这段期间，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但相较于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后的调整国交谈判僵局，此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停滞却显得相当地隐晦不明。不但双方交涉几无进展，甚至双方接触的次数也相对不多。究竟在这段期间，中日双方为何不能如同先前般顺利沟通，若考虑到汪精卫一派与外务省方面的良好关系，则考察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观察与认识，当有充分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学界对于蒋介石与日本之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关于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以迄成都事件发生之前，外务省对于蒋介石的认识问题，目前仍缺乏专论。相关著作都以蒋介石为中心，就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立场与对策，来探讨蒋介石与日方的关系。关于蒋介石与日本之关系，目前学界的著作当以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以及家近亮子『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东京：岩波書店，2012年）为代表，两书皆为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运用了蒋介石日记并配合各种史料进行探究，就蒋介石的对日观与对日策略等重要课题，做出了有异于以往观点的系统性考察。同类型的代表研究还有写作时间较早，但在大陆学者中率先对蒋介石做出突破性正面评价的杨天石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以1935年蒋介石日记为考察对象的吕芳上的《面對强邻：1935年〈蒋介石日记〉的考察》（黄自进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上册，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另外，鹿锡俊的《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和「日ソ相互牽制戦略の変容と蒋介石の『応戦』決定：再考1935年における中日ソ関係の転換過程」（『軍事史学』第43巻3·4合併号、2008年3月）也值得特别重视。鹿锡俊不仅仅探讨了蒋介石的举措，对日方的各种动向也做出了解析，为蒋介石各种决策的起因与效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以日方为中心来探讨的著作，明显有所缺乏。

由于日方对于蒋介石的认识与理解，对战前的中日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拟就下述两个课题加以探究。首先，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之举，普遍被认为是蒋介石亲自走上了对日周旋的前线。以行政院院长总括对内对外施政责任的角度来说，此一普遍认知确实看似合理。但是，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说，此说是否成立，则对外务省的认知当有考察的必要。在外务省的认知当中，蒋介石是否真正走上了中国对日外交的前线？甚至是否真正负起了对日外交的责任？此为本文所欲探讨的第一个课题。

其次，在1936年中日全面调整国交的过程当中，中日之间的交涉其实并不顺利。若是考虑到出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的抗日形象，则此种情况似乎不难理解。但在面对日本压倒性国力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处理对日事务之际，是否全无妥协余地？此即为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二个课题。

在使用的史料上，本文拟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配合各方相关史料就此一时期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问题与双方互动来进行探究。由于外务省内部的动向颇为细致，加上篇幅有所限制，因此本文探究的重心为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观察认知以及双方的互动，透过考察蒋介石释放给日方的信息，来探究外务省对蒋介石的相关认知问题，以期对于战前中日关系的理解，能有所增进与裨益。

二、日本外务省与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互动关系

在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之前，此一国民政府的要职由汪精卫担任。汪精卫自1932年春返国续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权、黄郛的配合以及唐有壬等人的协助之下，透过与有意与中方和解的日本外务省的協调，逐步缓和了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并且还在1935年上半年，成功地营造出中日“亲善”的气氛，促成中日两国使馆升格。然而却因为日本陆军在同一时期开展华北分离工作，导致双方关系再现紧张。

在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期间，蒋介石虽然并未直接负责对日外交，但外务省仍透过黄郛、汪精卫等人的说明，了解到蒋介石认同中日必须友好的意向。此外，蒋介石还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不时透过张群和外务省直接沟通，并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际，任用张群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1〕

对于这位中国实质领导人的出马，外务省毫不意外地投注了极大的关注。在蒋介石刚上任未久的12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南京拜会了这位新任的行政院院长。虽然有吉明之前曾与蒋介石有过数次会晤，但此次是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后的首次面谈。

在这场会谈当中，蒋介石就有吉明询问的新政府对日方针问题，回答“对日方针无任何变更，打算继续过往汪院长时代的方针”，表示细节可向张群询问，并且再就有吉询问该年1月蒋介石在两人会面时所宣示的对日亲善方针是否继续进行问题，表明毫无变更。〔2〕

由于蒋介石曾在11月20日与有吉明的会谈中，提到对于“广田三原则”，“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3〕，因此有吉明随即接连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具体化问题以及华北问题。对此，蒋介石回避谈论，只请有吉明和张群进行洽谈。对于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的谈话态度，有吉明在发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电文中，指出蒋介石刻意避免深入话题，并且一深入就转移话题。〔4〕

不过，在次日有吉明与张群的会谈之中，张群再次向有吉明说明蒋介石此次就任行政院院长，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未解决的中日邦交问题，有决心予以改善调整。〔5〕驻日参事官丁绍伋也在23日以代理大使的身份拜访外务省，向外务次官重光葵说明蒋介石仍承袭以往的对日方针，绝无变更中日亲善之意。「重光次官丁大使会谈录」、1935年12月23日記録、『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张群与有吉明会谈内容的中方记录中，张群提及蒋介石有热情决心改善两国邦交的部分，似乎被视为会面开头的“寒暄”而未被加以记录。这种情况究竟是出自于维护蒋介石抗日形象的刻意所为，抑或真的只是被视为“寒暄”，尽管真相难以查证，但从蒋介石战前日记与事略稿本中，蒋介石与日方接触环节经常被一笔带过的情况推测，前一种解释当为真相。中方记录参见《外交部电蒋中正张群与有吉为调整中日关系事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记录），“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495页。

虽然蒋介石本人与张群、丁绍伋都向日方传递了蒋介石有意与日方保持亲善的念头，其本人更是说明将持续汪精卫时期的对日方针，但这些说法是否言如其实，其实不无问题。无论如何，蒋介石在面对有吉明之际，明显是有所顾虑而不愿与有吉明正面会谈。至于接任外交部部长的张群，更明显被蒋介石推上火线，除了一如既往地扮演蒋介石与外务省之间中介者的角色之外，外交部部长的位子让他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对日外交的直接责任。当然，他“必须事事请示蒋介石”。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1995年4月，70页。此外，近年内田尚孝根据其在战前华北问题上的多年研究，总结出蒋介石在战前国民政府对日关系上，可说是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在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此一倾向变得更为鲜明”的结论。见内田尚孝『华北事变の研究：塘沽停战协定と华北危机下の日中关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东京：汲古書院、2006年、271頁。李君山也借汪精卫之言，直言“张群”份量不足。见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454页。

