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沉默的情境社会学阐释

王晴锋

情境社会学从互动组织和互动秩序的视角分析沉默，将它看作是结构性的而非心理性的现象。沉默被视为一种情境关系，是互动过程的产物。根据情境系统的互动规则与运作共识，面对面互动中的个体必须保持适当卷入，同时也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确保他人的适度卷入，以防止出现情境疏离与崩溃，这是一种交互支持的仪式性共同卷入。互动情境具有相对封闭、多人参与以及共同在场的特征。沉默是与情境和在场他人的疏离，是在场的缺席，它会导致尴尬的身份处境。在情境社会学的视角下，沉默并非个体内在属性的反映，而是情境建构的产物。从互动规则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而言，沉默更多的是一种情境失当行为。

戈夫曼；沉默；情境社会学；社会互动

沉默是人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沉默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性的失语状态，而是社会互动的重要构成。沉默并非是毋需解释的无言空白，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曾说，“沉默是一种可解释的沟通行动模式”[1](P212)。沉默存在多种不同的阐释，行为者本身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沉默。在面对面的谈话中，出现沉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交谈者之间“话不投机半句多”；可能是由于谈话者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可能是对谈话主题感到索然寡味或对谈话参与者不熟悉；可能是因重要他人在场而不敢说话或怕自己表达不好反而给人造成不良印象；可能是由于话题信息不对称，无从说起；沉默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声的抗议、拒绝与不合作等。本文的意图并不是探讨各种沉默现象的原因，无论这种原因是生理的、心理的抑或社会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文化的。因此，这里没有关于沉默的各种隐喻中充斥着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儿童、女性、同性恋者和大屠杀幸存者等），也不谈论结构性压制和社会漠视。本文探讨的沉默本身即构成自成一体的分析系统和对象，这是一种互动性的、他人在场时的沉默，并试图表明沉默可以在情境社会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一、沉默的类型、功能与本文的视角

不同层次的环境都会产生沉默现象，如在人类思维过程和文化发展进程中，日常生活意图性的人际沟通中，政治和公民生活中以及病理性的环境中[2]。20世纪以来，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不同的沉默现象进行了研究，诸如管理学研究组织沉默，它是指组织员工了解组织运行中潜在的问题，但出于某种目的而没有表达个人观点的行为[3]，此类研究主要探讨组织沉默的测量、原因与影响等[4]；传播学研究公众沉默，即人们由于害怕孤立而导致“沉默的螺旋”[5]；历史学研究历史沉默，即历史编撰学与考古实践等选择性地忽略，有意识地遗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6]；精神分析学运用弗洛伊德的压抑观念分析沉默，即个体潜意识地埋藏创伤性的痛苦记忆。此外，文化学研究文化沉默[7]；集体记忆的研究者探讨沉默与遗忘，比如维尔德·韦尼特兹基-瑟罗斯（VeredVinitzky-Seroussi）和查娜·提格（ChanaTeeger）区分了外显的沉默与隐蔽的沉默，前者指言说与叙述的文字性缺失，后者则指记忆性谈话与表征的掩盖与遮蔽，但它并不是谈话、仪式与实践的彻底缺失。这两种沉默类型都可以成为强化记忆或遗忘的机制[8](P1104)。

社会语言学对沉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最初被视为一种缺失状态，也即言语、意义与意图的缺失；沉默被视为一种否定、消极和失能，不被视为互动的构成。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学者们开始视沉默为一种语言符号，认为它是在指称功能中表达信息的。有些学者甚至将沉默置于语言的核心，认为“言说从沉默中产生，又归复沉默”[9](P1911)。与语言学一样，社会学中的会话分析学派也研究微观言语层次的沉默。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发表了《谈话中话轮转换组织的最简单系统》（“The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一文，此后，话轮、话轮转换规则和毗邻对等概念成为会话分析的重要工具，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将这套概念运用于谈话沉默，比如探讨话轮内沉默、话轮间沉默以及话轮沉默等[10]。

