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娇

黄济先生已驾鹤西去，教育界的悲伤层层叠叠。心中酸楚，几次提笔，放下，怀念涌动。这篇小字，写得不易。面对一个高山仰止的学者，一个普通平凡的晚辈，究竟怎样的文字才是合适的呀？

我不是先生的入室弟子，但算是他的学生，尽管他不一定记得我。但我和所有的84级教育系同学一样，想起来心中便泛起骄傲和幸运。大二的时候，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90多名学生，在北师大教七203教室，迎来了我们共同的教育哲学老师——黄济教授，我们的黄老师。30年前，我们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老师也不过才60出头。如今我已半百，时间都去哪儿了？面对教育哲学，我们是一群彻头彻尾的小菜鸟儿。哲学的伟大来自它的抽象和对秩序与安全的不懈思索，至今我对它仍然敬畏有加。老师鼎鼎大名，第一节课我早早到了203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上，静静等待老师的到来。第一节课上完后，我彻底懵了，老师很亲切，可我一句没听懂。我是学俄语的，我心急地问旁边的同学说：“黄老师是在用英语讲课吗？”“不是英语，是山东话，很地道的山东话。”山东籍的同学说得很自豪。的确地道，这成为黄老师个性标识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每次还是坐在第一排，盼着老师的到来。现在想来，音容笑貌依旧生动浮现，温暖，珍贵。

那时，黄老师住在北师大四合院。夏天的时候，喜欢穿一件黄色的衬衫，春秋喜欢穿灰色的中山装——这习惯保留终生。我们时常远远地看见，老师提着水瓶去热水房打水，有时一手提一个，有时每只手提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