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37年)华北产业工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丁丽

(天津科技大学 法政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民国时期，华北产业工人逐步发展壮大，政治觉悟逐渐提高，并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华北产业工人在罢工斗争、同情运动以及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产业工人；政治斗争

收稿日期：*2014-01-21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TJZL13-002)。

作者简介：丁丽(1984—)，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6 文献标识码：A

North China Industrial Workers’ Status and Role in Political Struggl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37)

DING Li

(CollegeoflawandPolitics,Tianji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Tianjin300222,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team of North China industrial workers grew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creased gradually, thu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litical struggles.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North China industrial workers’ status and role in strikes, sympathy movement,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campaigns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of China; North China industrial workers; political struggles

一、序言

所谓的政治斗争，是指与工资、待遇等经济斗争相对应的斗争。产业工人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以后，除了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之外，也开始为政治地位、民主权利和民族利益而斗争。以往学术界关于产业工人政治斗争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成果也以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运动为多，对其他的如华北地区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且多侧重于工人斗争过程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即以华北为考察对象，范围限定在晋冀鲁豫四省及平津两市，并对华北产业工人的政治斗争分类探讨。华北产业工人的政治斗争主要包括因工会问题而罢工、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运动以及反帝爱国运动等方面的内容。1937年，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并且工矿企业陆续内迁，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华北产业工人在上述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国时期，华北近代工业飞速发展，产业工人也随之发展壮大，不仅工人数量逐渐增加，其发展区域也不断扩大。如华北地区的煤矿非常集中，北京有门头沟煤矿，河北省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临城煤矿、临榆柳江煤矿等，河南省有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等，山东有中兴煤矿、博山煤矿等，山西省有大同煤矿、保晋煤矿等。华北的交通也十分便利，交通线分布广泛，如道清铁路、正太铁路、胶济铁路就位于华北境内，京汉、京奉、京绥、津浦、陇海铁路等途径华北地区。华北的工厂则以轻工业(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为主，多集中于天津、唐山、青岛等地。本文所提及的华北产业工人主要包括煤矿、铁路、纺织等行业的工人。

二、在工会问题罢工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华北产业工人关于工会问题的罢工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成立工会的权利、争取工会推荐工人以及与雇主进行交涉的权利，以达到推翻国民党黄色工会、恢复赤色工会组织之目的。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的青岛日商纱厂罢工、青岛四方机厂罢工和1926年的山西晋华纱厂工人罢工，都是因为组织的工会遭到破坏而发起的。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各产业工人的工会组织都有所有发展。1923年，京汉铁路决定联合各站工会筹备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进而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使工人运动有统一的领导。但是，总工会成立当日即遭到军警的破坏，工人被迫发动罢工进行反抗。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性和团结性。沿路各站不但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还设立工人纠察队以保卫工会组织、维持罢工秩序，成立调查队以探听消息，成立宣传队以争取各界民众的支持。罢工第2天，郑州分会的几个委员被逮捕，同时被要求立刻复工。但是，工人代表声明，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铁路工人在斗争中还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如军阀吴佩孚命令长辛店工人立即停止罢工，否则一律开除，但工人们依旧坚持斗争，还对吴佩孚派来包围他们的军队散发传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罢工第3天，反动军阀对被捕的郑州工会代表施以严刑，并剥去他们上身的衣服，将之绑在冰天雪地里，但是他们仍不屈服。2月7日，吴佩孚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工人虽然死伤众多，但仍坚持斗争，如正定分会委员长被枪决前仍在宣讲工人要争取自由的斗争。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罢工期间全路各站都停止了工作，给军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次斗争既标志着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向争取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斗争的转变，也使孙中山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由此坚定他与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1]814-833的信心和决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华北工人运动开始恢复。1925年2月，青岛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要求工会有与雇主进行交涉的权利。因为他们不达目的绝不复工，路局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它的胜利既推动了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也标志着山东工人运动的恢复。1925年4月，青岛日商纱厂秘密组织的工会被日本资本家发现后禁止，遂引起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在这次罢工中，工人组织较为严密，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捐款分配委员会和军警招待委员会。由于工人坚持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工潮结束后，工厂主对工人代表不欲留用，故51名代表自动辞职，并在工会宿舍召开大会，声明“牺牲个人不足为惜，惟望工会能持久存在，谋工界同仁幸福，是所愿耳”。可见，工人们顾全大局牺牲小我的精神。随后，工人罢工得来的条件很快被资本家所推翻，并制造了血案。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这次罢工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正在恢复中的工人运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揭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2]172-173，180。

北伐战争期间，华北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之中。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工人也展开了一些罢工斗争。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地区，以晋华纱厂的罢工运动规模较大。1926年7月，该厂因工人组织工会而开除工人，激起了工人的罢工斗争。此次罢工虽然在阎锡山军队的镇压下归于失败，但1 000多名工人坚持斗争达40天之久。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很难维持，但纱厂工人却能坚持如此之久，可见他们坚持斗争的决心。罢工期间，工人还向群众宣传了工会的重要性。这次罢工是山西工运史上规模较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较为深远的政治罢工[3]508-50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了和共产党争夺工人的领导权，国民党除了封闭革命工会之外，还逐步建立起了自己控制的黄色工会。黄色工会既不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也无法为工人服务，因此，产业工人在逐渐认清了它的真实面目之后，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1929年的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即是这类斗争。开滦赵各庄矿、林西矿和唐家庄矿的工人通过查账的形式，揭露了黄色工会的许多贪污问题，因此要求改组黄色工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反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即不反对整个黄色工会，只反对其领袖，把黄色工会中的下层群众争取过来，转变到赤色工会的领导下，以扩大赤色工会的力量。开滦煤矿工人的斗争揭露了黄色工会的本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认识和觉悟。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将黄色工会根本推翻，但是全矿的赤色工会已经正式成立，约有会员8000多人[4]28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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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同情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同情运动即为声援其他工人纠纷或罢工而展开的运动，如华北产业工人声援五四运动、闽案及五卅运动等事件均属此类。