当时中日关系正值敏感时刻，华北局势诡谲多变，先是日本陆军扶植殷汝耕于11月25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随后国民政府也在蒋介石与有吉明会谈前日的12月18日，成立了以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尽管冀察政务委员会看似是因应日方所谓“华北自治”的要求而成立，但是日方仍未能掌握华北局势、“广田三原则”的实行等问题。因此，对于蒋介石在此时刻采取闪躲客套的应对态度，外务省方面当然不能满意。

外务省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问题不止于此，还开始出现了愈趋困难的兆头。与南京方面直接接触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12月23日向有吉明、广田弘毅汇报21日中方各报关于有吉明与蒋介石会谈的评论时，提到了有报导表示，像以往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部长、直接处理外交问题的情况，会因应制度的变更而让行政院院长不再处理外交问题。须磨弥吉郎断言，此说当是出自国民政府方面的指示。〔6〕

经过和中方多次的接触之后，有吉明在12月28日向广田弘毅报告了他对蒋介石新政府的判断。有吉明认为，蒋介石新政府虽然在表面上承认“广田三原则”，并且有意以此调整中日关系，但具体的实行则“采取颇为缓慢的态度”，对于日方在华北问题以及悬案解决上的要求也无法立即接受而有所迁延。不过，有吉明认为这是蒋介石新政府考虑到舆论动向的缘故。〔7〕

相对于有吉明带有理解中方处境态度的观察，身为广田弘毅心腹的须磨弥吉郎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一份完成于年底前的报告中，须磨弥吉郎认定蒋介石政府的出现，意味着国民政府将朝向复兴革命外交的方向行进，并将蒋汪合作时代视为国民党受难的时代，国民党党部至此则出现了抬头的机会。此外，须磨弥吉郎还指出，虽然蒋介石任用了一批有留日经验甚至无党籍的人员，但此举并非是为了执行亲日政策，指出张群回避与有吉明以外的日方外交官会面，以及蒋介石虽然出于礼貌和有吉明见面，但也回避洽谈具体问题。须磨弥吉郎「蒋介石新政府ト之ニ对スル帝国ノ政策考察要纲」、1935年12月記、『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须磨的文字用语向来有其个人特色，其所谓国民党受难时代，是指他认为蒋介石势力主导下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对于此前与汪精卫势力的合作有着负面的评价。

须磨弥吉郎的判断有其根据，例如张群非有吉明不予谈判一事，即是出自于张群亲口对有吉明所说。〔8〕但是此种情况后来有所转变，因为中日之间事务繁杂，而日本大使无法事事皆从上海前往南京与张群沟通，因此张群后来仍与须磨弥吉郎有所接洽。只是双方接触的频率，确实是明显地少于以往须磨弥吉郎与汪精卫以及实质负责外交部的唐有壬等人的接触情况。

无论如何，须磨弥吉郎认为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上将趋于强硬，并且否定了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对日本采取的协调忍让方针，而一向对日本态度强硬的国民党党部的影响力则将会大幅增长。至于蒋介石任用有留日经验乃至无党籍者的目的，并非外传的亲日，国民政府和外务省之间的来往关系也被有意地淡化。

从日本外交官的对华立场来说，有吉明属于对中国立场有所顾虑的对华协调派外交官，至于须磨弥吉郎则是伺机进取的对华谋略派外交官。两人虽然在对华态度与政策主张上有所不同，但此时却一致认定蒋介石在刻意回避与日方的商谈，并且对日方的要求不太合作。这样的情况说明了蒋介石确实一改先前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时期的对日事务处理作风。刻意与日方保持距离，凡事皆请日方和张群相商之举，显示了他有意回避对日外交的直接责任。

对于蒋介石的此种态度，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在1936年1月2日会见来访的实业部部长吴鼎昌时，直接表达了外务省方面的不满。吴鼎昌行前曾与张群有过沟通，他在会谈开始即询问日方对于有吉明和蒋介石、张群等人会谈的感想。对于吴鼎昌的询问，若杉要立即直言大使有权与一国元首洽谈国事，蒋介石却“回避表示意见”，完全推由外交部部长负责谈判，此种作法给日方留下了蒋本人在调整中日关系上缺乏热情的印象，令日方感到不快，若杉要质疑蒋介石采行“敷衍主义”。对此，吴鼎昌辩驳称全是误解，指出蒋介石是军人，没有对个别外交案件做出即刻回答的准备，因此才让张群具体研议后，蒋介石本人再予以裁决。「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号」、1936年1月7日発、『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文中“敷衍主义”中的“敷衍”一词，日文汉字原为“糊涂”。

有留日经历、原任大公报社长的吴鼎昌，本是与蒋介石亲近的新闻与实业界人士。其出任实业部部长，在当时被视为是向日方示好的人事安排之一。此次在张群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拜会若杉要，明显是肩负了代替蒋介石和日方沟通的使命。吴鼎昌对蒋介石行为的辩解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正如同前述蒋介石曾经在与有吉明会谈时，谈及个人意见赞成“广田三原则”一事所示，蒋介石并非不愿在与日方会谈之际表示意见，却在上任行政院院长之后立刻改变作风。此外，吴鼎昌的辩解也同时坐实了蒋介石刻意回避亲自与日方洽谈、对日交涉全交予张群的指控。这样的情况意味着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后的国民政府，其与外务省之间的沟通方式已经大异于前，双方的沟通模式明显地出现了质的变化。

三、日本外务省对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观察与疑虑

由于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实质领导人，他的对日方针一直是外务省相当关注的课题。从日方的立场来看，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时期，外务省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尚属良好，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常能获得解决。因此在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外务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此种“良好”互动，出现了是否得以继续维持的即刻性疑问，前述有吉明等日方外交官与蒋介石、张群等人的会面，其用意即在探查此种疑问的答案。

