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东

我和黄济先生结下善缘，首先是他的尊名和他的那本奠定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哲学学科基石的《教育哲学初稿》，而得以见到黄先生并聆听他的教诲，则始于1991年。那年的10月，我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王汉澜先生到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举办的《教育学丛书》编写（大纲）讨论会，在会议上荣幸地认识了黄先生。当时，黄先生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和深蓝色的裤子，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一开口首先就是一句浓厚的山东口音、但又让人感到十分亲切、舒服的“××同志，你好！”朴实随和、可敬可亲的黄先生，一下子就消解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于学术泰斗的敬畏心理。也正因为此，我才得以机会，于一天晚上，在先生的房间里大胆地向他汇报了自己对于建国后我国教育学界关于教育本质讨论的一些稚嫩而粗浅的想法。黄先生面带微笑，坐在椅子上安静而认真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一问题讨论的背景、进程和主要观点，在对我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坦率地指出了我想法中不成熟的地方。时间伴随着先生的声音一分一秒地流走了，那天晚上，我的心中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次年暑假前，我陪王汉澜先生到沈阳参加教育学界一个重要的会议，再次幸运地见到了黄先生。会议结束后，路过北京，我和王先生特意登门拜访他老人家。黄先生那时还住在北师大校园里，是一个二室一厅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