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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葛》语言程式探析 *

2015-03-19蔡晓丽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关键词:程式叙事

《梅葛》语言程式探析*

*基金项目:楚雄师范学院校级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ZYJ1105。

蔡晓丽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

摘要:从叙事学和口传文学的角度对《梅葛》进行分析,重点探索“怎么说”的问题,其切入点是保护和传承《梅葛》的一个新视角。作为彝族的口传经典,《梅葛》具有口传史诗的程式特征,在语义结构上显现出对句环扣程式,在句式结构上显现诗节内或诗节同句式重复程式,语词结构上显现出嵌扣程式,形成了梅葛别具一格的程式特征。

关键词:梅葛;口传;叙事;程式

收稿日期:2015-06-05

作者简介:蔡晓丽(1973—),女,楚雄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5)07-0046-03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Gemei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ology and orally-transmitted literature, focusing on “how to describe.” This departur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t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Gemei. As an orally-transmitted classic of the Yi people, Gemei shows language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epics, such as couplet rings in terms of semantics, repetition in terms of syntax and embedded locks in terms of lexicon-all these features give Gemei a unique language style.

一、口头程式理论及其概念

“口头程式理论”创立于20世纪的美国,创立人是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理论的创立最先源于帕米对荷马史诗的探究,特别是对荷马史诗是由荷马个人创作还是多人创作进行探究,在对荷马史诗的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中,发现了荷马史诗中大量反复出现的句子具有程式特征,并提出程式源于传统并存在于口头传统中的理论假设。论证引入了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考察的方法,帕米和学生洛德深入南斯拉夫和具有口传史诗演唱传统的地区进行田野考察,通过对当地人现场演唱口传史诗的大量考察和对史诗演唱者学习演唱史诗的观察,以大量实例进行分析对比研究,证实了其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提出“程式”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程式不仅存在于口传史诗的语言中,在故事结构、演唱的动作,甚至演唱场景等方面都存在程式问题,程式在口头传统中几乎无处不在,从而将程式概念发展成了适用于史诗所有层面的、更加严密的理论体系——口头程式理论,理论由帕里、洛德共同研究提出,因此又被称为“帕里一洛德学说”。口头程式理论是基于语言学、语用学和人类学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它开辟了口头诗歌研究的新领域。1960年洛德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首版刊行,该书在学界被誉为“口头文学研究的《圣经》”。“口头程式理论”引入我国后,不少学者把口头程式理论广泛应用到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中,并取得重大突破。

程式是“口头程式理论”中的中心概念,是口头传统尤其是口传史诗的核心。程式的概念一般情况下都会理解为通过不断反复形成的固定格式,具有呆板、墨守成规等贬义成分。但程式在口传史诗中具有非一般的积极意义。从直观表象来看,程式在口传史诗中的作用非常明显。一是通过反复,形成回环音效,优化了演唱的韵律,使音韵更加和谐悠扬;二是用程式的规律形成和创造诗行,口头诗歌的传承者必须掌握程式才能记忆大量的诗行,依靠程式在不同演唱中创造和发挥,使诗歌在表演中既继承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和发挥。同时,程式强化了受众的记忆,不断重复某些词语、句子或句式使受众无意识中加深了对某些事物的记忆。但口传史诗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传承性等功能使程式在口传史诗中意义不止于此,程式是在族群历史发展中形成并固化的格式,是族群认同的格式,并且代代相传,是族群共同的认知、思维和审美的具体体现,具有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意义,对程式的理解必须回到民族文化土壤中。