在1935年12月20日有吉明与张群的会谈中，张群曾向日方提议全面调整中日关系，并要求日方提出具体方案。〔9〕吴鼎昌在1936年1月2日拜会若杉要之际，也说明蒋介石亦持如此想法。吴鼎昌表示，蒋介石“想法如同以往”，并不认同中日案件个别解决的方式，认为意外案件续出致使两国发生纠纷，因此希望先全面具体地检讨中日间的各种问题，“谋求根本性的调整”，如此悬案也能够彻底地解决。〔10〕

吴鼎昌所言中日案件个别解决方式，实际上是指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时期的做法。他点出了蒋汪在中日交涉方针上的不同。因此，虽然蒋介石与张群等人不断向外务省方面强调不改变汪精卫时期的对日亲善方向，但在内容与交往手法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的结果体现在外务省与蒋介石政府的交涉并不顺遂，虽然蒋介石方面提出了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提议，但具体该如何进行，则双方未有定论。关于“广田三原则”的处理问题，亦因为国民政府在1月22日公开否定21日广田弘毅在议会中宣布的中方承认说而陷入了僵局。〔11〕

针对这一局面，须磨弥吉郎在25日以电报向广田弘毅提出了他的看法。须磨弥吉郎认为，在华北问题上，蒋介石将“自己的直系亲信”送入宋哲元的军队，企图从内部瓦解宋哲元的力量，并希望及早“依据外交的常道，用会议等其他方法开始交涉”。另外，须磨弥吉郎根据反蒋大佬胡汉民可能会回归南京的情况，推测胡汉民返回南京后，国民党部内将形成反蒋的氛围，认为蒋介石不断催促汪精卫回南京，便是为了应对此种局面。须磨还推断“三四个月内国民政府的内部斗争与财政窘况将达其极，蒋介石也因为苦恼当下内政问题的关系，自然在对日外交等方面没有一定的方针”。〔12〕

须磨弥吉郎此次的预测并未完全成真，1月6日自欧返国的胡汉民，至当年6月去世之前，基本上都留在广州。不过，须磨弥吉郎的分析为外务省提供了关于蔣介石对日方针上的有力观察。即蒋介石试图将对日交涉回归中央一元化，但是当前却没有形成具体的对日方针。

虽然外务省在蒋介石对日方针上稍有头绪，蒋介石仍然在抽象的原则层面，不断地向日方表示了友好之意。就在须磨弥吉郎向广田弘毅提出看法的同一天，即将返国述职的大使馆陆军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在南京拜会了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对矶谷廉介表示，他不认为日本是侵略者以及具有领土上的野心，此次他出任行政院院长，正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千载良机，若错失此次机会，则两国间的关系改善甚至几百年内都无法解决。此次会谈内容，须磨弥吉郎在大致掌握概要之后，于1月26日向外务省做了汇报。〔13〕

对于矶谷廉介与蒋介石此次的会面，与大使馆方面接触密切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认为，乘兴而归的矶谷廉介只是被蒋介石的应酬之辞所敷衍，但他也承认情况与以往有些许不同。此外，石射猪太郎根据蒋介石向学生与教师代表表明有抵抗到最后的决心，要大家相信政府的相关演说情报，推测蒋介石若继续被日方逼迫，则或将只有走上抗日一途。〔14〕

在对华立场上与有吉明接近的石射猪太郎，虽然对于蒋介石的立场与处境有所理解，但仍明显地将蒋介石的言谈视为应酬之辞。从中方极为细致的谈话记录亦可看出，蒋介石所谓日本不是侵略者且无领土野心之言，当属于应酬无疑。但是他强调自己的出马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机会，则明显是向日方释放出了期待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强烈意愿。然而，蒋介石的言辞看似对改善中日关系极具热情，但显然缺乏对具体步骤的说明与建议。中方的谈话记录见《蒋中正与日矶谷谈话记录 调整中日两国邦交意见》（1936年1月25日记录）。“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506—514页。

由于外务省决定更换驻华大使，因此有吉明于1936年1月30日在南京向蒋介石辞行。在这场两人最后的会谈当中，有吉明直言日方怀疑蒋介石对日态度的人不少，希望能增进彼此的理解，并且就“广田三原则”的同意与否问题，向蒋介石询问意见。对于有吉明的询问，蒋介石表示他的意见与张群一样，同意就“广田三原则”进行商讨，并非拒绝接受。有吉明在向外务省汇报的电文中表示，蒋介石的口吻像是为了要处理华北问题，故来商讨“广田三原则”。〔15〕

事实上，蒋介石当时在对日关系上，仍是抱持着“对日妥协程度须有一定限度”的想法。《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2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各条，皆为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教授提供，谨此特向肖如平教授致谢。因此即便蒋介石口头上十分亲善热情，在具体事务上的态度仍显得相当实际。

在有吉明回国之后，驻华大使馆在2月25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况与对日关系概要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随着汪精卫遭到暗杀而受伤，蒋汪的组织合作遂至此而告终，汪精卫的人马几乎全部引退，行政院各部长都是由蒋介石一派或蒋介石推荐的人选出任，国民党方面也都由蒋介石一派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呈现蒋介石独裁的形势。在地方上，蒋介石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并且达到了西北与西南。另外，由于推行新生活运动与复兴儒家道德，蒋介石在收揽人心上有所成效，而此种成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增大了蒋介石的势力。在对日关系上，虽然蒋介石在就任行政院院长后表示对日方针一如既往，但其可能会视日方态度而随时抛弃既往方针。〔16〕

驻华大使馆的这份报告，相当平实地叙述了蒋介石势力的扩大情况。比起向来只强调国民政府的统一是有名无实，中国国内处于政权林立状态的陆军方面的认知来说，这份报告显示出外务省方面正视了蒋介石在统一国家与中央集权上取得的成效，也清楚地掌握了蒋介石个人政治权威增大的情况。在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上，认识到现实情况已不同于蒋汪合作时期，并判断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存在变数，随时可能为因应日方作为而立即扬弃双方亲善的主张。

