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原则到应对策略
——理查德·罗蒂观念中的哲学变革

王天民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立足于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可以把现代哲学观念所经历的变革归结为从解释原则到应对策略的变革。这一变革呈现出的概貌图景是：从源于惊讶与好奇到源于问题困境的缘起变革；从探索本真、本善到解决时代问题的功能变革；从求解千古难题到转变问题视域的演进变革；从叙述个人话语到商谈公共议题的模式变革。

关键词：哲学变革；解释原则；应对策略

收稿日期：2015-05-15

作者简介：王天民(1970-)，男，山东汶上人，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13-04

理查德·罗蒂作为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大师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从其实用主义哲学视角揭示了当代社会基本哲学观念及其主流模式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涵盖了哲学问题的缘起、哲学研究的功用、哲学演进的脉络和哲学的话语模式等多个方面，但从其总体哲学观念和理论特质上可以归结为从解释原则到应对策略的变革。

一、从源于惊讶与好奇到源于问题困境

与哲学是什么最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哲学缘何产生的问题。传统哲学对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是，哲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惊讶和好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1，正是出于人类求知的本性，人对其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询问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得以存在的原因，并且希望能够洞悉事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源。于是，作为探求最高原因之原理的学问——哲学产生了。

罗蒂在哲学起源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上述观点。他认为“哲学不是人类出于与生俱来的惊奇感而从事的某种活动，而是在他们协调新旧、协调他们的祖先与他们更富有进取心的同代人的想象力遇到麻烦时，被迫进入的活动”。[2]166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导致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必须应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那一时代产生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根源。他说：“只有在事情看来即将分崩离析之时——当长期坚持的和广泛分享的信念，或确立已久的社会制度，或者两者都遭到威胁的时候——当革命性变化迫在眉睫之时，哲学才会对文化变得重要起来。在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会自告奋勇地建议：什么能一直被保存，什么将不得不遭抛弃。在这方面取得最出色的知识分子，就会进入‘伟大哲学家’的经典名单。”[2]166

罗蒂认为哲学是人们出于应对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出于对“最高原因原理”这一古老问题的思索而产生的。他说：“哲学不是对经年不变问题的持续研究，而是对特定挑战的反应。当对这一回答的需要被满足时，哲学就逐渐蜕变成了经院哲学，蜕变成了对重要的但现在不再重要的问题的研究。”[2]166哲学的问题不是唯一的作为“最高原因的原理”问题，而是与不同的时代所关联的众多不同的问题，如他所指出的，近代哥白尼和伽利略动摇了宗教神学体系后，康德、斯宾诺莎面对的用真理之爱取代上帝之爱、用道德纯洁性取代对神圣意志顺从的问题；民主革命和迅速工业化时代，马克思和密尔面对的关于社会本质思考的问题。他说：“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最好被读成对政治革新、经济革新、社会革新、艺术革新、科学革新或文学革新的反应。”[2]225哲学思考如果脱离具体时代问题，沉醉于对古旧的“最高原因原理的”探究，必然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蜕变为无用的经院哲学。所以，罗蒂认为“‘哲学’不是这样一种学科的名字：他面对着一些永恒的问题，却不幸不断错误地陈述它们，或依靠笨拙的论证工具批评它们。宁可说它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刻专注一个话题而非另一个话题”。[3]246

如何看待罗蒂在哲学起源问题上与传统哲学的区别呢？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前者——罗蒂所主张的作为应对策略的哲学的起源，是每一具体时代的哲学起源，而后者——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源于好奇的探究“最高原因原理”的哲学的起源是“哲学从无到有”意义上的起源。实际上后者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作为应对策略的哲学的起源。而后来人特别是当代人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起源说永恒化、普适化，作为所有哲学的起源，就导致了违背事实且与罗蒂的哲学起源说相对立的观念。

