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热和悲凉的精神家园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2015-03-19江涛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期

炙热和悲凉的精神家园*——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江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37)

摘要：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作家，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她们以天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将女性主体的切肤体验推向了男性从未抵达过的深刻之地。在她们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用炙热和冷漠编织着属于女性的悲剧，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关照”。她们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女人生如夏花的生命轨迹，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萧红；张爱玲；生命体验；女性意识；人性关照

收稿日期：`*2015-05-06

作者简介：江涛(1987—)，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5)07-0026-04

Abstract：Xiao Hong and Zhang Ailing are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famous female writer, represent th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y are naturally keen insight will cut skin experience of female subject to the male never arrived in the deep place. In their work, the shape of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with hot and cold to compile the belongs to the tragedy of women, reflect the strong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ir works brought the female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 of lif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ndering on a heavy sum of glory.

萧红与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她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验和逃亡的经历，二十几岁便早早成名，作品都饱含着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从鲁迅时代就得到认可，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当代却很难进入大众视野，自2014年上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之后，她的故事才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而张爱玲自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发掘而名声大噪，从而在现代经济浪潮席卷之后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文坛神话和书商们热捧的对象之一，仅其主编出版的《小团圆》自2009年问世以来销量就高达100万册，成为文学界的销量神话，她的《十八春》、《倾城之恋》、《色戒》等名篇也都被拍成了各种电影、电视而为人津津乐道。但是，两者在当代的不同境遇却让人倍感唏嘘。作为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两人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照有相同也有不同，如若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横向比较，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端倪。

一、“低矮的天空”与“华美而爬满虱子的袍”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20年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从成长环境来说，两人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但在精神需求上却备受父母的冷落。藤守饶在《审美心理描述》中写到：“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他对遥远的、记忆不清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这种莫名其妙的深切经验，乃是儿童时期一连串情感体验的再次萌发。”[1](P163)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2](P544)所以小说研究的是自我，它很多时候都与“遥远的、记忆不清的童年”有着难以言喻的内在联系。萧红与张爱玲都是在现代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她们不愿也不甘臣服于男权的钳制，因此，她们都有被囚禁的童年经验，也都有过叛逃的经历。萧红的一生都在流亡，辗转过很多地方，最终死于战火硝烟下；而张爱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出逃，战争中断了她的学业，毁了她的梦想，她只能回到上海这座孤岛靠写作为生，所以，她更能切身体会到文明带给人类的桎梏，那是罪恶的根源。

女性意识“就是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3](P16—17)萧红无疑是后者。萧红在东北农村长大，接触到的都是劳碌而又愚昧的农民，她曾写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以女性的视角凝视女性的命运，于是她目睹了女性逼仄的生存空间和来自于男权社会的沉重压力。萧红短暂的一生当中，先后经历过母亲的死、祖父的死和亲子的死，所以，她对于人的关注便不仅仅停留在阶级的立场上，而是有更深刻的关于生与死的凝视和思考。也正因如此，她才发现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中，女性是最底层的受压者，她们不光承受着来自阶级的压迫，更忍受着来自男性的压迫。在萧红的笔下，女性经常是被殴打、被侮辱的，疾病、贫穷、生育、死亡如影随形，她们的灵魂是被有意抽离的，只剩下满目苍痍的肉身在低矮的天空下苟延残喘：《山下》描述一个瘸腿的女人和她的女儿被丈夫遗弃的故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被活活逼死；《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被婆家虐待致死……萧红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写道：“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鬼神齐一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这里“打与被打”的关系，彻底揭示出了两性的关系。女人从古至今就被设定为温顺、谦卑的模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的思想根深蒂固地笼罩在女性的生命轨迹之内，规约着女性的独立意识，迫使她们忍痛顺从、失去自我，然后再被男人标榜为“妇德”，久而久之，女性就在这“低矮的天空”之下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是肖尔瓦特式的“属下”。“第二性”的沉默以待成为男人们施虐的借口，女性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成为了男人们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可见，萧红对于女性的生命体验大有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属于第一个层面的。作为一个深受海派文化影响的没落贵族的后裔她生活在上海，十里洋场不同于萧红生活的东北，这里充斥着快活、世俗的欢声笑语，闪烁着穆时英笔下的灯红酒绿、红男绿女，上演着张资平、叶林凤式的畸形之恋，这是一个现代与封建错落交织的特殊城市，是一个在落后国度中独特的“西洋化孤岛”。这里的女性是一朵受过良好教育而优雅万千的旧式红玫瑰，她们能视若无睹地绽放自己的香艳，在男人的眼中获得存在感，但也可能在瞬间，在旧式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变成一抹让人唾弃的蚊子血，被男人拍在墙上厌恶至极，她们就是张爱玲书写的对象。张爱玲有句名言“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或许形容的就是这些女性，她们不顾一切地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看似璀璨华美，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只是在这虚无的华美之后，却早已爬满了罪恶的虱子，那代表的是一种人性的丧失。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琉璃瓦》等是爱情失格；《金锁记》、《花凋》则是亲情失格。而在这人性失格中，女性也不过是文明的牺牲品与时代的悲剧人物，正如《茉莉香片》中写道：“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子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对于女性的生命体验是衰败的浮华，是顾影自怜的美艳，她们努力地保留着强烈的女性特征，但最后也只剩下了女性特征，因为“人”的特征早已丧失。