同一天，须磨弥吉郎也完成了一份关于蒋介石政权动向的报告。在这份个人色彩浓烈的报告中，须磨弥吉郎评价蒋介石是位“机会主义者”，认为蒋介石知道不可能收复东北，因此苦恼于找出“欺瞒人民的手段”，由于蒋介石知道无法和日本相争，因此试图引入列强来压制日本，梦想在东亚召开第二次华盛顿会议。其上任行政院院长之后，试图通过张群推动中日双方在南京直接召开会议进行交涉，真正的目的即是为了要引起列强注意，让列强重新思考九国公约形同具文之后的中日关系问题。须磨弥吉郎指出，中国国内在对日问题上的民意压力日渐增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强烈要求了解政府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在近期采取购买武器、演讲等方式来试图得到学生们的认可。但蒋介石未来的动向不易确定，因此需要对蒋介石及其周围人物的动向特别关注。〔17〕

在当时，由于日本驻华大使馆不在南京，因此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担负着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沟通以及观察、收集南京方面动向的重大任务。须磨弥吉郎的消息与判断，是外务省方面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这份报告当中，须磨弥吉郎并不认为蒋介石是位思想坚定的抗日人士，他认为蒋介石清楚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只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状态之下，为了力保自己势力的存续，冀望引入欧美列强来保障中国的安全，并且透过购买武器、演讲等动作来设法满足国内舆论的要求。

总之，无论是驻华大使馆还是须磨弥吉郎的报告，都对蒋介石的现实处境有所掌握，但也都不信任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上的动向，对日本未必有利。

在两份报告作成的次日，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衔命组阁。由于陆军不同意原本计划的外务大臣人选，因此广田弘毅邀请政变发生时刚抵达中国的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出任该职。深知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有田八郎，在受命之后并未立即返回东京，而是设法去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中日各方的意见，上述这两份报告遂成为3月22、23日在上海举办的驻中国南方各地总领事会议上的参考资料。

在这次为了帮助有田八郎了解中国情况而召开的总领事会议上，须磨弥吉郎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须磨弥吉郎指称，过去两年蒋汪合作政府对于中日悬案的解决，其实是蒋介石利用汪精卫缓和中日关系的结果。但是，由于日本依然采取了高压政策，因而招致中国国内普遍的不满与失望，因此蒋介石方才决定亲自出马应对。不论蒋介石在调整中日关系上是否真有诚意，他在华北问题上确实有不让步的决心。至于蒋介石種种看似准备抗日的动作，与其说是考虑到对日关系，不如说是更为顾虑到对内关系。“与此同时，蒋内政上的地位明显安定下来的事实也不应忽视”。〔18〕

须磨弥吉郎的发言，明确地说明了他认为蒋介石的出马与各种举措，主要都是为了应付中国内部的不满，并且取得了成效。至于抵抗日本，并非蒋介石的首要目的。不过，须磨弥吉郎的发言内容，还说明了外务省在对华交涉上的困境。即外务省与国民政府在蒋汪合作时期之所以沟通尚好，是因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缓和中日关系。但华北危机使得此种环境不复存在，蒋介石也正是因此方才出马，故而即便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只是出于内政上的需要，外务省也难以像先前般地与国民政府建立起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

四、蒋介石的危局对策与私底下的双方接触

虽然有田八郎在4月2日就任外务大臣之前，曾与张群等中方要人有过会面有田八郎和张群的会谈，参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446—451页。其商谈内容结论的整理，参见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457-458页。，也曾听取过在华日军以及驻华外交官的意见，对中日关系做过一连串的调查島田俊彦「華北工作と国交調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3 日中戦争（上）』、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年、208頁。另外，关于有田八郎和关东军进行意见交换一事的讨论，可参见樋口秀实《有田外相与中日关系》，米庆余主编：《日本百年外交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9—170页。，但中日关系并没有因为他的上任而立即改善，“广田三原则”的交涉、华北问题的处理仍然呈现胶着的状态，外务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沟通依然困难。不过，外务省仍然多少可以透过一些中国在野人士来侧面获得蒋介石的相关情报。

1936年3月12日，苏联和外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俄蒙议定书”。蒋介石得知此事之后反应甚大，连日考虑中日苏三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以有损中国主权为由，下令外交部在4月7日向苏联进行抗议。蒋介石的反应参见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1936年4月1日至8日各條，台北：“国史馆”，2008年，218-320页。

关于此事，须磨弥吉郎和张群曾经在7日当天进行过一次会谈。在会谈之中，须磨弥吉郎向张群询问中方对所谓“俄蒙议定书”的缔结，打算采取何种手段应对。张群表示，要视苏联行动再做决定，但中国既无联盟又无法单独抵抗苏联，因此提议中日缔结军事同盟。之后，张群和长年任职于中国银行、被视为江浙财阀中亲日派代表人物的财界要人吴震修，接连在8、9两日进行了会谈。曾长年任职于中国银行的铁道部部长张嘉璈，也在9日拜访了老同事吴震修。〔19〕

张群与张嘉璈之所以会接连拜访同为留日出身的吴震修，其原因可从须磨弥吉郎于13日拍发给有田八郎的电报中获知。在这份电报中，须磨弥吉郎汇报了吴震修此时正受到蒋介石之托，将前往日本密商缔结中日防共军事协定之事。并称，据吴震修透露，蒋介石企图借由此一协定来“稳固自己在外蒙的地位”，认为由于俄蒙签订了议定书，日俄形势不久之后将趋于险恶，中日关系虽有波折，但中国最终必须联合日本，因此决心缔结以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为范围的中日防共军事协定。须磨弥吉郎根据吴震修要求驻南京陆军武官雨宫巽同行的情况，判断蒋介石与张群对吴震修此行相当重视。不过，须磨弥吉郎在电报中也向有田八郎分析，吴的访日也许仅是中方最高当局边回避责任边派人来试探的程度。吴震修赴日后应当也会和军方接洽，建议日方不应和吴震修谈论军事协定的具体方案，而应要求中方面对华北整体的问题，让吴震修回国后促使中方不得不下定决心。只要华北整体问题解决，军事协定的问题自然也就能够解决。「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315号」、1936年4月13日発、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II』第一部第五巻上、外務省、2008年、55頁。吴震修所谓的蒋介石有意借协定“稳固自己在外蒙的地位”，其意思是指蒋介石打算借由此一协定来伸张与稳固国民政府在外蒙的地位。

