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丹丹，许门友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7)



恩格斯生态观与中国农业发展的价值选择

梁丹丹，许门友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127)

摘要：恩格斯生态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恩格斯的生态观涵盖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既阐明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揭示阻碍生态文明进步的原因等内容，又有其自身的思想特质，认为私有制度下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深刻研究和系统把握恩格斯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特质，对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正确价值选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要树立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农业生态伦理观，摒弃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农业生产价值观，又要坚持“以人为本”为终极目标的农业生态发展观。

关键词：恩格斯；生态观；中国农业；价值选择

18世纪60年代发生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同时也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以及对自然界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人们在享受工业生产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遭遇着生态失衡的现实。革命导师恩格斯很早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他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并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化思路。恩格斯的生态观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这笔思想财富,对于我们树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恩格斯生态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形态。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也推动了工业文明新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当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也是不容置疑的,人们的环境意识还很淡薄,一味以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和利用来追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导致人类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威胁。

一是空气污染。煤炭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能源,当时几乎所有的机械动力都是煤炭。正是由于煤炭的大范围使用,造成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气污染。当时在缺乏任何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弥漫在空气中煤燃烧时释放的富含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烟雾,久久无法散去。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煤烟”[2]。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被称为是“快乐的英格兰”,其中就包括着优美的自然环境,但现在则变成了煤烟滚滚、烟雾弥漫的另外一番景象,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将此斥之为“伦敦特色”[3]。

二是河流污染。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棉纺织业和化学工业是主要产业,由于工厂主只顾追求利润,不顾环境保护,直接将生产污水排进河里,导致河流严重污染。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沿岸就建有制革厂、骨粉厂、胶料厂、染坊和瓦斯厂等,这些工厂的污水和废弃物随即都注入艾尔克河中,最终导致该河水黝黑、发臭,河水里充斥着污泥和各种废弃物,臭气泡经常不断地往上冒,散布着恶臭。伦敦的泰晤士河也由于工业污水不加处理地直接排放,导致原本清澈宜人的“母亲河”变成了奇臭无比的污水河。

三是城市环境恶化。在工业革命中,由于新型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的大量集聚,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通畅的排水设施,住房和地下室经常存满水,即使是有排水沟,里面流淌的污水也散发着化学污染的怪味,甚至还会有含硫化氢的水蒸气溢出,这些怪味都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罗伯特·欧文等人目睹了这些现实,并明确指出,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是一个有害的环境,既包括在生产关系上两个阶级的压迫、分裂对立这样的社会环境,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疾病的传播。1831年至1866年间,英国先后爆发了四次霍乱,死亡人数达十几万人。同时,各种烟气、热气和毒气则是引发多种呼吸道疾病的直接诱因。在英国,肺结核、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已成为常见病和造成死亡的最大原因。总之,环境恶化在给人们造成身体伤害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阴影,从而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引起了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也引发了他对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思考。

二、恩格斯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特质

毋庸置疑,研究自然和生态问题不是恩格斯和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关于自然和生态的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但是,从恩格斯生态观深刻而丰富的内容来看,这一理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并具有其特有的思想品质。

(一)恩格斯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其核心内容。恩格斯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优于动物与自然界关系的标志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自觉地利用和支配自然。但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383-384。恩格斯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相处的,人类不要站在自然之外去统治和主宰自然,否则必然会受到自然界无情地报复。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383这个“报复”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违背了生态平衡的自然发展规律而遭到自然界的惩罚。自然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的,在人类的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时,自然界是可以自我调节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的,也不存在所谓的“报复”,一旦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极限,这种“报复”就不可避免。因此,人与自然要实现和谐共处。

第二,重视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的生活资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4]373。这种“财富”就是人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桥梁。在自然面前,劳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的智慧,与动物不同,只有人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4]38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为“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4]274,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这一切都是源于人的劳动。

第三,深刻剖析了阻碍生态文明进步的原因。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阻碍生态文明进步的原因应主要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考查。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生态文明发展的根本原因。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这“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生产方式决定了要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作为生产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取利润,并毫不在意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以及经济社会失衡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一种最盲目、最冷酷的态度对待自然,工业生产的目标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强迫自然竭诚为人类服务并获得无限价值,以最快速度完成资本主义发展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这直接导致工业生产的无限扩大,甚至已超出了自然生态所能承受的范围与限度,最终给自然界带来沉重灾难。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生态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另一方面,人类的非科学劳动行为是阻碍生态文明的直接原因。在盲目和片面追求过高经济效益和剩余价值的驱使下,“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4]275,正是因为人有其特有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来说,这种实践就是劳动,劳动对自然界具有改造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类的非科学劳动行为对生态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阻碍作用,这种劳动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气候甚至动植物本身,最终“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4]274,生态文明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二)恩格斯生态观的思想特质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下半叶的生态学家们,如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恩斯特·海克尔和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是从自然生命的具体形态出发研究自然现象,涉及领域主要有生物进化、育种、动物行为、胚胎以及各种生物间的亲缘关系等,形成了不同的生物进化与生态学理论。这些理论学说对于人们认识和对待生态环境问题都具有积极作用。恩格斯吸收和借鉴了他们的生态观点,但其生态观与这些生态学理论存在质的区别。