从对女性自身的思考方面，萧红与张爱玲所预设的初衷是不同的：萧红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用炙热的同情书写着女人们静静地生、冷冷地死，无情的文字背后是渴望拯救而又不能的力不从心，饱含了热切而又积极的女性关怀，那是外冷内热的痛心和呼喊；张爱玲的写作却多了几分存在主义的虚无与绝望，她用绚烂华美的文字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却又流露出一种彻底的悲凉，这种悲凉足以毁灭所有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正如她写道：“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这是一种外热内冷的无尽的绝望。

二、“沉溺者”与“依附者”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谈到人类的诞生，上帝耶和华造人时，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这或许给两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原型的角度，也许女性从此就注定了做男性的沉溺者或依附者。

萧红笔下的女性是男性中心主义之下的沉溺者。她笔下所描写的女性生命价值的家园无一例外都是贫瘠与荒凉，所有的女性都沉溺在受男性控制与支配的贫瘠家园里，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然而，萧红的描写是炙热的，透露着血性与同情。1935年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描写东北农村女性的生活画面，王婆、月英、金枝等众多乡村女性如动物般的生存处境，她们的生命犹如生长在土地上的野花野草，随时在被遗弃与践踏中走向枯萎与死亡。这些女人没有主体意识，她们一生就是生而为男人，然后草草死去。含辛茹苦的王婆，倔强、隐忍，整个秋天，她辛苦劳作，为的是偿还地租，可秋后打下的粮食依然不够时，她只能忍痛把自己心爱的老马送去了屠宰场，甚至她为了眼前的麦子，孩子摔死了也可以不掉一滴眼泪。“孩子的死抵不过一片麦田”，这是她下意识的想法，生活的重压早已让她忘却了本该属于人性的喜怒哀乐，她如蝼蚁般隐忍度日，忙着生也忙着死，失去了做人的意义。《王阿嫂之死》中：“王阿嫂倒在自己的血泊中，那个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寥寥数语却流露出命如草芥的满腔愤怒。《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被活活弄死，埋葬小团圆媳妇的两个人，却云淡风轻地讨论着“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他们似乎是赴婚宴，吃年夜饭，而“关于埋葬小团圆媳妇的事情却只字未提”。这种深入骨髓的悲剧色彩不得不让人感受到女人生命的微不足道、卑贱和低廉，没有丝毫的价值。

在《生死场》第六章中，萧红描述女人最伟大的生育沦落到与动物交配并置，不仅如此，女人除了忍受生育的痛苦，沦为男性繁衍后代的工具，还要忍受来自男性的打骂、压迫，在父权与夫权为核心的“菲勒斯”天空下，女人从身为女子的那一刻起，就只能活在“低矮的天空”下，成为阿登那的“失声集团”。最可怕的是当这种意识成为深入骨髓的集体无意识之后，所有来自女人的不幸都将成为女人最甘之若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她们沉溺于其中，不懂反抗，也不能反抗。这如同上帝造人的远古神话，其本身就是男权主义欺世盗名的说辞：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意味着女性世代因袭下来的附庸男性的“原罪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若偶然一瞥，或许是一群男权主义的解构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以小妾的身份挤入夫家，她的丈夫是一个没有性能力的人，曹七巧凭借泼辣阴毒成功夺权，掌管整个家族。这看似是一场以“下克上”的女性反击战，但事实上曹七巧却并没有解放女性，反而逼死了两个儿媳，又棒打鸳鸯迫使自己的女儿孤独一生。面对男人她毫不留情，面对女人她也刻薄成性，她比王婆要有思想、有主见，她不像王婆那样面对女性“低矮的天空”只能一味地埋头认同，面对轻贱的宿命表现出负隅顽抗，认为“财富”是她最大的幸福，她费尽心机甚至泯灭了人性，但最后获得这一切时却发现都是虚无。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受过新式的教育，但她们并不是男权主义的解构者，却是传统文化的依附者，共同做着一个在乱世之中祈求获得安稳人生的黄粱美梦。张爱玲说：“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是带有一点崇拜性的”，在曹七巧的生活里，男人是缺席的，于是她将这种崇拜转移到了金钱上，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真理的规约之下，女人是不完整的，思想更是不独立的，她只能靠依附强权而生活。而她们所能依附的强权无外乎是男性和金钱，但无论是哪一种依附和崇拜，女性都无法意识到它们也是扼住命运喉咙的枷锁和桎梏。再如白流苏，处心积虑地抓住范柳原，无外乎是找一个经济的靠山；敦凤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米尧晶也不过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她们从不沉溺于男人，她们只是将自己一生的自由轻贱地拿去换取依附男人的筹码，从而营造出那种表面浮华实则破败的人生假象，那是“自甘牺牲的惰性”，于王婆、翠姨们来说，她们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罢了。

