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洛阳师范学院工作，“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半年之后根据学校领导的安排，从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师转到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担任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工作。我在参加北师大教育系的教育基本理论函授班过程中开始一步一步了解教育学，弥补专业上的严重不足。那些年头教育学的专业书籍稀缺，我有幸读到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初稿》，如久旱遇甘霖一样心情十分畅快，但有许多的不懂和懵懂，便写信请教这本书的作者，黄先生很快复信详细说明，俊逸的钢笔字中透着先生研究教育学问的豪情，使我这位刚从政治教育转向高师教育学公共课的青年对教育学研究顿生向往之意。

1985年我在河南教育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黄先生，“能够见到黄教授真是荣幸！”“我见到你们青年同志一样很受鼓舞！”那时黄先生已是全国知名教育学者，但不见他有一点架子，有的只是朴素的衣着、睿智的逻辑和亲切的话语，这使我有了继续请教黄先生的信心和勇气。其后，我在思考一些教育理论问题遇到困惑不解或心有所得时，常给黄先生寄去自己的短文，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黄先生回复，后来先生还鼓励我写了评论他大作的书评，发表在《社会科学述评》1987年第4期，并为《中国教育报》等报转载。

1993年9月初，我终于来到北师大教育系做黄先生的访问学者。到北京的第一天，系办公室主任陈强同志协助我安排好住宿后报告黄先生，黄先生当即约我下午就到他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