同时，也有学者探讨了沉默的类型、功能与意义。例如，托马斯·布吕诺（Thomas Bruneau）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沉默：心理的、互动的和社会文化的。他认为心理性沉默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暂，表现为谈话过程中的停顿，或者故意减慢语速以让受话者理解刚才说的话；互动性沉默的持续时间比心理性沉默长，它与人际关系有关，其中话轮转换起着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性沉默则是前两种沉默形式的基础，社会与文化习性决定着心理性沉默和互动性沉默[11](P36)。丹尼斯·科仲（Dennis Kurzon）也探讨了社会互动中的沉默类型学，他根据沉默者与受话者之间的关系、参与互动的人数、是否存在具体的文本、保持沉默的意图以及权威与社会规范等区分了四种沉默类型：谈话沉默、主题沉默、文本沉默与情境沉默。其中最常见的是谈话沉默，相应的研究也最多；主题沉默是指言说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规避某个特定的话题或主体，如男性话题中女性的缺席；文本沉默指沉默者在既定的环境下默读或默诵某个特定的文本，如默祷；而情境沉默中的个体并不默读或默诵任何文本，如在各类纪念仪式上的沉默[12]。关于沉默的功能方面，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指出了言语沟通中的六大功能，即指称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conative function）、交际功能（phatic function）、诗意功能（poe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在这种分析模式的基础上，米加·埃法拉特（Michal Ephratt）探讨了沉默在这六个方面相应具有的功能[9]。此外，弗农·詹森（Vernon Jensen）也探讨了沉默的五种功能：联结功能，将人们或若干关系结合起来（如纪念仪式场合）；感染功能；揭示功能，表明对某个话题不知情；判断功能，表达异同、喜恶之情以及默许与无声的抗议等；激活功能，如言说之前的酝酿[13]。

本文主要采用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关于微观人际互动的分析框架来探讨沉默现象。安妮·罗尔斯（Anne Rawls）曾指出，戈夫曼试图通过系统性地阐述“关于情境的社会学”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表演和社会秩序的构成[14](P231)，这种视角的特点是强调社会互动的情境性。本文将戈夫曼的这种分析模式称为“情境社会学”，并主要运用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微观互动论作为理论框架来分析沉默。在情境社会学看来，沉默是一种情境关系，是互动过程的产物。这种互动是通过眼神、身势以及碎片式话语完成的。沉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而非心理性的。在这种视角下，沉默并非个体内在属性的反映，而是一种情境建构的产物。

二、情境系统中的互动规则

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互动参与者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信息交换。在戈夫曼看来，行动者的信息不仅是“发出”的（give），也是“流露”的（give off）。印象管理的高手和深谙舞台表演技巧的老手能够对这两种信息进行操控以塑造和维持他们希望产生的自我。但是，戈夫曼同时认为，“任何一种情境定义都具有明显的道德特征”[15](P10)，个体有义务保持一种自然的参与卷入，当他无法维持互动位置或执行特定的互动角色时，其他共同参与者会提供援救以恢复互动秩序。也就是说，个体不仅自身必须保持适当的卷入，而且也必须适时采取措施确保他人的适度卷入。因此，这是一种交互支持的共同卷入。现实是不稳定的，容易遭到各种干扰与破坏。为保证互动平稳流畅地进行，需要有一套机制防止出现情境定义的崩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戈夫曼将互动看作是一种仪式，是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原与重申”[15](P29-30)。这种道德性包含了两个维度，它既体现在表演者之间（或剧班内部），也体现在表演者与观众之间。一方面，个体采用防卫性措施保护自身的情境定义，剧班成员承担着道德义务或品性，具体表现为拟剧忠诚、拟剧纪律和拟剧审慎；另一方面，互动参与者通过保护性措施保全他人的情境定义，这涉及各种后台管理、谨防冒失者不合时宜的闯入、配合他人的举止等，以确保互动流畅，防止出现尴尬。因此，互动中会产生“临时妥协”和“运作一致”（working consensus）的情境伦理[15](P8)。在戈夫曼那里，经过充分社会化的个体是“仪式性雅致的客体”[16](P31)，他愿意遵守社会互动的基本规范。与迪尔凯姆的社会系统一样，戈夫曼的个体也具有神圣性，并且浸淫在一个充满道德意涵的世界中。戈夫曼如此引用迪尔凯姆的观点：“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既不可亵渎它，也不可侵入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最大的善却是与他人的交流。”[15](P56)