二、从探索本真与本善到解决时代问题

与哲学观即“哲学何谓”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哲学何为”即哲学的功用和意义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罗蒂与传统的观念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传统观念认为，哲学作为探究最高原因原理的学问，其功用和意义在于找到万物最终的本源，揭示事物最内在的本质，阐明事物最真实的意义。而且认为，本源物与衍生物、本质与现象、意义与表象存在根本区别和难以跨越的深渊宏壑，但是前者对后者具有根本的甚至永恒的决定制约作用。而哲学的研究思索却可以使哲学家实现二者的跨越，由后者达及前者，从而使哲学家成为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正如罗蒂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从古希腊到现在，我们通常借助男权中心主义的深度来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对某种东西的理解越深刻和越具有穿透力，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就离表象越远、离实在越近。”[2]212罗蒂批评了以柏拉图哲学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在哲学功用和意义问题上所陷入的普遍主义、终极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误解，以及这种误解所造成的哲学对作为部分、碎片、个体生活的真正人类生活的偏离。他说，“柏拉图认为，研究和反思终将把人们带到一个完满的终点，带到一个不再有新漏洞出现的终点。他的论证终将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必留有最终漏洞之所的希望，浓缩了人类处境之七巧板式困惑的观念——存在一种对一般人类生活之无所不包的伟大意义，而非只是由个人与共同体创造的并被其后继者抛弃或改变的微不足道的暂时意义。”[2]175

罗蒂认识到了传统观念在哲学的功用、意义问题上片面强调本源、本真和本善，轻视现实、事实和表象所陷入的空疏宏大、晦涩隐幽，但无实际效用的弊端。积极倡导哲学观念变革，使哲学离弃空疏隐幽之境，介入最紧迫的时代问题，推进时代的进步。正如他所指出的，“对古代人来说，心极其明显地能够有分离的存在，因为它思索不变的事物，而且本身就是不变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心极其明显地能够有分离的存在，因为它是一团丰满、频繁流动的感情集合。”[3]52所以，他认为，“有趣的哲学变化之产生，不是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方法去处理旧问题之时，而是当一套新问题产生而老问题开始消退之时。”[3]247关于哲学的功用，他曾如此表白，“我将我的作品看成努力劝说人们离开这一存在观念：触及大而有力的非人类的某种东西的存在观念。”[2]241基于这样的思想意图，他确立了新的评价哲学之功用和意义的标准，即“不是问这些思想家的作品怎么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我们应该问，他们是否及如何能被用作将人们从不必要的社会和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工具”。[2]229也就是说，哲学的功用和意义不在于使我们在洞识本源、把握本真、实现至善意义上获得智慧，而在于使我们推进时代问题的解决，使人们从束缚人的制度体制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弗洛伊德道德心理学在哲学的功用问题上典型性地代表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他(弗洛伊德)的唯一用途就在于他有能力使我们从一般概念转向具体，从寻找必然真理、颠扑不破的信念的企图，转向个人过去的独特的偶然”。[4]52他对自己所倡导的哲学观念变革充满信心，指出“这一信念日益增长：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而非对个人灵魂的关心。大部分西方哲学家不再努力成为贤人，他们在正当的意义上怀疑建议智慧仍是哲学研究之目标的那些哲学家”。[2]229

罗蒂关于哲学的功用和意义的判定，凸显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在这一哲学立场下，哲学的功用和意义突出地表现为它的应时性、适时性和实用性，也就是应时代问题的解决之需要而产生、且适合于解决时代问题，对于解决时代问题具有实际效用的哲学才具有存在的意义。罗蒂在实用主义立场下强调哲学的时代性，具有推进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他拒斥讨论“普遍价值”“真实意义”等本体论问题，因此他对历史进步的标准的理解却是模糊的。而缺失了共识性的价值理念和对“真实意义”的关切，不要说人们在“如何推进时代性问题的解决”这一问题上是困惑的，就是在“何种问题是时代性问题”上人们也是模糊的。由此可见，“普遍价值”“真实意义”“进步标准”等本体论问题事实上是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罗蒂为了坚守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一方面把“实质性问题”作相对主义理解，认同了柏林的观点：“事实上，碎片将不会结合起来……某些善不是彼此兼容的。不存在一种诸如适合全人类的善的生活，不论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机制，都会失去一些东西，都会有人受伤。某些人将受苦。”[2]171-172另一方面，罗蒂把这些“实质性”问题转化为“程序性问题”，他认同哈贝马斯的此类观点，“民主社会不需要关心‘主体’或‘人性’——这样一种民主社会把涉及这一主题的问题私人化……主体间性哲学将提出的唯一‘普遍性’将是程序普遍性，而非对诸如人类生活意义之类的‘实质’问题的决定”。[2]194-195