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是以北京为中心，后来运动中心又转移到上海，并引发了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与此同时，华北地区的产业工人也展开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以演讲、开会、抵制日货、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响应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不但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而且还表现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华北产业工人的同情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上海工人的爱国斗争，最终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三个卖国贼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在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运动过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阶级中进行教育和宣传，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后不久，日本又在福建制造了袭击中国学生的福建惨案，当地立即举行了“三罢”斗争，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的产业工人也纷纷举行声援“闽案”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并焚毁大批日货。这些斗争有力地声讨了日本的暴行，支援了福建地区的“三罢”运动，可以说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继续。

1925年，上海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参加各种救亡大会及示威游行活动之外，还通过捐款、发放传单等方式进行声援，并且相继展开了反帝罢工，如天津纱厂工人同盟罢工、青岛日商祥阳火柴公司罢工、青岛日商纱厂罢工、河南焦作福公司煤矿工人罢工、中原煤矿工人罢工、郑州豫丰纱厂罢工等。大部分的罢工运动遭到了军阀的镇压，只有焦作矿工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这些斗争中，产业工人表现了强烈的反帝革命精神，他们不愧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主体。华北产业工人在声援五卅运动中还发展了工会组织，如北京总工会、天津总工会、济南临时总工会、河南总工会等纷纷成立。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反帝斗争高潮，华北产业工人的同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互助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

四、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反帝运动中，工人阶级最初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后来逐渐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力量和领导者，并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北地区产业工人在早期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斗争。这次斗争是由天津商会领导，但产业工人发挥了主要作用。法租界工人在罢工中的组织性很强，千余名工人组织了18个工团，并成立了工团事务所，罢工工人均须注册。工人们的斗争意志非常坚决，粉碎了法国侵略者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例如，电灯公司虽以高工资雇佣司机上工，但无人应聘。法商向英国电灯公司借用工人，但英国人立即遭到工人的警告，禁止帮助法国人。法国人企图在石家庄和青岛招募工人赴津工作，也遭到拒绝[5]409-410。这次罢工给法国侵略者造成很大损失，最后法国无法侵占老西开，只能承认老西开由中法共管。这次斗争的领导者是以天津商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说明产业工人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此时只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但还是可以把这次罢工看作是五四运动以后产业工人成为民主革命领导者的一次预演。

1928年，日本在济南屠杀我国民众的济南惨案引起了山东的反日浪潮。淄川煤矿工人于6月举行了反日罢工，提出“反对日本出兵山东、霸占路矿，与日本经济绝交，提高工资”等口号，说明淄川煤矿工人除了提高工资这一关系切身利益的要求外，更多地关注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危亡。面对日军的镇压，工人们毫不畏惧，英勇斗争。面对资本家的饥饿政策，工人们仍坚持斗争，最后取得了一定胜利。这次罢工既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煤矿工人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也是煤矿工人运动开始恢复的标志。工人在这次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面目，同时也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4]274-275。

1929年的青岛反日大罢工是济南惨案后反日爱国运动的继续。这次罢工是九大日商工厂两万多人的同盟罢工，反映了产业工人的团结性和互助性，而且罢工跨越了不同行业，规模较大。罢工运动中，工人组织了纠察队，一方面伺机惩治工贼，一方面注意斗争动向。由于工人长时间罢工，厂方受到了很大损失。如罢工正处在夏季高温高湿的时期，造成机械设备因无人维护而开始生锈；有些工厂因长时间生产停顿而没有利润，使其难以维持。所以，日商对工厂复工玩弄起了花招，有的是招募新工人和诱骗旧工人复工；有的是令工人秘密复工，不与外界联系。但罢工工人还是识破了日本资本家的阴谋，并对工厂复工进行了破坏，最后迫使资方同意了工人的部分条件[6]685-688。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华北产业工人也积极投入到反日的浪潮中，他们通过建立抗日组织、发表通电、游行示威、捐款、集会、罢工等方式反抗日本的侵略行径。在斗争中，工人们提出了“宁做救国鬼，不做亡国奴”[7]625的口号，可见其思想觉悟之高和革命精神之坚决，也说明了工人们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的影响下认清了当前的主要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表明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1935年的华北事变，更激起华北产业工人的反抗。当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工人们积极响应，1936年青岛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就是在这一方针政策影响下展开的。在这次罢工中，青岛日商9大纱厂24 000多名工人互相援助、互相推动，培养和提高了产业工人团结互助的精神。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很大：一是向广大群众宣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二是此次斗争为共产党在白区从事工人运动提供了经验。例如，要以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要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使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罢工中不要提出过高的条件，在有利的形势下，要适时地结束斗争[8]574，等等。

综上所述，华北产业工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一开始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五四运动以后则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要力量。他们在民主革命中积极地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与地位，在罢工斗争中互相援助，提高了组织性、团结性和战斗性。他们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和方针政策，在反对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2]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3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4]薛世孝.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5]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7]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8]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杨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