以上大致勾勒了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互动规则的轮廓。无论是出于社会规范的要求还是人际互动导致的结果，社会性沉默的促使因素通常是外部性的。在社会情境中，无疑也存在完全由个体的内在性所引发的沉默，例如不希望被打搅、独自沉思冥想等，这种类型的沉默基本上不是互动的产物。人们通常将沉默看作是“正常状态”的疏离，是一种“沟通断裂”[17]或能指的缺失，是参与者单方面宣告的互动熄灭状态。在情境论的视角下，社会互动中的沉默是个体与情境和他人保持距离，自我脱离于当下，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从而造成一种尴尬的身份处境。在这种情形中，沉默者处于一种特殊的临界状态：要么加入面对面互动，要么起身离开。沉默者让在场的他人感到局促不安、心神不宁，因为他由参与者的角色转变成一位互动的监视者、旁观者和偷听者。这种交流是不对等的、单向度的，它破坏了共同的关注焦点，突如其来的沉默暴露出参与者之间缺乏共同的旨趣。沉默者是清醒的、理性的和有意识的，并且有能力对正在进行的情境进行持续的感知性监控，而智障者、梦游者或沉睡者的举止一般不会构成沉默行为。沉默者隐藏了意图，将话语以及思维的文本深藏不露，他甚至还有可能操控表意行为的信息“流露”。

我们这里探讨的互动情境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相对封闭、多人参与以及共同在场，并且每位参与者都承受着参与互动的情境压力。会议、聚餐、面对面聊天和读书会之类的场合，可以被视为这种情境系统的典型表现形式。在这些情境中，沉默是一种行为失当，不管它是因沟通受阻而出现的游离状态还是抗议与不满的表征，而这种行为失当是互动双方造成的。在相对封闭的互动情境中，个体没有权利不说话；相反，根据情境系统中的互动规则，他有共同维持、参与卷入的义务。他必须是“开放性的人”，既允许他人进入，也意欲进入他人。此外，在谈话互动中，一旦出现缺乏“安全供给”的状况，也容易引发参与者之间的沉默。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行动系统，关于沉默的分析排除了纯粹个体性的因素。我们所作的是形式化的情境性分析，而这种分析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三、沉默与情境失当

任何个体在不同的场合都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介入，即使是哑巴、耳聋以及其他残障人士也可以通过身势语进行沟通，他们并不一定是情境中的沉默者。因此，任何形式的沉默都不是单纯的生理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精神病理学也无法解释在一般的社交场合随处可见的沉默。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沉默是一种情境性的社会行为。情境社会学主要从互动组织和互动秩序的视角分析沉默，它包含以下一些关键性的要素或分析工具，即聚集（gathering）、沉默者所处社会位置的易接近性或可进入性、相互参与、卷入义务与情境疏离等。互动参与者有维持互动的职责，共同防止出现情境撤离与疏远，因此，个体需要约束自己，同时开放自己，使能够彼此卷入互动，这也是互动的可进入性原则。遵照这种互动规范，即使是两个意见不合的人在无法规避的社交场合也会勉强地相互寒暄致意。

但是，互动情境中自发的团结状态是脆弱的，它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疏离与崩溃。就约束性卷入而言，情境失当行为可以被称作“错误卷入”（misinvolvement）[16](P117)。戈夫曼分析了疏离性错误卷入的四种形式：（1）外部专注。个体忽略规定的关注焦点而将其主要关注放在与当下无关的事物上。（2）自我意识。个体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互动参与者本身，这种自我意识并非由于个体对谈话主题有浓厚的兴趣，而是沉湎于自我关注，它是互动系统的内部专注。自我意识可以是表达欣喜或保护自我的方式。（3）互动意识。谈话参与者不适当地关注互动进程和情境结构，而不是自然地投入于会话的正式主题。当谈话过程中用尽了诸如闲聊之类的“安全供给”时，互动意识就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沉默[16](P120)。（4）他者意识。互动过程中个体将另一位参与者作为关注对象而导致分神和注意力不集中，如当谈话互动中出现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或伪善的互动参与者时。个体一旦感知到他人的做作、虚伪、傲慢无礼和粗鄙放肆等特征，就会认为他们破坏了互动的基本规则，对这种不公平游戏所怀有的警惕与敌意导致他将注意力放在这些人及其不端行径上。当信息传达过程中说话者的“通讯设备”本身表达了额外的信息时，听话者会由于竞争性的刺激源而导致分心，变得过于关注说话者本身而不是其说话的内容。此外，过度卷入（将个人感受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也是他者意识的重要来源。上述这四种互动的疏离形式构成了对互动秩序中卷入义务的违犯，在实际情形中这些形式通常会糅杂在一起同时发生。与互动产生的疏离是个体无法根据社会规定的准则恰当地对卷入进行配置并控制其程度，结果导致他对互动及其参与者表达出不恰当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疏离的属性具有群体差异性，对个体是否“恰当地卷入”的感知与评判与其所属的文化准则密切相关。

