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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直接法教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历程*

2015-02-13边家胜,姜巧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2期
关键词:山口外语教学母语



日语直接法教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历程*

边家胜1,姜巧2

(1.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117;2.长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文章阐述了日语直接法教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主要分析了山口式直接法、速成式教学法和长沼式教学法的形成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得出三点启示:(1)对于教学法的发展与交替,应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2)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一样,应以人本为中心;(3)外语教学培养的是学习者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在这三点启示的基础上强调,当时如山口喜一郎、大出正笃等日本教育者开展日语教育是为了维护日本殖民统治、推行奴化教育,是需要批判的.

关键词:日语直接法;20世纪上半叶;发展;启示

目前国内日语课堂教学中直接法仍是主流,而且教学效果突出.那么,在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流派大发展的今天,为何日语直接法教学还能永葆青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呢?笔者认为重新回顾并审视日语直接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会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日语直接法教学产生积极意义,同时也会让我们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展日语乃至外语教学.当然,鉴于历史原因,我们需要明白日语直接法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盛行之时,当时日本政府推行的日语教育是殖民主义教育.

1日语直接法教学的产生

1.1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日语教育

中日甲午海战后,晚清与日本在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日本政府也藉此开始了对我国台湾等地的殖民统治,同时由日本政府主导的以非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日语教育在我国台湾也真正开始了[1],当然开展日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行殖民主义和对我国台湾人民的同化教育,所以当时在台湾日语教育被称为“国语教育”.

当时日语教育由中日双方教师承担,采用翻译法进行教学.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教师开始对翻译法教学表现出不满.主要原因如下:(1)由于采用翻译法教学,所以需要日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学习者母语进行知识点讲解,这无形中增加了日方教师备课的难度和工作量;(2)1898年,为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台湾公学校”,将已在台湾设立的国语学校附属学校、国语传习所等统一为公学校,实施全面教育.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教育对象的年龄进一步降低,许多母语能力尚欠缺的孩童也走进了日语课堂,无疑这种状况下的翻译法教学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了.[2]

1.2古安法及在台湾殖民教育中的发展

翻译法教学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不足使得当时的日本教师开始探寻新的教学法.1898年,桥本武在国语学校第二附属学校的藏书中发现了法国人古安(Francois Gouin)所著《语言教授法和学习法》的英译本并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将这本书推荐给其他日语教师,其中就有山口喜一郎.

(1)古安法及在台湾殖民教育中的实践.古安法又被称为序列法,为早期的直接法,其理论根植于发展心理学,重视儿童的语言习得心理.古安法有如下几点主要原则:①动词为语言学习的中心,是学好语言的关键;②教学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而不是单词,动词的学习在句子中进行;③幼儿活动时的语言运用既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又是学习语言的过程,应对该原理加以充分运用.儿童的游戏活动由一系列动作构成并按时间顺序连续发生,所以儿童需要使用一系列内容上有联系的带有动词的句子进行表达;④内容上有逻辑关联的语言材料比孤立的语言材料容易学.[3]41

1899年,山口在艋舺附属学校运用古安法进行了教学实验,获得很大的成功.当时台湾总督府认可了这种教学方法,并开始在公学校的日语教学中推行.大矢透和杉山文悟以古安法为基础编写了新的国语课本,1900年7月和12月,总督府学务科分别出版了《古安氏语言教学法方案》(『ゴアン氏言語教授法案』)和《台湾公学校国语教学大纲》(『台湾公学校国語教授要旨』)以作为古安教学法的参考书.[2]

(2)山口喜一郎的探索与“山口教育法”.随后,山口开始了对直接法教学的积极探索.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事实上从一开始山口就不是完全照搬古安法进行日语教学实验的,其本人在之后的著作中指出,当初虽然不希望再用学习者母语进行翻译法教学,但实际上还是用学习者母语对词语的意思进行了解释.[4]393木村宗南就指出,山口并非是完全照搬古安法,而是通过日语教学实践发现古安法的不足,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完善,从而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山口式直接法”.[2]那么,“山口式直接法”有着怎样的主张呢?在木村的文章中,由于研究资料等的局限,并没有给出答案,笔者依据手中不多资料尝试在此进行简单阐述.

山口很注意直接法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同时主张在此基础上运用目的语进行语言训练,其主张大致如下:①直接法教学绝不是投入少收效大的方法,无论教师还是学习者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付出;②所用教材应与直接法配套,形成体系;③教材内容与形式构成要基于学习者的心理发展与各种经历,易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记忆、想象、推理与思考等心理活动,实现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结合;④外语教学初期的教材内容构成应该单调、明了,所用素材要围绕同一个主题并且采用谈话或记叙的方式构成,教材中所用词汇应有所限定,目的为更好地适应直接法和减轻学习者负担;⑤直接法教学中,要选用直观可见的物体举例应用,采用问答法并注意构成问答内容的顺序,进行反复训练.[5]156-163

2速成式教学法与论战

2.1直接法的快速发展与困境

1911年,直接法在台湾推行后,山口被派往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建立高等普通学校附属普通学校,负责朝鲜人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这一时期山口致力于继续发展“山口式直接法”,同时编撰相关教材.1925年,山口再次被派往我国东北等地负责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6]就这样,直接法教学随着山口的足迹而被推广到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学校日语教学中.直接法教学在我国东北被推行后,表现出了“水土不服”.