因此，无论是“沉溺者”还是“依附者”，无论是东北农村“忙着生，忙着死”的农民，还是十里洋场里“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寻找实际的人生”的小姐们，她们依然是封建文化的产物，依然是“低矮的天空”下老死在“屏风上的鸟”，是男权文化的附带者，无法逃脱这时代的宿命。鲁迅先生曾为女性的逃离设想了一条“拉娜出走”之路，但在萧红这里却是缺席的，作为沉溺者她们无路可走。而张爱玲则持悲观主义，这条出走之路不过是一个“潇洒而苍凉的手势”，“走”不过是“上楼去”，走进另一座闺阁，继续做一个男人的依附者，然后接着“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三、“站在天上”与“入驻人心”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萧红和张爱玲都是女性悲剧的编织者,萧红通过女性原生态的生活描写，揭露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折磨，她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私人性、浓郁的回忆性，又交织着残酷和彻骨的荒凉；而张爱玲则侧重于传统和文明的冲突，致力于书写女性精神的扭曲与失常，她的作品具有强大的同质性，无论是书中人物还是书外读者，张爱玲所讲述的其实是刻骨的现实。两人的悲剧书写都能激起读者的悲愤从而产生切肤之痛，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下的社会中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抛开语言、形式等审美要素，一个潜在原因便是她们对于悲剧书写的偏差。

萧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悲剧的。她在诗歌《苦杯》中写道：“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首先，家对于萧红来说是一种身体和灵魂的禁锢，离开家乡，在社会中四处漂泊是源于萧红对自由的追求。林贤治说：“在爱情上，如果不追求自由，她可以当姨太太，过舒适的生活，但她宁愿背叛家庭，选择走上流浪的道路。”[4]可以说萧红的流浪是“娜拉出走”后的现实写照。她先后与5个男人有过情感的纠葛，却最终一无所有，她怀过两次孕，却都因无力抚养而放弃，苦难让她短暂的一生实在悲苦凄凉。所以，对于苦难的理解首先源于萧红的切身体验。其次，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亲眼目睹了来自于阶级、民族、封建礼教所造成的人间悲剧，那些生命在乱世中的脆弱不堪让她领悟到了生与死的无常，因此，她便意识到了人类悲剧的实质源自文明，无论是封建伦理还是民族侵略，都是历史文明的发展所引发的人类灾难。而在这灾难背后，萧红也无力寻找救赎之路，她不能为他人也为自己指明一条超脱苦海的阳关大道，所以，她在质疑文明的同时却又不能像沈从文那样建构一个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世界来安放自己与他人的希翼，她只能更贴近现实，贴近那些真实的苦难，在文字中寄托她对于世事的感应，对于人特别是女性的同情，于是萧红的写作也就带有超时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牛车上》等作品中，苦难的写实总能给人一种阅读的痛感，而在痛感背后却又能体会到萧红无声的哭泣。正如葛浩文所言：“萧红以她独特的艺术才华，加上她个人对世事的感应而产生了不朽的篇章，她的作品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5](P58)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唯一视点只能是凌驾在“天上”，萧红的笔下有过“放河灯”的描写，张莉认为，萧红的写作视角并不在人间而是天上，“是从天上看人间，是在彼岸看此岸，有对人世的留念，更是对世界的诀别。”[6](P30)“天上”的萧红是带着女神的怜悯审视着人间的疾苦，只有这种超然的视角才能看清千年封建历史所加注在女性身上的残酷碾压，也才能有着比“人间的凡夫俗子”更为切入骨髓的悲悯与爱的庄严。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看萧红所描写的社会悲剧，因时代差异所形成的大众阅读的鸿沟是难以依靠文学的审美教育去填平的。因为对于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必不可少的是来自于受众主体的感性共鸣，同情弱者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剂而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个时代的悲剧成因源于物质的匮乏、愚昧的思想、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以及异族的侵略和阶级的压迫等，只是如今早已时移世易，不在场的新读者们对于满纸远离个体体验的苦难自然无法感同身受，只能做理性方面的阐释而缺乏感性的共鸣，因此，萧红也就失去了新读者的关注，只能成其为精英们的文学史意义。