沉默是对相互卷入规则的公然违犯。在某些场合，个体的沉默会比公开表达异见更让在场者感到情境压迫，这种疏离破坏了情境的交互性和整体性，因为沉默者通常是被认可的参与者（至少在卷入之初他是被如此定义的），不是毋需关照或可以忽略不计的旁听者，其他参与者无法视沉默者为“非人”（non-person）。而沉默是自我主动摒弃了参与者的身份，但又由于他的在场而无法彻底摆脱这种身份。沉默者无法履行相互卷入的义务，又由于共同在场的他人未能揣摩其意图而导致无法施行适当的补救措施，从而最终可能导致情境崩溃。与偷听等行为一样，沉默是对交互卷入的重要威胁。

沉默者自身也会产生异样的情绪表现，觉得格格不入、如坐针毡，无法表现得轻松自在（除非他是精神病人），它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的情感：紧张不安、脸红、焦躁、尴尬、窘迫甚至敌意，并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导致一个自我封闭的交流圈。他人让其回答沉默的原因时，他可能闪烁其词——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很难说出沉默的具体原委，而真正的原委又源自于在场的他人及其情境，沉默者为了顾全颜面而不愿说出真实的感受，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他人既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刻板印象。在特定的情境互动中，每一位参与者都被视为合格的成员，潜在的沉默者自身也如此认为。随着互动的深入，他会越来越感觉疏离，而谈话者则越来越投机。这是一种个体心理性的沉默螺旋，越沉默就越难以启齿介入当下的话题，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价值累加效应。尽管情势的发展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沉默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料想会出现沉默，他不是有意来现场向他人展示“沉默的”，他是来参与的，也即有参与的意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卷入的发展将他远远地甩出了情境及其互动状态，从而使他无法参与。此时，沉默者的卷入度急剧下降。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开除，它潜在的危险在于：沉默者随时可能苏醒过来，恢复参与的资格与能力。对沉默主体而言，他自身则成了旁观者，但是对其他在场者而言，他仍是参与者——一位不合格的、不适当的参与者。这便是沉默者身份的尴尬之处。在通常情况下，自由式谈话的参与者、话题和谈话进程等都是无法事先预料和控制的。因此，沉默的重要社会学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情境性行为，沉默是在情境中逐渐累积生成的，或者说，沉默是展演性的。这便是沉默的动力学特征。

四、情境互动论视角下的沉默

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沉默产生的个体心理效应会不断地累加，因为一个人在被疏远的同时，情境中的其他人并没有停止互动，他们即时性生成的关系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运作共识”迅速成为参与者之间的基本原则。这种共识与原则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和一种细微的互动氛围，从而产生无形的隔阂，并且很可能在某个疏离个体的反照之下更加增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也就是说，沉默会促成他人之间的团结和共谋。无论这种沉默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是一种情境失当行为，它违犯了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情境礼仪与互动规则。

每一个情境都存在退出机制，沉默者可以选择自我离开，但这种独自离开会对情境造成公然的破坏，因此，它必须谨慎处理。退出者会寻找各种圆通的、合乎情理的、他人乐意接受的理由来退场。在场的参与者也可能乐于接受他离开的请求，因为他是互动的干扰者和破坏者。当然，也可能出现情境补救的行为，即在场的他人主动提供协助，如选择沉默者擅长或喜欢的话题，使他暂时成为谈话的核心等，从而象征性地重新肯定其地位。这种情况下通常呈现出对答的形式，但一般难以为继，因为不可能整场谈话都以“补救”某个人的形式进行，谈话通常是“自然而然的”。

正是由于存在责成个体遵从情境性共同卷入的规则，我们才能解释在聚焦式互动中对失当卷入的反应。在可进入式互动中，个体有义务使自己的行为与“情境气质”（ethos of situation）保持协调，并且有义务在情境中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卷入。因此，我们即使是在无心参与的场合也要巧妙、得体地表现出正在专注倾听的表象。在成功的社交场合，参与者们显得志同道合、兴致盎然，逐渐形成一种趣味相投的情境气质。而沉默则是对这种情境伦理的抵制，拒绝投入互动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互动共识，长时间不参与的个体会导致自己和他人的焦虑，乃至互动秩序的崩溃。沉默不仅使自我感到窘迫，也让他人感到局促不安。因为自我成为无法窥视的黑洞，他人会觉得自己被冒犯。其他参与者无法判断沉默者的立场与心理，以为是当下的谈话或行为冒犯了他，因此使得整场谈话变得如履薄冰，使得话题骤然变得狭窄，谈话气氛变得凝固。