三、从求解千古难题，到转变问题视域

哲学的发展动力和演进机制，是与哲学观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罗蒂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传统哲学家以“被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的认知者”自居，以对“本真”、“本善”的追求为动力，以对最大普适性的解释为目标而推动哲学发展。罗蒂非常不赞同、不欣赏哲学的这种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甚至认为这不是一种发展。他曾引用拉辛的这样一句格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无限地追求真理而非‘全部真理’。”[3]253他要求“把保持谈话进行下去看作哲学的充分目的，把智慧看作是维持谈话的能力，就是把人类看作新描述的产生者，而不是希望能去准确描述的人”。[3]253他认为，把哲学的发展动力和演进机制定位于对亘古不变的老问题的解释，实际上是让哲学求解千古难题，这种哲学注定不能实现预设的目标，更不能推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他尖锐地指出：“认为人类首先是认识者的观念，认为认知与追求真理都是使他们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观念，是一个糟糕的观念，即使它可以回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现在是我们放弃它的时候了。”[2]256他认识到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对终极真理、至善理念和普适原则的追求注定是无法实现、无法获得的。他指出，“始终存在着漏洞，新的碎片将始终会出现，并要求被结合起来，而不管我们进行了多少论证或获得了多少洞识。”[2]176所以，“自由主义社会的文化应该以医治我们这‘根深蒂固的形上学需求’为鹄的”[4]70，必须彻底抛弃“寻找无懈可击的论证和所向披靡的洞识”的“崇高的普遍主义隐喻和深度的浪漫主义隐喻”，代之以“人文主义有限论”，即“用沿视域移动的和在这样做时人们变得更成熟的隐喻，取代向永恒攀升或向幽谷坠落的隐喻”。[2]176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在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上的突出特征是“对普遍有效性观念的依恋”。他在文中指出：“我把这种依恋(对‘普遍有效性’观念的依恋)看成一种相同种类的诱惑，它使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纷纷受扼——即追求同比他们自己和他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偶然环境更大的某种东西的关系(比如，善、上帝、道德法则、强力意志、存在)。”[2]200他认为“对普遍有效性观念的依恋”，不但使传统的真理观念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相对立，而且与人类对“解放”的向往无任何助益。他说，“‘解放’观念与如何打破一套特殊操纵(例如财产奴役制、教士奴役、工资奴役、种族或性别歧视、愚蠢的官僚机构)的建议一分离，并成为非历史的 ‘人类旨趣’的目标，它就会与这一观念——即存在着需要被解放的、被称为‘人性’或‘人性自身’的观念——联系起来。”[2]200然而，一旦把解放的目标定位于“人性”或“人性自身”，活生生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幸福和解放就会被遮蔽了。

在深刻地解释了传统哲学观在动力和发展机制上的弊端的基础上，罗蒂指出了新的哲学发展路径。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这些西方哲学家读成同相同问题的格斗，而不管其历史境遇。”[2]225他建议终结本真、本善和最大普适性解释的千古难题，转换问题视域，以新的时代性问题取代亘古不变的旧问题。罗蒂在其著作中直白地表明了这一观点，“哲学进步不是通过解决问题，而是用新问题取代旧问题——即按照一种词语使用创造的问题被按照另一种语词使用创造的问题所取代。”[2]28

哲学所求解的问题不是亘古不变的老问题，而是新时代的新问题；哲学所求解的问题不是或主要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现实的社会发展问题；推动哲学发展的不是哲学家的思想厮杀，而是旧的社会体制与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每一种社会生活形式可能迟早都会僵化成某种东西——更富有想象力的和更活泼好动的时代精神将视之为‘压抑的’和‘扭曲的’东西。”[2]199他非常认同马克思和福柯所主张的哲学应推动时代不断进步的观点。他在著作中指出，“正如马克思和福柯帮助我们看到的，今天的锁链通常是铸自砸碎昨天的锁链的铁锤。正如福柯比马克思更倾向于承认的那样，这一铁锤铸成锁链的系列，不可能随着不能被铸成锁链的铁锤——纯粹合理的，没有意识形态合金的铁锤——之发明而终结。尽管如此，如果幸运的话，锁链可能每次都变得更轻更容易击碎一些。”[2]200也就是说，罗蒂哲学是以立足社会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为特质和基本目标的，他认为，“只有‘哲学’问题与‘实践’发生联系以后，我们才能去思考它们。”[3]399罗蒂实用主义哲学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和对社会进步的价值诉求，使其根本区别于以解释原则的更新为旨趣的西方传统哲学，也不同于固守于“无用之用”的中国传统哲学，然而它的积极意义却是明显的，那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哲学理应担当改造世界的使命。