二、彝族的口头传统与《梅葛》

在彝族历史文化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口头传承一直伴随着彝族历史的整个发展进程。虽然彝族很早就有了独立而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但彝族传统文化和彝族精神的传承,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民族民间的口头传统中。在彝族民间口传着大量的神话、诗歌、歌谣,大都以歌唱的方式进行,形成了彝族悠久的歌诗传统。彝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歌唱,善于歌唱,开口而歌,一唱百和。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各种仪式、起房盖屋、劳作休息等都要赋诗歌唱,他们善于用诗歌表情达意,他们的民族历史和生活经验都用诗歌来保留和传播,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在歌诗中不断得到凝聚、熔炼和传承。用歌诗方式来完成彝民族的历史叙事,史、诗、歌合一的叙事方式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彝族的众多支系中,大都有记录天地万物和人类发展起源的原始性史诗,也称创世史诗,这类史诗叙事内容大同小异,叙事模式也有相似性。即以创世神话为起始和主体,叙述原始先民心目中天地形成、人类及万物的起源,以及民族的生存繁衍,溶神话、传说和记事于一体。彝族各支系的口传创世史诗经过代代口耳相传,在传唱中不断固化民族的族群记忆,聚集族群智慧,是民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族群认同的标志。彝族人大都把本族系的创世史诗视为“根谱”。

《梅葛》是彝族的一部口传创世史诗,主要流传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里颇”、“罗罗颇”两个支系中,有明确的地域、方言和支系限制。据有关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研究显示,楚雄彝族的“里颇”、“罗罗颇”两个支系在历史上是同族同源,后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和迁徙变化等分化成了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支系。从地域上看,“梅葛”主要流传地在姚安县的马游和大姚的昙华一带,但牟定、永仁和今四川攀枝花一带也有“梅葛”流传,有学者称其为“梅葛”文化带。其区域内的彝族把“梅葛”看作他们的“根谱”,认为“梅葛”是他们民族世代传下来的,是他们族群认同的标志,也是与其他族群或民族区别的标志,梅葛是彝族老祖宗留下来的,别的民族都不会唱。《梅葛》就是俚颇、罗罗族群认同的标志。

《梅葛》是彝族口传诗歌中的经典,时至今日,为保护传承《梅葛》而进行的搜集和整理使梅葛有了书面文本。但《梅葛》依然是口耳相传,在姚安马游梅葛文化带,大部分梅葛的传承人并不识字,个别识字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梅葛的学习和传授从不依靠书面文本,都是靠口头传授。梅葛的传承历史历经了从“神坛”走向“世俗”的过程。早期的《梅葛》是作为祭辞来传承的,传承的内容固定不变,有严格的传承体系,传承者主要是毕摩。彝族的毕摩多为世袭,有严格的培养程序和较为系统的口头声教传统,梅葛在祭祀等民俗仪式中通过毕摩的演述得以传承,这种传承与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显现出神圣性和规范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祭祀活动逐渐萎缩和势微,一些原始的节日、民俗逐渐失落,毕摩的传承也出现了断代,梅葛逐渐走向民间,主要由歌手演唱、传承,内容更加丰富,随意性增强,但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无论是毕摩还是歌手,口头传承都需要大量的记忆。梅葛内容丰富,体量较大,从至今整理出版的《梅葛》书面文本来看,最短的也有2000余行,多的则近6000行,要记住这些诗句并演述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笔者在对梅葛的现场演唱和对文本的分析中,发现诗句中语音、词汇、句法等出现相同或相似形式的反复,在诗中固化为一定格式,使梅葛具有了程式化的特征。毕摩和歌手对梅葛习得的决窍在于对程式的掌握,掌握了程式相当于掌握了《梅葛》的整个脉络。程式使梅葛的叙述变得有规律可寻,再多的内容通过程式也变得秩序井然。正是依靠这些规律使上千行的诗句能够口头传诵,并随着彝民族的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彝民族对世界的认知、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有影响的事和物在传唱中不断被总结、概括或提炼,甚至被艺术化地夸张或变形,使之成为一种鲜明的格式,这种程式符合彝族人的表述习惯和审美原则,是外在语言艺术形式和内在思维方式的统一。