这里对情境互动论视角下的沉默分析作三点澄清：首先，对于在场的他人而言，个体都是彼此可进入的和可获得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在特定情境中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卷入的个体却出现没有参与卷入的情况，沉默者成为在场的缺席者。这是一种微观的互动分析，它探讨的不是宏观意义上的集体性、合谋性沉默，也就是说这里要谈论的不是“房间里的大象”[18]，不是遗忘、忽视和否认。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探讨沉默的成因和动机，也不提供打破这种沉默的可能方式，而是从微观互动的角度分析作为一种情境失当的沉默现象。其次，戈夫曼在分析微观互动系统时没有过多地涉及权力因素，尽管他并没有忽略它的存在，这是因为权力的介入在本质上干扰或破坏了正常的互动秩序，各种“例外”的介入和混杂使得原本复杂的社会现实变得更加纠缠不清、扑朔迷离。在沉默问题的分析上亦是如此。所有权威等级下的沉默形式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如上级训话时下级默默地接受（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这种双方地位不对等条件下的沉默是对权威的服从，不需要插话，更不能反对和抵抗。沉默显得理所当然，也心安理得，甚至被认为是虚怀若谷、遵从接受与守规矩，沉默便成了“金”。这也是为什么戈夫曼更愿意借鉴动物行为学的思想来探讨人类互动行为的原因之一。最后，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介于熟人与陌生人之间，也即是“半生不熟的人”。互动参与者之间并非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如果是像夫妻或兄弟姐妹那样亲密无间的熟人，那么他们之间在面对面的谈话过程中可任由时间流淌，在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并不会导致情境的崩溃。如同权力关系一样，熟人关系（情感）亦会改变原初的互动结构。

五、结语

生理学从生理功能障碍和缺失的角度解释沉默，心理学尤其是精神病理学从情绪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研究沉默，语言学以话轮转换探讨沉默，而社会学则从情境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沉默。当然，我们对沉默的分析只是提供了一个视角。我们知道，沉默并不仅仅是言说的对立面而已，沉默之处可能恰是语言或描述系统的限度之所在。沉默甚至可以是言语的救赎，在很多社交性的场合，个体会有意识地希望保持沉默，以寻求一份清净的安乐，恢复一种安全感和自由感[19]。在某些场合，适当的沉默还能够为人格增添一种审美上的雅致与魅力，也即所谓的“沉默是金”。此外，沉默也可以是一种社会排斥、反社会行为以及非暴力的反抗形式。从情境社会学的视角看来，沉默更多的是一种情境失当和破坏互动秩序的行为，是互动情境的威胁，沉默并不是金。这种分析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首先，面对面参与者所处的是必须作出即时性反应的“压迫性情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境社会学是从客观的、纯粹的情境互动规则来探讨沉默，而不涉及个人情感以及他人的谅解或关怀。简而言之，它是一种结构性分析。作为情境失当的沉默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沉默，它也可以被视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最后，本文的分析路径类似于迪尔凯姆对社会失范的研究，对作为情境失当的沉默之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微观人际互动的卷入规则与秩序。

诗人对沉默充满了各种迷恋和赞赏，因为他们更需要退回内心世界来反观自我。与之不同，社会学家的生活世界是喧嚣嘈杂的，他们论述的个体需要不断地参与各种面对面的卷入和互动，并遵循各种社会规范。沉默者并不是没有社会角色，而是抛弃了社会赋予的既定角色，但他仍然滞留在情境里面。正是基于社会交往与互动卷入的规则，使得社交场合中的沉默变得难以容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沉默的情境分析不是一种历史性分析，因而无法带入情境之外的个体历史、文化结构和社会进程。这也是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的特征。戈夫曼毕生追求阐释的概化和形式化，他的方法是将社会组织的切片放到微观分析框架的显微镜下进行仔细的观察，从而达到理解整个互动行为系统的目的。本文希望关于沉默的情境社会学分析为理解社会组织提供这样的一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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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庆瑄]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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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10-00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