另外，张嘉璈的秘书张水淇，也在4月8日至18日，就签订中日防共军事协定一事，五次拜访须磨弥吉郎，传达了与吴震修相同的意思。〔20〕

针对这些情况，须磨弥吉郎在4月27日作成的一份报告书中明确表示，他认为中方此举只是想让日方放缓对中国的要求，现阶段这些动作只可视为中方试探日方可缓和程度的手段。〔21〕

此次吴震修拜会须磨弥吉郎，明确地是因为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务。虽然吴震修向须磨传达的蒋介石的想法难以证实，但蒋介石确实颇为重视吴震修访日之行，在4月10日还曾致电张群，要张群催促吴震修尽早出发。〔22〕只是蒋介石的目的是否真如须磨弥吉郎所判断，是想借此对日方的中国政策讨价还价，抑或是想借此刺探日方布局，或者是想设局促使日苏先战，又或者三者都有，甚至是真的希望通过联日制俄以防止中国赤化，由于相关史料付之阙如，真相实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日方确实接到了蒋介石有意和日本缔结中日防共军事协定的信号。例如石射猪太郎即根据须磨的来电，认定蒋介石因为苏联的态度，积极展开了中日调整国交的种种工作。〔23〕

另外，此举也带给外务省方面一个信息，即虽然双方沟通不良，但蒋介石和日方之间，其实仍保有着商谈与合作的空间。只是，即便蒋介石方面动作频频且看似认真，但包含外务省在内的日方，对蒋介石的怀疑依然相当深刻。须磨弥吉郎甚至在同一份报告书的“蒋介石剿匪的真相”一节中，指称蒋介石这一两年对共产党的作战，似乎并非真心要打，双方存在着秘密协议。〔24〕尽管须磨弥吉郎此处的判断有误，但这一判断体现了当时日方对蒋介石的高度怀疑。

对于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决心的怀疑，并非须磨弥吉郎个人所独有，当时中国国内也有着类似的传闻。而共产党于5月5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则似乎是对这一传闻的证实。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替蒋介石向外务省方面进行了辩解。

5月29日，靳云鹏在济南拜会了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靳云鹏向西田畊一宣称，他之前曾在南京和蒋介石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商谈，在返回天津途中路过济南，遂在拜会完韩复渠后拜访了西田畊一。〔25〕

按靳云鹏的说法，他和蒋介石会面的时候，张群、吴鼎昌等人都多次在场，他当时向蒋介石指出，南京方面最近的气氛，让了解中日亲善重要性的人都无法向蒋介石直言，因此他向蒋介石力陈中日双方应该诚意交往，指出近期传闻中的南京当局与共产党妥协说、等待日苏冲突准备中日开战说，似乎都是中方一部分人“为了避免日本的压迫，打算威吓日本的低级想法”，由于“日本详知支那及各国的形势”，故对这些作为“不但不会感到威吓，反而只会成为怀疑支那态度的原因”。〔26〕

靳云鹏指称，蒋介石听完了他的分析，立即表明他始终致力于消灭共产党，完全没有和共产党妥协的意图，指称共产主义只会让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无法和中国相容，所以他绝对反对。他“深知日支亲善关系与相互提携的必要，只是现状有些难以立即协调的情况，但他认为必须努力于逐步调整”。对于靳云鹏表示“大亚细亚主义往往有让支那人产生误解之虞”，“不如提倡亚细亚安全感之类的东西来进行日支提携，先谋求东亚的安定再逐渐排除欧美的压迫”的建议，蒋介石也“大为赞成”，表示将会“努力实行”。①

靳云鹏还对西田畊一表示，5月25日张群在外交部纪念周中的演说，其实正是他向蒋介石建议后，蒋介石授意张群所为，蒋介石对于中日关系的调整，其实“有着相当的热情”。对于靳云鹏的说法，西田畊一则表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方面所主张的，只是“抽象的日支国交调节的要点”，而实际上南京方面与苏联妥协或者是倾向依存欧美的疑点并不少，如果真的希望中日亲善，“与其空谈，不如着实地就具体事项来折冲处理”。〔27〕

靳云鹏所提及的张群的演说，其内容专门针对中日关系，大要是说明中国有调整国交的决心，希望双方基于平等原则，就具体问题而非空泛原则来进行商议;希望日本整顿当时盛行于华北的走私贸易，声明中国“决不能须臾放弃剿共政策”，并且“不谈合纵连横之说，不图远交近攻之策”。〔28〕其部分内容与靳云鹏对西田畊一所言，在主旨上有所一致。

观察靳云鹏与蒋介石两人见面的过程与谈话的内容，其刻意为之的痕迹甚为明显。不论是从日理万机的蒋介石接连三日和这位在野已久的北洋人物谈论中日关系，还是从在与靳云鹏见面之际，多次让张群、吴鼎昌等和日方进行接触的留日出身官员做陪，以及靳云鹏积极地为蒋介石辩解的情况来看，这位和日方关系不差的前国务总理，当是担负着为蒋介石传话与塑造形象的任务。

在外务省与国民政府少有沟通的此一时期，靳云鹏关于蒋介石的消息理应会让外务省有所注意。但是，西田畊一对靳云鹏的回答说明了外务省方面对于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怀疑与不满，认为蒋介石等人只谈抽象问题，却不涉及实际的事务。