第一,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度下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恩格斯不仅从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出发去研究生态问题,而且努力从更深层次、更大历史背景下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冲突的根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私有制度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在产生初期确实带动了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但这种财富的增长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方面存在的危机和问题,还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与社会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第二,恩格斯生态观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存在、附属物,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都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空气、阳光、水等基础物质来维持生活,如果离开了自然界这一立命之本,人类连基本的生存也不能维系,何谈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恩格斯从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出发论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状态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这种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暗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选择

虽然恩格斯的生态观着眼点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其指导意义并不限于此。从恩格斯的生态观同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观点对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恩格斯还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剖析生态恶化的原因。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对自然资源进行赤裸裸的攫取和掠夺,这种不良的生产增值方式势必对农业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深知农业是人类生产的基础部门,也是重要部门,没有农业的科学持续发展,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因此,在中国维护农业生态安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恩格斯的生态观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给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

(一)树立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农业生态伦理观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恩格斯生态观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恩格斯曾举例强调,“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4]386,可是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后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他还指出,当时“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样就把各大洲的动植物区系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4]329这些行为都忽视了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对植物和土地的守护,打破了正常的农业生态伦理。

近年来,由于我们没能很好地树立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农业生态伦理观,我国农业发展在给人们既带来增产增收和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环境污染、农业资源紧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实违背了农业生态伦理的要求,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功能本来是以最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既安全又营养的食物,但是为了实现更高的农业产出,农民过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等,无视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结果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些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和人类的健康有害,是不可持续性的。为了弱化并消除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减少农业新技术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我们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农业生态伦理观[6]。

(二)摒弃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农业生产价值观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农业的生产本身应保持其持续性,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与农业是矛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盲目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牺牲农业、破坏农业生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本质就是反生态的,在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生产价值观的指引下,资本家以疯狂掠夺性的态度对待土地,为增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大批动植物死亡,农村田园风光不再,土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土壤肥力的衰退,动摇了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根基。恩格斯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后果,“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维持和发展的权利”[7]。

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价值观不可能用生态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理念来对待农业。而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它能够有效处理生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并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党和国家能够做到统筹处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反对利己主义,维护代际公平,即使发生了农业生态问题,也能够通过国家的力量通盘处理和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具有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势。

(三)坚持“以人为本”为终极目标的农业生态发展观

“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人作为主体和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和提升人的素质为最终目标[8]。恩格斯的生态观对自然的把握既看到了表面和眼前的需要,也不忽视本质和长远的发展,强调可持续性。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说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恩格斯的农业生态发展观,就是既要满足当前世代的需要,又不牺牲未来世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既要处理好农业发展与自然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农业发展与社会间的关系;既要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重视生态平衡,也要关注人类利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农民生活已越过温饱,为了进一步保产增收,不断以提高生产技术的方法增加产量,除了使用常规技术,如农用肥、杀虫剂、除草剂、人工授粉、农用机械等,还采用一些新兴生物技术,如种植基因工程作物、重组DNA、采用纳米技术、合成生物等。这些生物技术固然能够极大地提高农业产量,但新技术的应用尚难以精准预测其对人类健康和自然带来的伤害。从长远来看,那种完全把生产作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方法和观念都是不可持续的,不符合“以人为本”为终极目标的农业生态发展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生产性农业过渡到可持续性农业。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利益要暂时为生态价值牺牲,确保代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树立这种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能够有效缓解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减少农业与生态环境间的紧张状况,并最终实现人类发展的代际公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79-380.

[3]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9(2):61-6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21.

[6]黄志红，任国良.基于生态文明的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2-36.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2.

[8]郭金良.民生与发展:经济法功能新论[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80-187.

Engels’ Ecological View and Value Choic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IANG Dan-dan,XU Men-you

(SchoolofMarxism,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Engels’s ecological view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Engels’ ecological view covers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expound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lab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veals the the reasons of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view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 thinking that in the private system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cannot be fundamentally solved, and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pursue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coexistenc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deeply study and grasp the main content of Engels’ ecological view for making right value choice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hich means establishing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thic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abandoning, unreason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values of capitalism, and adhering to the ultimate goal of “people-oriente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etc

Key words：Engels; ecological view; China’s agriculture; value choice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6-0144-05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JP2〗梁丹丹(1987-)，女，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4ZD01)

收稿日期：(20)2015-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