四、从叙述个人话语到商谈公众议题

哲学的存在模式作为其精神特质的外在的具体的标识和形式，也是与哲学观念紧密关联的重要方面。传统哲学观的存在模式具有突出的个人性和专业性，因而可以归结为一种专业性的个人话语。所谓哲学存在模式的个人性，是指一种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独特的个人思想，与其他人特别是同时代的人没有关系，与前代人的关系也仅限于通过“思想的厮杀”所确证的否定和取代的关系；哲学思索和研究活动，是哲学家个人性的思想活动，别人特别是“外行人”是无法参与和介入的活动。哲学模式的个人性决定了哲学思想与哲学家的个人学养和修养的紧密关联性。个人的学养，即个人的智慧禀赋和洞识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哲学思考，与之相对哲学家个人的思想成就也决定和体现着哲学家自身的智慧禀赋和洞识能力；个人的修养，即个人的道德境界和人格素质，也决定着一个人能否从事哲学思考，成为哲学家，只有那些具备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高尚人格的人才适合从事哲学思考，与之相对，从事哲学思考也必然能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修养。

所谓哲学存在模式的专业性，是指哲学作为一个专业和行业与其他的专业与行业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有其独特的属性。其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它是上文所提到的具有独特学养和修养的行业人士所从事的活动，而不是素养平平的常人所能从事的行当；其次它所研究的问题是独特的专业问题，如关于本真、本善的问题；再次，它具有独特的专业属性，即探索真理大道的形而上学，而其他行业是探讨具体功用的形下之学；还有，它具有增加智慧、完善人格的大用，而其他行业只具有提高技能的小用。传统哲学存在属性的个人性、专业性，是由其本体论的定位和智慧学的定性决定的，并且体现着这种定位和定性。罗蒂的实用主义哲学改变了哲学的定位和定性，也就改变了哲学存在模式。

罗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存在模式上具有突出的公众性和公共性，因而可以归结为公众参与的公共议题。所谓哲学存在模式的公众性，是指参与哲学研究探讨的不是具有特殊素质的特殊人群，而是素质平常的普通人。甚至，“有哲学专业以外的人参与”，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活动。“在不再有学科之外的听众对某个哲学问题感兴趣时，那一问题就应该受到怀疑了。”[2]148所谓哲学存在模式上的公共性，是指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或话语主题是公众普遍关注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罗蒂认为哲学必须放弃“本体论定位”“智慧学定性”，回归到时代性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话题，从关注“本真”、“本善”，转变为关注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说，“我们更愿将哲学看成一种文化政治学的类型，而非看成对智慧的追寻。”[2]220他建议哲学家要放弃对“真知灼见”的自恋和“夜郎自大的清高”，以参与公众对话的方式，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哲学家著作的价值不是其与物自体的关系的事情，而是与其他哲学家著作的关系的事情，哲学本身的价值不是其哲学与哲学题材的关系的事情，而是与其他的人类对话的关系的事情。”[2]31他关于参与公众对话的建议，除了包括与同时代人的对话，还包括与过去的历史上的思想对话。他强调与历史中的思想的对话必须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了合宜的问题平台之后才能进行，离开了共同的话语主题，便无法融通不同的视域。他在评价伽达默尔和杜威观点时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见解。“我们应该尽力将我们的视界与许多其他传统的视界融合起来。但我认为杜威是对的，他坚持认为，除非那一融合的努力被实践关切所驱使，否则，他们只能导致浅薄的诡辩。”[2]227

罗蒂并不完全否认历史中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对解决当下问题的借鉴意义，不能简单把罗蒂划归于拒斥传统、抛弃历史的破坏性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他曾经这样说：“马克思等形而上学家认为，他们能够证明，一旦哲学理论把我们从表象引导到实在，我们就可以对我们人类同胞们，比较有用一些。他们都希望，公共与私人的分裂，对自我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之间的鸿沟，是可以克服的。马克思主义之

所以一直让后世的思想运动妒羡不已，就是因为它曾经让人觉得，它显示了如何把自我创造和社会责任、非基督教的英雄主义与基督教的爱、冥想的超越和革命的热情，天衣无缝地综合起来。”[4]168可见，罗蒂否定的只是受制于传统、全盘接受的历史决定论，其真实的思想旨趣是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融通当代与历史，这一点不但在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完全一致，而且在价值诉求、社会功用上也与马克思完全一致。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M].王俊，陆月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3]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 徐文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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