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与逻辑指向

2015-02-27龚培河

学术论坛 2015年10期

龚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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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动力是历史运动起来的原因，可以作为逻辑起点沿着各自设定的逻辑线路多角度、多层次揭示历史运动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逻辑起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以阶级斗争为逻辑起点，考察资本主义历史命运。这三个角度辩证统一，深刻阐明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灭亡与其诞生一样不可避免，它最终的逻辑指向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

动力系统；逻辑起点；生产力；剩余价值生产；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深刻揭批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对资本主义历史评价明显具有二重性。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以历史评价二重性（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来解释，根据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原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具有剥削性质，但因为在生产力上推动了历史进步，应该值得肯定。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的三个逻辑起点：生产力、剩余价值生产、阶级斗争出发，尝试探讨这个问题。

一、考察历史运动基本特征的逻辑起点

所谓动力，就是促使矛盾向积极方向转化的根据，它是引起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因此决定事物运动特征。历史发展动力是历史运动起来的原因，所以，首先要考察历史运动基本特征的起点。

推动历史运动的动力不是单一因素也不是因果线式排列的系列因素，而是立体整合的动力系统。直接运用整个动力系统解释历史运动是困难的，一般应该选择动力系统中的源头作为解释引起历史运动的始因或者基因，也就是考察历史运动基本特征的起点。具体哪一个动力因素是动力系统的源头？有学者指出，生产力是动力系统的源头，生产力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能力，它本身主要以物质或者知识、技能的形式存在，需要通过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才能发挥动力作用，从动力系统角度看，它居于核心地位，但不是源头。也有学者指出，现实的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是动力系统的源头，它促使人们从事实践活动并进而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推动整个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运转起来。但人的需要从哪里来？人的需要是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是基于现有生产力所造就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1]（P17）。因此，它也不是动力系统的源头。

实际上，动力系统，从空间结构上看，各个要素交叉互动，共同制约历史运动，没有头尾；从运行方式上看，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首尾相连，滚动式制约历史进程，没有始末，根本不能确定动力源头。事实上，人们提出多个引起历史运动始因的动力范畴，如诺斯认为制度安排是引起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汤因比强调文化是文明成长的核心和精髓，马克思·韦伯认为源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始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认识则异彩纷呈，知识、科技、知识分子、人的本能（欲望、需要、意志）等都列入解释历史运动始因的范围中来。马克思主义动力论本身就有许多类似的提法，如“现实的人（及其需要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等等。既然不能确定动力系统的源头，为什么却提出众多的历史运动始因说或者基因说？显然，绝对不能说它们都是伪命题。既然历史只有一个，作为历史运动始因或者基因的根据也必然是排他性的，对于如此纷乱的提法，如何辨别真伪？

笔者认为，人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以逻辑论证的方式考察历史运动基本特征，因此，所谓的历史运动始因或者基因只是逻辑起点，不是事实起点，相应地，它们在动力系统中属于逻辑层面上的动力源头，不是事实层面上的动力源头。

逻辑起点不是事物本身客观属性直接反映出来的、事实上的起始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开端，而是本着事物运行机理、运行逻辑对网状系统或循环运动进行选择性切入而设定的相对的起始点，因此，所谓的“起点”背后仍然有起点，“源头”背后仍然有源头。相比事实起点，逻辑起点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同一事物可以确立不同的逻辑起点。第二，选择逻辑起点的依据不限于运动的时序性，而是根据认识问题的需要，核心点、关键点、主动性都可以成为判定尺度。第三，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会选择不同的逻辑起点；反过来，选择不同的逻辑起点，会满足不同的价值诉求。如果把人的心脏作为逻辑起点，适合于研究人的血液循环系统，而把人的大脑作为逻辑起点，则适合于研究人的语言行为能力；反过来看，要研究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应该把人的心脏作为逻辑起点，若把人的大脑作为逻辑起点就是错误的。