虽然因为国民政府与外务省始终要求对方先提出具体方案，使得西田畊一的发言内容明确地依循外务省官方的立场，但其发言也显示了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后，外务省无法遂行其交涉目的的困境。在当时日方长期企望中方承认“广田三原则”，并且希望中国按日方需求处理华北问题的情况下，蒋介石及其政府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时期的方式，拖延了日本达成其对华外交目的的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蒋介石之所以透过靳云鹏向日方解释，其原因应与天津军在5月进行了大幅扩充一事有关。尽管蒋介石对于日本此举极为不满，在5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倭寇对华北蛮横，更无忌惮”的评论〔29〕，但这种不满情绪并未让蒋介石失去冷静。他在25日的“本周反省录”中记下了“倭寇嫉忌日深，谋害益当，然其于我无可如何”之语〔30〕，并且在30日记下“倭寇紧逼，只有缓处之”〔31〕，6月1日记下“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当忍耐之”的想法。〔32〕这种冷静态度的呈现，正是蒋介石考虑到华北问题的结果。蒋介石得到天津军扩军的消息之后，自5月中旬开始，接连显露出对于华北问题该如何处理的忧虑。具体情况见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607—608页1936年5月14日条，以及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台北：“国史馆”，2008年，30页1936年5月23日条、142页同年5月29日条。其透过长居华北的靳云鹏在回程途中向日方解释，除了澄清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之外，亦当有稳定华北局势的用意。

五、蒋介石与双方关系的升温

由于外务省和蒋介石政府沟通效果有限，因此代理驻华大使的若杉要参事官，遂和新任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合作。在双方充分协调交涉要领之后，喜多诚一在6月9日至14日前往南京访问。〔33〕

在这次南京之行中，喜多诚一和蒋介石进行過多次会谈。蒋介石对喜多诚一表示，国民党在国际上首重日本，英国次之，苏联为第三。他对于日本“痛感有妥协提携之必要”，相信必能实现，也希望日本能够相信。对于中苏有联络密约的说法，蒋介石“极力否认”。但是，蒋介石提到6月初发生的李宗仁等西南派的“反蒋抗日”举兵行动，指出虽然他本人不相信，但一般咸信是日本在背后支援。对此，喜多诚一回答日本对此事保持中立，任何政权想购买武器以及聘用顾问日方都会给予回应，并无偏向。这次和蒋介石等人的接触，让喜多诚一感受到蒋介石与张群对调整国交有着充分的热情，认为新任大使川越茂到任后，日方应该利用此种态度准备开展“广田三原则”以及更进一步的局面打开工作。另外在华北问题上，也不应只依赖针对华北当地的工作，而有必要和南京方面保持联系，以便加以利用。在得知喜多诚一与蒋的会面情况之后，若杉要随即以电报向有田八郎作了汇报。〔34〕

喜多诚一此次的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方面的高度重视。能够让喜多诚一感受到蒋介石等人对国交调整充满热情，并且认为要和南京方面保持联系以解决问题，这对于当时普遍不信任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日本陆军军人来说，并非易事。蒋介石等人之所以做足功夫，当和李宗仁等西南派举兵的背景有关。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对蒋介石还是怀抱了期待与希望。

事实上，大约就在喜多诚一返回上海前后，张群曾向若杉要表示自己受命研究华北问题的具体方案。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也在15日前往上海，和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堀内干城就华北问题的处理进行了会谈。〔35〕蒋介石方面与外务省的沟通开始趋于热络。

6月23日，高宗武拜访须磨弥吉郎，向须磨弥吉郎透露了一段“绝对极密”的消息，使得须磨弥吉郎以等同于“馆长符号”等级的重要私密电报处理方式，向有田八郎汇报了这个重要的消息。高宗武以密告内情的方式向须磨弥吉郎表示，“蒋介石自己不但没有反日的意思，事实上还有着想圆满处理北支问题的热情”，只是张群“事务家”性格过重，“看不见大局”，其他如张嘉璈、吴鼎昌者虽然能够明辨状况，但都“没有自己负起责任的勇气”。因此，中国方面的具体方案难以期待，希望能让他先私下了解日方要求，再由他直接请蒋介石做决定。对此，须磨弥吉郎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中方现行的人事布局，国交调整最终是否还是无法成功;第二个问题则是蒋介石处理完西南派之后，是否打算让汪精卫再次担任行政院院长，重新以蒋汪合作的方式处理中日关系。对此，高宗武表示，就张群的处事方法，调整国交确实不太容易。至于第二个问题，高宗武表示非常惊讶被须磨弥吉郎“看破”，指出蒋介石在5月下旬曾去电催促汪精卫返国，并要高宗武也准备电报。〔36〕

高宗武的“绝对极密”发言，出于蒋介石授意的可能性极大，显然是将先前调整国交不顺的原因，全部归于张群、张嘉璈、吴鼎昌等留日出身的“知日派”部长无法胜任。至于其口中的蒋介石，则如同先前中方透露给日方的所有情报那样，依然是个始终秉持中日亲善信念，并且有意与日方配合的中国领袖，可说是完全回避了对日外交的直接责任。不过，也正因为张群等人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对中日任何一方来说，都拥有改变现状的弹性与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对中方更为有利，因为对于蒋介石方面来说，甚至还能利用人事更动的程序与复杂性来拖延对于日方要求的回应。不过，高宗武这次的“绝对极密”发言，对外务省而言最大的关注焦点应是在于蒋汪合作重现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此时的蒋介石很明显地向日方进行了示好的动作。7月1日，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陆军预备役中将在南京访问了蒋介石。在会谈之中，坂西利八郎向蒋介石表示，两国主战与好战论者的言行，会让两国关系恶化，因此中日之间实有必要进行国与国的谈判。对此蒋介石表示了赞同之意，并且特别指出西南派这样的好战论者的存在，会让日本产生误解。外务省很快掌握了这次会谈的内容。〔37〕

蒋介石之所以提及西南派，是想暗示日方不要和西南派站在同一阵线。他对于喜多诚一、坂西利八郎以及外务省方面在调整国交问题上的善意释放，事实上都是出于对双方联合反蒋的忧虑。

对于这样的情况，外务省方面亦心知肚明。因为蒋介石方面的动作，其实是相当地清楚明白。当时人在南京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即曾在7月12日向代理驻南京总领事的松村基树二等书记官表示，蒋介石、张群对日本两次向西南派抗议之举表示肯定，认为日本已经不打算援助西南派，若日方“能不再唆使宋哲元等进行反蒋运动的话，蒋介石当能虚心坦怀地和日本合作”，并指称蒋介石现在“正燃起相当希望”，因此当下正是调整国交的“好机会”，希望日本提出解决华北问题的具体方案。对于陈仪的说法，松村基树的反应并不积极，甚至直接明言这种“像口头禅般的国交调整论成不了事”，要中方拿出具体方案。对此，陈仪表示中方难以拿出具体方案，希望日方顾虑大局，不要在意细节。〔38〕

