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霞

我不是黄济先生的入门弟子，也不是他的同事，却是他学生的学生，是教育学的同道中人。我所知道的黄先生，更多是他对学生的仁爱，对友人的真诚，对病妻长期照顾和不离不弃。当得知黄先生谢世，心绪难以平静，写下这些文字，以一个教育学晚生的身份对一位自己敬仰的人生楷模和大师表达一份缅怀之情。

初识黄济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时他编写的《教育哲学》的封面上，当年教我们这门课的王兆纥老师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他说黄先生是他的老师。哦，老师的老师！当时顿觉黄先生高大而遥不可及。当年丈夫毛亚庆和我在西南师范大学读硕士时，1992年的初冬，他和同门同学到湖南参加教育哲学年会，会上结识了黄先生，会后要去北京访学，途中便是和黄先生他们一同坐火车前往北京的。在火车上黄先生和他们在一起聊天说笑，很是随和，全然没有权威居高临下的霸气，黄先生还特意问及了这群学生的行程。他们访学的同学一行到北京后住在北师大的招待所，第二天要去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访学。第二天一早八点钟，有人敲他们的房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竟是黄先生。黄先生笑眯眯地说，“今天我带你们去中央教科所……”。刚刚因学术会议结识的学术界大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那天早晨亲自带着他们这些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学子去拜见中央教科所的老师，溢满他们心中的是无以言表的感动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