之所以存在众多的历史运动始因说或者基因说，是因为它们都是按着各自设定的逻辑线路解析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层次揭示历史运动基本特征，虽然不能认为它们的观点立场都是正确的，但是辩证地看，就某些特定的问题而言不乏真知灼见。如汤因比对文化功能的解读、马克思·韦伯对资本家创业精神的挖掘、熊必特对企业家品格的洞见、诺斯对制度安排重要性的认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西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哈耶克对自由竞争有效性的考察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马克思主义动力论中纷乱的单一动力说并非无序，实际上它们沿着不同的逻辑线路像医学上做CT一样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发展基本特征，揭示唯物史观。而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考察其历史进步意义；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逻辑起点，考察其内在剥削本质；以阶级斗争为逻辑起点，考察其历史命运，三位一体，深刻阐明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灭亡与资本主义诞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它最终的逻辑指向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生产力：考察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不仅在动力系统的空间结构上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在动力系统运行过程中也发挥基础性作用，是整个动力系统的运转中枢，“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P141-142）。因此，可以把生产力作为考察、评价历史运动基本状态的逻辑起点。例如，阶级社会相比原始氏族公社制度，若从社会发展状况上看是历史的倒退，但以生产力为尺度来衡量，则是历史的进步。

对待资本主义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总的说来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在《共产党宣言》中却有一段耳熟能详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P277）这显然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资产阶级对财富的无限贪婪之心有机地融入到商品经济生产机制中，使之在商品、市场和利润等范畴所构成的经济大厦中发挥出魔力般的动力作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1]（P90）。通过工业化革命，资本主义不仅彻底战胜了封建主义，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开拓了国际市场，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卷入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潮流中，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不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且为未来理想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势的物质条件。”[3]（P28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生产力作为考察资本主义历史的逻辑起点，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所起到的革命作用。相比而言，它对历史做的最大、最实在的贡献就是把生产力推到空前的高度，从而担负起推动人类历史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历史使命。“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4]（P87）

马克思、恩格斯从两点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能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历史贡献，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遵循了科学公正的原则。但是，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考察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特征，毕竟只是以社会发展结果论功过、评是非，若单纯从这一逻辑线路出发，我们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现代化大厦的辉煌，看到了这种辉煌对历史进步的深远意义，却看不到大厦下面掩埋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逻辑出发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解析，揭开资本主义民主、正义面纱背后的剥削属性，把我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向更深层推进。

三、剩余价值生产：考察资本主义内在剥削本质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韦伯把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动力源泉，认为资本家推崇的勤俭创业品质是资本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虽然承认相对封建贵族纯粹的奢靡享受观念来说，资本家创业时期的“禁欲”思想在客观上对发展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即剩余价值生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表现形式）出发，指出资本家的“禁欲”不过是资本家追求资本无限增值的一种手段而已。资本家“禁欲”的直接目的是为扩大再生产节流资本，但根本目的是通过扩大对工人的剥削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3]（P278）。这个目的不仅会促使资本家“禁欲”，还会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如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促使资本家肆意的挥霍，“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5]（P683）。不管是“禁欲”还是挥霍，在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终究是为了资本的增值，而且挥霍和积累之间“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5]（P685）。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开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并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逻辑起点，至少从三个层面揭示出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第一个层面：揭示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前者是后者的物质承担，后者是前者的本质规定，“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1]（P455）。正是缘于对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贪婪，才形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动力，客观上创造出巨大生产力，为历史进步作出贡献。在这一点上，与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考察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是相通的。第二个层面：揭示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根源。资本家冷酷无情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正是根源于资本追求价值无限增值的本质属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6]（P258）。资本家不是天然丧失人性，而是为了满足资本无限增值欲望导致资本家丧失人性，使得资本带上剥削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三个层面：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在资本家那里，直接的物质生产只是手段，剩余价值生产才是目的，社会生产本身存在本末倒置现象，所以，他们不会因为生产鸦片而感到羞愧，也不会因为生产粮食而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6]（P465）。这使得资本家拥有了双重性质的经济人格：一方面，当直接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增值一致的时候，资本家追求理性而高效生产经营方式，压低成本，提高劳动强度，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这在客观上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繁荣；另一方面，当直接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增值不一致的时候，资本家将不惜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如搁置先进技术）、甚至销毁直接的物质财富（经济危机时对部分商品的主动销毁）来片面满足价值增值的客观要求，这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萧条。两个张力通过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有组织生产与整个社会盲目无序生产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1]（P387）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弊端，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局限性。