对于蒋介石接连派人释出善意的举动，曾在5、6月返国述职时，向外务省、军部以及广田弘毅提出建立华北五省特政会构想，并且获得认可的须磨弥吉郎〔39〕，此时依然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感。须磨弥吉郎在7月14日作成的一份报告书中表示，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中方所提出的国交调整，其“调整”只是“便利的表现”，其目的是想让欧美介入中日关系，指称“蒋介石胸中深藏着运用集体力量的对日谋略”。不过，须磨弥吉郎这次的报告书特别提及了“蒋介石的苦衷”，指出蒋介石最大的苦衷是中国面临着领土接连丧失，往后還有可能继续丧失，必须设法阻止这种情况。因此，蒋介石才想“凭借集体力量，来防止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但是对于此种方法，蒋介石“其实也没有信心”，因为欧美经常是口惠而实不至，而且中国国内的“大小政客、军人也向来没人提出灵活的建言”，认为这样的情况让蒋介石感到“忧郁”，因此建议日方应该设法去除蒋介石的苦衷，让中日双方得以妥协。須磨弥吉郎「日支関係ノ或ル結着点」、1936年7月14日作成、『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其中，须磨弥吉郎建议要设法去除蒋介石的苦衷，其意思是指日本应该协助蒋介石避免中国领土的丧失。此处当指共同对俄防共，以及设法让蒋理解日本并无侵略中国的野心。不过问题在于，虽然当时的外务省乃至文人政府确有如此想法，但陆军方面的想法更为复杂。

虽然须磨弥吉郎并未改变对蒋介石种种对日动作的怀疑，但他的报告，确实呈现了对于蒋介石立场的理解。能让这位对蒋介石几无信任的日本外交官，提出应当设法去除蒋介石苦衷的建议，说明蒋介石一连串示好的动作，已经起了相当积极的正面作用。

须磨弥吉郎随后又在7月16日完稿的一篇报告书中，重述了他对于蒋介石的看法，认为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后，看似有决心维护华北主权，甚至不惜与日本一战，加强战备，排挤汪精卫等对日协调派势力，但这些举动其实都只是蒋介石的“保身术”。〔40〕这种看法表明日方仍然认为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

之后，陈仪又于17日造访须磨弥吉郎，就中日国交调整的问题，表示蒋介石希望日方能够先明确表明对他的信赖之意，并且不要拘泥于悬案的处理。又说明蒋介石将在9月汪精卫回国后，和汪精卫进行“更为坚实地汪蒋合作”，期待日方能设法让蒋介石“安心”。对于陈仪的说法，须磨弥吉郎则询问，在如华北问题等重要问题的处理上，蒋介石是否愿意展现决心。对此，陈仪回答只要日方创造机会，相信当有可能。〔41〕陈仪的再次造访与谈话内容，说明了他确实是蒋介石的信使。向日方传递蒋汪当能再次合作的情报，明确地转达了蒋介石有调整国交的决心。

另一方面，须磨弥吉郎在7月25日与张群的会面之中，察觉到张群的态度也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显著变化。而在当晚与高宗武的会面之中，高宗武也肯定了张群心理的变化，指出张群最近对于国交调整一事，显得相当热心。须磨弥吉郎据此向有田八郎汇报，张群态度的变化，大约是因为日本此次并未协助西南派的反蒋活动，因此张群认为当趁着西南派举兵已告解决的机会，较为有利地解决华北问题。〔42〕

张群态度的变化，事实上当出于蒋介石的指示。对于外务省而言，张群在态度上的变化，直接意味着调整国交交涉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虽然对蒋介石方面怀疑甚深的须磨弥吉郎，依然对张群态度变化的理由，给予了策略性质的解释，但是外务省与蒋介石方面的僵局，此时确实出现了得以化解与大步前进的机会。

7月29日，高宗武造访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川越茂说明张群正热心地考虑促进国交调整，希望得知日方想促进解决的事项。对此，川越茂表示希望和张群会面〔43〕，中日调整国交的端绪浮现。然而与此同时，备受中方关注与反对的日本驻成都总领事馆重开一事，外务省仍积极地加以实行。新任命的代理成都总领事岩井英一于7月27日抵达上海，随后各方抗议通电交织，终至酿成成都事件。日本政府则借由成都事件等反日事件的发生，意图在调整国交的谈判中取得优势，但谈判最终陷入僵局。①蒋介石向日方释放出的善意，终究未能有所结果。

六、结论

在战前的中日关系中，日本外务省作为日方正规且最为稳定的对华交涉窗口，承担了和中方接触以及搜集中方情报的重要任务。对于蒋介石这位中国国民政府的实质最高领导人，外务省始终都对其对日动向予以高度关注，在蒋介石于1935年12月16日接任行政院院长之后，掌握蒋介石的对日动向以及与蒋介石进行意见交换，更成为了外务省对华工作的迫切要务。

然而，外务省在此项工作的进行上并不顺利。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长之后，虽然其本人、下属与信使始终向日方强调他深信中日必须亲善，并且继续蒋汪合作时期的对日亲善方针，但他确实出现了回避与日方商谈具体问题的情况，并让外交部部长张群出面承担此种任务。不过，即便交涉对手是张群，外务省依然经常不得其门而入。这是因为张群只愿意和并非常驻南京的日本大使进行商议，并且将原本肩负着对南京当局交涉任务的驻南京总领事摒除于外。这种与先前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让外务省失去了以往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对顺畅的沟通。也就是说，蒋介石、张群接任新职后所执行的外交管道中央一元化政策〔44〕，事实上大大地限制了外务省与国民政府沟通的能力。