与此不同的是，张爱玲在新时期之后的名声大噪，多多少少与90年代的市场经济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埃斯卡皮说：“文学消费与文学阅读并不是一码事。人们买一本书可以不是为了看，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人们看一本书，也可以带着其他目的，而不是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或者提高文化素养。”[7](P9)“文学阅读”是文学研究的首要步骤，而文学消费是大众文化特有的现象，在这两种不同的领域里其实是诞生了两个张爱玲。即文学研究中的张爱玲不证自明，不再做过多阐释；而文学消费中的张爱玲则有着另一张与众不同的脸孔。

通常的文学史对张爱玲的定位是“雅俗共赏”，如果采用并不科学的“二元对立”之法，将“雅”与“俗”分开，或许能看到张爱玲在大众文化中的侧颜。首先，“俗”是大众文化的属性，海派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源头，其核心内容便是享乐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市民意识的契合。深受海派文化影响的张爱玲曾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笔下的人物经常是算计的、猥琐的、谨小慎微和歇斯底里的，描写的是一群城市深处的众生色相，这符合现代都市人的期待视野。从受众心理学角度来说，力比多是一切行为活动的原始动力，所以，满足受众寻求新鲜刺激的窥探欲是大众文学长盛不衰的招数之一，而张爱玲的故事情节多半以爱情为主线，这也是张爱玲被贴上商品标签的主要原因。在大众看来，张爱玲或许就是一个高级的言情小说家，她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蕴含着爱恨情仇，也充满了淡化过的张资平、叶林凤开创的“欲望叙事”，如葛薇龙无休止的欲望、曼璐的嫉妒与情欲等，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其次，从“雅”的方面来说，张爱玲的小说从叙事手法到结构形式都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胡凌之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就是从张爱玲小说的内部出发，从象征、意象、修辞、语言、人物心理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解剖与研究，论证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张爱玲小说主题中的荒诞感与虚无感也是现代主义者们独树一帜的精神气质，这满足了现代都市人的焦虑与绝望情绪。同时，从语言、故事的角度来说，张爱玲的小说又继承了传统遗风，这在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中有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描写了上海的独特“生态”，介于封建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这样的特点使得张爱玲的小说在西洋化的同时又夹杂着本土化、传统化的感情基调，从而与其他现代派小说相较并不曲高和寡，这是张爱玲的高明之处，也是“张爱玲热”经久不衰的原因。

最后，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说，张爱玲对于女人有着复杂的情感，同情、可怜、爱，还有绝望。她总是让笔下的女性穿越在洋房的客厅、电车、电影院、咖啡店、厨房等地方，与男人们各种周旋：恋爱、打情骂俏、订婚、偷情、聊天……她们看起来都精明能干，懂得精打细算，显然一副独立女性的姿态，她们怨恨男人却又乐此不疲地依附男人，这正是当下现代女性的“约拿情结”的典型心理写照。“约拿情结是指人们在无意识中有一种惧怕失败、逃避痛苦，又惧怕成功、回避高峰体验的倾向。”[8](P425)现代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全面普及，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女性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表现，男尊女卑的现象已有好转。但是在社会的刻板成见与女性的自我认知中，男女平等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神话，现代女性渴望着自立自强的同时又不愿意逾越男人的权力与地位，她们希望自己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渴望被男人照顾、供养，这种“约拿情结”在张爱玲的笔下成为了女性心理研究的“显学”。可以说，张爱玲是“入驻人心”的作家，她懂女人心，她能触摸到女人的感受、心态和女人的善变；她明白即便是现在还是未来，女人无论怎样的无法无天，男人始终是女人的天、女人的地，女人总归心甘情愿地活在这片天地之间，这就是女人的宿命，也是女人的集体无意识。

总之，女性意识是萧红与张爱玲写作的重要资源。萧红由表现女性疾苦到解构“菲勒斯”主义，再到用生命去感受、体验、抨击和怜悯社会对女性的残害，显示了女性意识的渐进与深入；她的精神家园饱含着控诉、同情和把一切撕碎给世人看的悲情，无比的炙热、震撼人心。所以，萧红是活在天上的作家，她有着神的目光和心灵，而她的领域也是凡夫俗子无法看到更无法触及的遥远彼岸。而张爱玲则是通过书写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知识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悲剧，表现了她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质疑，她认为世界已经彻底腐烂，无药可救，所以虚无是她的终极书写情怀。这是一种冷漠的书写，从表皮到骨髓都散发出无尽的悲凉，她是入驻人心的，是真正懂得人情冷暖和凡尘浮世的，因此，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张爱玲。

参考文献：

[1]藤守饶.审美心理描述[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85.

[2](前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乔以纲.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4]周南焱.民国女作家：被走红与被误读[N].北京日报，2014-10-19.

[5]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6]张莉.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法)埃斯卡皮.文化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出版社，1987.

[8]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徐芸华)

The Hot and Dismal Spiritual Home

——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Xiao Hong and Zhang Ailing Comp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