综合关正昭[1]、许介鳞[7]、坂田笃义[8]和前田均[9]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直接法在我国东北遇到困难的原因为:(1)日语教学环境和学习对象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在我国台湾与朝鲜推行皇民化运动和“常用国语运动”,将日语定为日常生活使用的国语,日语课被称为国语课,学习者使用与日本国内学生相同的教科书,废除台湾语(汉语)和朝鲜语学科,强制要求其他学科授课都要使用日语.学习者从很小开始就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日语.与在台湾、朝鲜不同,日本在伪满洲国将日语课作为汉语课的对立面强制开设,学习者多为成人,学习时间短暂.(2)日语师资发生了变化.在台湾和朝鲜的学校中,除了中国人日语教师和朝鲜人日语教师之外,还有很多日本人日语教师,师资力量对开展直接法教学形成保障.但是在伪满洲国,1933年前后,许多日本人日语教师主要在公学堂或者初中从事日语教学,因此在这些学校,山口的直接法能够很好地推行.不过,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许多日语能力出众的中国人日语教师成为了政府官员,所以在一般学校已经不具备开展直接法进行日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了.

2.2速成式日语教学法

速成式教学法的创立者为大出正笃,由于上述原因,大出开始思考并创立速成式教学法,其教学对象主要是成人并且强调短期日语学习.

关于速成式教学法的特点,大出本人在1940年的杂志《文学》上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现概述如下:(1)速成式教学法的对象为成人而非孩童,所期望的是短时间获得效果;(2)教材内容在选择上注重“少而精”,同时重视内容间的编排,注重思想性和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广泛性,目的是为了学习者能够更好、更充分地进行语言练习和发表;(3)除了课堂用的教材之外,还有用汉语译注和解释的教材,目的为让学习者在课前对句子和意思等进行充分预习;(4)课堂教学基于学习者课前的充分预习,教学用语禁止汉语,完全采用目的语,精讲多练,课堂时间主要用于脱离课本的对话练习和发表;(5)为防止教学单调,每课还罗列了与课文相关的词语让学习者进行更充分的对话练习.[10]以此可见,速成式教学在课堂教学阶段采用的仍然是日语教学,而且立足于学习者本身,注重精讲多练.

速成式教学法的快速应用发展引起了许多日本学者的关注,其中有名的是山口的学生日野成美和大出两人之间的论战,日野和大出之间论战的焦点主要为大出的速成式教学法是属于翻译法还是直接法.日野认为速成式教学法由于学习者母语的介入所以应属于翻译法,对此大出解释有学习者母语的说明书只是用于学习者课前预习,课堂教学用语完全采用日语,并且方式为问答法.由日野和大出的论战内容可以看出争论速成式教学法的性质归属焦点在于“学习者母语”的介入.那么,判定是否是直接法教学的标准真是课堂教学中有无使用“学习者母语”吗?实际上,力推直接法的山口本人也并非完全排斥使用学习者母语进行教学,其在自己著作中曾强调是否从一开始就与目的语教学,并非是理论上有所规定,而是需要依据学习者年龄、人数等因素进行判断斟酌.[11]实际上,日本许多学者也不认为由于使用学习者母语,速成式教学法就是翻译法.如同样对日语直接法教学做出贡献的长沼直兄在论及直接法教学时就提到课堂教学中根据需要应用学习者母语对知识进行讲解并不违反直接法的精神.[12]而坂田笃义和前田均等日本学者则都对大出的教学法给予了积极评价.前者认为速成式教学法面向成人学习者,很好地因应了学习者多样化,其目标不仅是为了减轻学习者和教师的负担以及提升学习效果,更是为了更好地普及日语教育.坂田认为速成式教学法的创立反映了大出对学习者权利和多样化学习需求的重视,而这一点值得我们今天的日语教育者学习.前田则以目前被日本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的日语教材《大家的日本语》为例说明其正是反映了大出主张的教材.[9]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大出所创的速成式教学法实际上体现了大出对如何有效进行成人日语教育的思考.酒井顺一郎等在论述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的直接法教学时就为大出及其教学法进行了如下辩论,“……大出的教学法并不是翻译法.大出知识主张学习者在预习阶段使用翻译法,但是在真正的课堂教学中仍然采用直接法.这种方法对于成人初学者的速成外语教育效果尤为显著.虽然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大出的教学法是翻译法,但这却是有违事实的.”[13]83

3长沼式日语教学法

长沼式日语教学法又被称为修正直接法,由长沼直兄在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Harlod E.Palmer)创立的口语法基础上通过长期日语教学实践所形成.