对于这样的情况，外务省方面自是颇感不满。特别是在“广田三原则”、华北局势、中日国交调整的具体方案问题一直无法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始终只谈抽象亲善原则的蒋介石并未获得外务省方面的信任，除了明确地认定蒋介石避重就轻、回避商讨具体问题之外，外务省方面还很快认定蒋介石任用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多位留日背景人士出任部长的安排，并非是为了“亲日”，并且认为国民政府往后的对日态度将趋于强硬。

不过，外务省方面对蒋介石的处境有所理解，认识到蒋介石受到国内舆论极大的压力，使其必须以强化抗日形象的方式来稳定其势力的存续，种种看似准备抗日的动作，其实更为顾虑的是对内关系，认为蒋介石的对日方针存在变数，随时会因为日方的作为而抛弃中日亲善的主张。除此之外，外务省方面也认定蒋介石在党、政方面的力量不断增大，收揽人心的工作颇具成效，南京当局已经呈现蒋介石独裁的形势，并且确认其影响力已经远达西北与西南。

虽然外务省难以透过正常渠道和蒋介石进行沟通，蒋介石却能通过个人的信使主动和日方进行接触。1936年3月“俄蒙议定书”的签订，让蒋介石从张群等人的身后浮现。他安排密使吴震修赴日商谈共同防共军事协定的计划，让外务省方面认知到蒋介石因为苏联因素而开展了调整国交的工作。另外，对于传闻中的蒋介石与共产党有秘密协议说，蒋介石也透过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向日方進行了辩明，冀图稳定天津军强化后的华北局势。

进入1936年6月之后，李宗仁等西南派举兵反蒋的行动，让蒋介石与日方的接触更为积极。在外务省方面获得的信息当中，蒋介石方面透露了蒋非常在意日本与反蒋势力之间的关系，说明只要日方不与反蒋势力合作，则蒋愿意和日本诚心合作，并且将之前外务省方面难以和中方协调的原因，归于张群等人缺乏相应的识见或素质，并打算和汪精卫再次合作。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外务省方面仍然对蒋介石的真意充满疑虑，但终究肯定了国交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1936年后半的中日国交调整交涉，至此遂进入了浮上台面的新阶段。

就技术层面来说，正如同外务省的理解，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并非真正走到了对日外交的前线。而是运用张群为盾，隔绝了他所不欲进行的谈判，并且透过灵活的使者运用，以自己设定的时机，主动和日方进行他所需要的沟通。其隐身幕后的状态，也让日方难以掌握其真意，同时得以回避相关事务的直接责任，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得以将责任转嫁给张群等居于中间的中方人员。这种在正规交涉渠道之外另立非正规途径的互动模式，事实上让蒋介石尽掌谈判上的主动优势，包含外务省在内的日方反而由于正规交涉渠道沟通不易，在谈判的主动性上明显地受到了削弱。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外务省却也认知到蒋介石并非是完全无法妥协。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存在反蒋势力的情况之下，外务省观察到蒋介石非常在意日方与反蒋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且会因此而调整与日方之间的互动。另外，也正因为外务省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始终存在间隔，蒋介石与日方沟通不顺的责任又随时可以被蒋介石所转嫁，让外务省对这位始终满口“亲善”的中国领袖的真意难以把握，并且认知到和蒋介石的沟通并非不可能。这种因为体认到蒋介石顾虑中国内部反蒋势力，以及对蒋介石真意认知模糊而带来的可能性，相信当是开战之后，日方仍不断试图诱降蒋介石的原因。

总而言之，虽然蒋介石在战前刻意塑造其抗日领袖的形象，但在外务省的记录当中，蒋介石却有着不断强调自己深信中日必须亲善的动作。虽然这些动作无疑包含了谋略的性质，但在当时中日国力悬殊、日方不断进逼、中国政情又颇为复杂的情况之下，蒋介石采取此种策略可说是有其不得已之处，也替中国取得了一些交涉上的优势。张群在战后做出的关于蒋介石在战前战后所制定的对日政策，皆以促成中日合作亲善为基本原则的说明〔45〕，当意味着蒋介石在根本上并非真正地反日，而是在设法追求中日平等下的亲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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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426号）：1935年12月19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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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140号）：1935年12月21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6〕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444号）：1935年12月23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7〕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162号）：1935年12月28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8〕外交部电蒋中正张群与有吉为调整中日关系事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记录）〔M〕//“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503.

〔10〕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号）：1936年1月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1〕臧运祜.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J〕.社会科学研究，2011（5）：151-152.

〔12〕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1号）：1936年1月25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3〕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6号）：1936年1月2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4〕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1936年1月27日条〔M〕.伊藤隆，劉傑，編.东京：中央公論社，1993：17.

〔15〕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72号）：1936年1月31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6〕在上海日本大使館中国ノ一般政況竝対日関係概要：1936年2月25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7〕須磨弥吉郎蒋介石政権ノ動向北支ノ将来性（後編）：1936年2月25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8〕上海ニ参集セル各総領事ヨリ有田大使ヘノ報告要旨〔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19〕〔20〕〔21〕〔24〕須磨弥吉郎支那最近ノ決意振リト露支関係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22〕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M〕.台北：“国史馆”，2008：326.

〔23〕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1936年4月13日条〔M〕.伊藤隆，劉傑，編.50.

〔25〕〔26〕〔27〕在済南西田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97号）：1936年5月31日発〔M〕//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一部第五巻上.外務省，2008：67，67，67.

〔28〕张部长对于中日关系之讲词（1936年5月25日）〔M〕//“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516-518.

〔2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15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25日，本周反省录〔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30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6月1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3〕〔34〕在中国若杉大使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49号）：1936年6月1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35〕在中国若杉大使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51号）：1936年6月1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36〕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56号）：1936年6月24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37〕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68号）：1936年7月2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記録：A.1.1.0.10）.

〔38〕在南京松村総領事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90号）：1936年7月12日発〔B〕//帝國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39〕劉傑.日中戦争下の外交〔M〕.东京：吉川弘文館，1995：33.

〔40〕須磨弥吉郎五省特政会案由来記：1936年7月16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41〕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02号）：1936年7月1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42〕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29号）：1936年7月2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43〕在中国川越大使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90号）：1936年7月30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1.1.0.10）.

〔44〕〔45〕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M〕.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49，1.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