以剩余价值生产为逻辑起点，揭示出资本主义历史的局限性，宣判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两个必然”命题要在实践中贯彻到底，还需要一种革命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那就是阶级斗争。

四、阶级斗争：考察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逻辑起点

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发挥本原性、核心性作用，整个动力系统推动历史前进最终要落脚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但这只是从静态的、抽象的角度看问题。若从动力系统实际运行角度看问题，会发现真正处在动力系统的关键位置上并起到类似导火索作用的动力要素未必是生产力本身，各种矛盾关系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动力系统运转的瓶颈，而生产力在盘根错节的动力要素之中往往“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7]（P53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阶级斗争是促使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朝向促使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进而推动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7]（P505）。因此，可以把阶级斗争作为考察资本主义历史的逻辑起点。

资本家是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增值的，这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对立，而且随着其固有弊端日益凸显而越来越对生产力原本应有的发展能力产生抑制性，资本主义逐渐丧失了历史进步的主动精神，其灭亡与其诞生一样不可避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7]（P270）。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主动放弃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既定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选择。因此，以阶级斗争为逻辑起点，可以透视资本主义最终历史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充当了资本主义掘墓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P655）。

但是，阶级斗争不是简单地毁掉一切，不是要把资本主义从历史坐标系上彻底抹去，它恰恰是促使资本主义外壳被炸毁后使之已经取得的生产力获得新生的推手。因此，阶级斗争不仅对工人阶级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具有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所作的三位一体考察，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学者从历史的横切面或者从单纯的历史纵切面（现代化方面）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这是与那些被资本主义观念本身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不同的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么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怎样同时生产出使这种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被消除的。”[1]（P547）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放在了历史坐标系上，基于历史思维，以彻底的辩证法精神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既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而肯定其一切，也没有因为剩余价值生产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其一切，恰恰通过阶级斗争理论宣告了资本主义未来的历史命运，当资本主义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它终将在辩证否定过程中让位给一种把有利于历史进步性与应然的社会发展状态辩证统一起来的理想的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

五、扬弃资本主义的逻辑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立，是为了追求更合理、更公正、更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获得理论来源，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逻辑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历史发展阶段，本质上隶属于共产主义）是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简单的对立物，而是对其扬弃后的超越。从逻辑上看，它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只留下单一的物质生产过程，“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8]（P296）。这使得财富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得益彰，齐头并进，因此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

但理论逻辑上的外推与国际共运社会现实毕竟有差距，当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那样，出现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齐头并进的现象，而是虎头蛇尾，最终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本应有的优越性，这是为什么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直接的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条线，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资本家对资本增值的无限欲望是迫使工人遭受强制性劳动、造成经济危机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端的原因，但同时这种贪婪的欲望也是商品生产（直接物质生产）的内在动力，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促使生产力发展（因为要提高私人劳动生产率）、尤其社会化大生产的动力源泉。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得资本主义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扮演魔鬼与天使二重角色。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魔鬼的一面，希望未来理想社会能够在扬其天使弃其魔鬼的基础上展开历史进步的新篇章，但苏联模式未能做到这一点，杀死魔鬼的时候，天使也夭亡了——剩余价值生产造成的剥削关系没有了，它产生的动力也没有了。苏联模式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理想产生的精神动力嵌入到动力机制中，在时间上延长了劳动者对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但最终实际结果并没有有效解决劳动者的物质利益需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模式在最初是有效的，但发展到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苏联模式在坚持公平优先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实现高效率的动力机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坚持发展优先基础上探索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动力机制，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不是追求动力与价值绝对意义上的统一关系，而是根据社会实践发展需要，在不断创新中追求动力与价值原则的动态统一，即把共富纳入到先富的实现过程中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的成长贯穿着一条从动力创新到重建价值体系渐进的逻辑演变过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坚持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主体，还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9]，不走邪路，不走老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有价值的东西，这突出体现在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二重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但同时改造、吸收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动力机制为我所用，努力追求促进历史进步和实现应然社会发展状态的的双重使命，取得了35年来巨大发展成就。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植根中国大地上的奇葩。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刘林元.对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解读[J].阅江学刊，2014，（2）.

[责任编辑：胡彩芬]

龚培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210044

1004-4434(2015)10-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