三、《梅葛》的语言程式结构

《梅葛》在传承中无论是毕摩还是歌手的演唱都完全用彝语,这给分析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研究中必须借助于记录并翻译出来的文本,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是传唱在大姚昙华的梅葛,由姜荣文搜集整理,施文贵翻译,文本名称为《蜻蛉梅葛》,2009年再版。主要对其语言程式特征进行探析。

(一)语义组合程式——对句环扣式

对句是《梅葛》中最常见、最基础的语义结构形式。“对”在汉语古典诗歌中较为常见,汉语古典诗歌讲究对仗和对偶,对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有相对严格的规定,如绝句、律诗等有严格的对仗要求。《梅葛》中的“对”指的仅是同音协调、声韵和谐的对应关系,没有汉诗的严格要求。在彝族诗论中就有关于“对”的论述,如“石和山对正,山和水对正,水和鱼对正,鱼和鸟对正,……世间的万物,都要这样对。这样对的诗,写下才有根,也才能够呀,表达出感情,情感的丰富,色彩的缤纷。”[2](P154-155)从以上论述上可看出,彝诗中的“对”很宽泛,用来相“对”的事物,词性相同,意义关系却是多形式的,如有的是相反关系,有的是主次关系,有的是层递关系,还有的是平行互转的关系。一个对句一般由两个诗句组成,形成正对或反对;也可由两个以上的诗句组成,诗句间一般是并列关系,形成串对。如:“望天天不见,踩地不有地”[1](P2)是正对,“东方地造高,东方出太阳,西方地造低,西方落太阳”[1](P9-10)是反对,“放马的地方,名叫外叭喇,放牛的地方,名叫也扎波,放羊的地方,阿吃倮所婆,牧人阿巴婆”[1](P38-39)、“苦荞高坡种,甜荞山坡种,燕麦山头种,草籽山头种,高粱山腰种”[1](P26)就是串对。这样的对句在《梅葛》中是随处可见的。

《梅葛》中的对句组合,也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以连环相扣的形式组合而成,形成难以割裂的整体感。如在《开天辟地》中关于补天地的一个诗节:

天还有一洞 A1

地还有一眼 B1

天用什么补 A2

地用什么补 B2

盘王来安排(AB)

天用黑云补 A3

地有地瓜补 B3

天用白云补 A4

地用黄藤缝 B4

闪片草作针B5

用黄藤作线B6

补天补九天A5

缝地缝七日 B7[1](P9)

分析所示,13句诗组成一个诗节,诗节表达了补天和补地两个事件,A表示补天事件,共有5句诗句组成。B表示补地事件,共有7句诗句组成,其中“盘王来安排”两事件都涉及。若把A、B事件的诗句分列叙述, A(补天)事件:天还有一洞,天用什么补,盘王来安排,天用黑云补,天用白云补,补天补九天。B(补地)事件:地还有一眼,地用什么补,盘王来安排,地有地瓜补,地用黄藤缝,闪片草作针,用黄藤作线,缝地缝七日。A、B中的诗句分系列组合后都能表示单独完整的意义。但在叙事中,却抽取了AB两件事中相同环节的两句(A1B1、A2B2…)组成对句,对句又再相连组合,AB两件事通过相对、交叉相连在一起,语义在交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环环相扣并相融不可分割的整体。

《梅葛》中的对句组合除了用环扣组合的方式外,常用总——分或分——总方式组合。有时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紧接着就出现多个答案,这些答案之间大多是并列关系。如:“什么时候种?摆刀开花时种,野樱花开时种,锥栗开花时种,包头开花时种,筷笼开花时种,山茶开花时种,马樱开花时种,红栗开花时种。”[1](P25)一句“什么时候种?”回答的就有八种植物花开的时间。有时是先叙述多个事项最后总结,如:“往前撒三把,世上有了草,往后撒三把,世上有了树,往左撒三把,世上有包谷,往右撒三把,世上有稻谷,世上有树木,就是还没人。”[1](P13)在列举了多种树木出现后,才总结出“世上有树木,就是还没人”。总分式或分总式的叙事程式在梅葛中也较为常见,特别是在人类起源和婚事恋歌中多处都能找到。