帕尔默的语言教学理论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支持,帕尔默认为语言具有系统和行为两个方面,系统指符号或者信号的一个组织系统,行为指社会行为的方式.[14]帕尔默基于自身语言观创立了口语法,强调语言学习的五个特点:(1)音声观察(auditory observation);(2)口头模仿(oral imitation);(3)口头反复练习(catenizing);(4)意义化(semanticizing);(5)通过类推生成句子(composition by analogy).[15]

帕尔默于1922年作为日本文部科学省英语教学顾问前往日本直至1936年,这期间长沼作为助手长期在其身边工作,同时又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了日语教师的工作[16],正是这样的经历使长沼具备了将帕尔默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最终形成自己语言教学理论的条件.关于长沼式教学法,小岛美智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内容如下:(1)长沼式教学法在语言观上表现为:①重视听说;②以结构主义为指导,体现为以句型教学方式发展学习者“说”的能力;③认为语言是思考的工具;④重视第一语言习得的过程;⑤重视帕尔默所提的语言习得的五个特点.(2)长沼式教学法具有如下特征:①在教室使用日语教学,为学习者配发以学习者母语进行解释说明的词汇与语法用书,目的为课下复习用;②教学方式主要为问答法,在采用问答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对话场景的设定和过程,具体为以问答的方式进行知识的导入,教师要选择适当的词汇并能将意思正确地传递给学习者,使学习者能够正确理解词汇、语法和句型;③知识导入主要为新词汇和句型的导入,要让学习者理解含义与表达功能,教师以自然的对话方式展开,运用既学句型导入新词汇,又学词汇导入新句型.[17]

通过小岛对长沼式教学法的描述可以看出,长沼式教学法与速成式教学类似,重视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强调课堂教学中目的语的使用和大量的对话训练,但并不排斥学习者母语.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长沼式教学法配发给学习者的词汇、句型解释用书主要用于课后复习用.

4总结与启示

本文对20世纪上半叶日语直接教学法形成与发展的三个较为重要的阶段进行了总结与回顾,着重论述了山口式直接法、速成式教学法和长沼式教学法的特征.山口以及大出等人的出发点是为了积极配合当时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这是我们需要进行大力批判的;此外,笔者认为从教学法产生和其特征本身,我们还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4.1对于教学法的发展与交替,应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

所谓“变”是指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状况的变化,而“不变”则是指无论何时都应牢记外语教学的对象为学习者,外语教学培养的是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上文中之所以会出现山口式直接法、速成式教学法等,就是因为学习环境不一样了,学习对象的年龄和学习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教学方式与理念也需要相应的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都是为了使学习者能够具备日语交际能力,关于这一点无论何时我们都是不能忘记的.

4.2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一样,应以人本为中心

所谓“人本中心”,在此更多地指重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那么对于教师而言,在教学法的选择与课堂教学设计上需要以学习者为出发点,学习者的年龄、学习者的既有知识水平以及学习者的需求等都是需要教师进行考虑的.大出之所以思考并创立速成式教学法,就是因为学习者的年龄与学习时间等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山口式直接法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4.3外语教学应注重提高学习者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外语教学培养的是学习者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要求我们要积极地为学习者创设语言学习环境,包括语言情境的设定和目的语的运用.如长沼式教学法中就提到教师要注意对话场景的设定.此外,尤其在语言学习的初期要注意学习者听说能力的发展,如文中日语直接法的三种类型都强调课堂中的精讲多练.

参考文献:

[1]関正昭.日本語教育史研究序説[M].東京: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2011.

[2]木村宗男.山口喜一郎の日本語教授法について―対訳法から直接法へ―[C].早稲田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10周年記念論文集,1973:237-248.

[3]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4]山口喜一郎.日本語教授法原論[M].東京:新紀元社.1943.

[5]山口喜一郎.日本語教授法概説[M].北京:新民印書館.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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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介鳞.日本对台湾和朝鲜半岛殖民统治对比研究[J].东北亚学刊,2013,6(1):3-9.

[8]坂田篤義.大出正篤の日本語教材と速成式教授法[J].リテラシーズ,2015,(16):12-24.

[9]前田均.大出正篤の「対訳法」に基づく日本語教科書[J].天理大学学報,2005,56(2):23-34.

[10]大出正篤.日本語の世界的進出と教授法の研究[J].文学,1940,8(4):66-83.

[11]山口喜一郎.外国語としてのわが国語教授法(復刻版)[M].東京:冬至書房.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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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袁春艳.当代国际外语教学法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100.

[15]有田佳代子.パーマーのオーラル?メソッド受容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実用」の語学教育をめぐって[J].一ツ橋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2009(12):27-39.

[16]河路由佳.長沼直兄の戦前?戦中?戦後-激動の時代を貫いた言語教育者としての信念を考える[J].日本語教育研究,2012,(58):1-24.

[17]小島美智子.長沼メソッドに基づいた効果的な初級指導法[EB/OL].(2014-09-20)[2015-08-31]http://210.59.19.199/mediafile/102express/swf/michiko

(责任编辑:吕增艳)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5)06-0103-04

作者简介:边家胜,安徽寿县人,在读博士,讲师;姜巧,女,辽宁大连人,讲师.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一般项目“学科学习心理学理论下的日语学习者偏差认知模式与教学研究” (13QN019);项目来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收稿日期:*2015-10-09

DOI:10.13877/j.cnki.cn22-1284.2015.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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