(二)句式结构程式——诗节内或诗节同句式重复

在梅葛中,大部分诗节甚至部分诗篇中都有一个主要的句式结构不断重复出现,完成叙事任务。如在“住房”篇章的一个诗节中是这样叙述的“蚂蚱住草房,鹰住石岩房,画眉住叶房,……小鱼住石缝,老鼠住墙洞。”[1](P68-69)整个诗节只有一个句式“名词(动物)+住+名词(地点)”,15句诗都重复这一个句式。又如“找酒药”一章中的“酒药请雀舂,酒药请兽舂,酒药天鹅舂,酒药舂不开”、“请老鹰来舂,请老鸹来舂,请来绿鸠舂,酒药舂不开”、“请老虎来舂,请兔子来舂,请豹子来舂,酒药舂不开”[1](P77-78)都重复类似的句式。在《梅葛》中,大部分诗节都会重复一种或两种句式。

《梅葛》中的句式程式不仅在同一诗节中出现,甚至不同的诗节也有程式化的现象,不同的诗节所用的句式却相同或相似,最典型的如“生命篇”中用动植物繁衍下一带来引出人类的繁衍,诗节所用的句式是“X和Y,怀孕N月,就有小X,就有小Y”,共有19个诗节都重复用这一个句式,最后引出人类的延续,形成一个完整的诗篇,这样的诗节句式重复在《梅葛》中也较为常见。

句式结构程式减小了梅葛记忆的难度,一个诗节的记忆,只需掌握一种或两种句式特征,不断填充和更换内容便可完成诗节的记忆。

(三)语词程式——嵌扣式

在现代汉语里,嵌指的是把东西填镶在空隙里,扣指的是用圈、环等东西套住、拢住或把器物口朝下放或覆盖东西。《梅葛》中的语词嵌扣指的是在一个诗节中,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诗句的句头、句中或句尾不同位置重复出现,通过这种镶嵌式的重复把事物巧妙地扣接在一起,在重复叙述中加入新的事物,叙事进程在重复中得到推进,完成叙事任务,如“见一片白花,见一山仙人掌,白刺花树下,淌一股清水,仙人掌树下,淌一股浊水,那只领头羊,白刺花下清水,清水它不喝,仙人掌下浊水,浊水它就吃”[1](P43-44),整个诗节就是“白刺花、仙人掌、清水、浊水、羊、喝”几个词在不同位置不断重复,把“找盐”事件不断地向前推进。通过这种嵌扣重复形式使众多的叙事内容紧密结合而不分散。

四、结语

通过对《梅葛》语义结构程式、句式结构程式或语词程式的分析,不难看出程式为《梅葛》提供了现成的格式和语句,毕摩或者歌手只需按规律稍加改动,便能唱出连续不断的唱词,这种高度程式化的结构,一定程度上为传唱者提供了记忆上的便利。《梅葛》的语言程式特征明显,相对、相连、交叉相扣渗透在各种程式中,使《梅葛》众多内容浑然为一体并连续不断,这种程式,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模式,也是《梅葛》作为创世史诗在完成释源述源的功能中无意识形成的彝族族群内在的集体心灵模式,是《梅葛》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

参考文献:

[1]姜荣文搜集整理,施文贵彝文翻译.蜻蛉梅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康健,王子尧,王治新,何积全编.彝族古代文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李云峰,李子贤,杨甫旺.《梅葛》的文化学解读[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4][美]约翰·迈尔斯·弗里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杨甫旺.彝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6]鲜益.彝族口传史诗的语言学诗学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04.

[7]蔡晓丽.《梅葛》叙事学探究[D].云南:云南大学,2011.

(责任编辑徐彩玲)

On Language Patterns of Gemei

CAI Xiaoli

(ChuxiongNormalUniversity,Chuxiong, 675000,YunnanProvince)

Key words:Gemei, oral transmission, narr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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