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也不得不正视它如今的尴尬境遇:它未能有效地实现其打破知识壁垒和激起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理想，而正演变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又因为没有固定的学科对象及理论，其合法性身份也常常遭到质疑。面对此情形，学界开始思考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便是主张将文化研究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中，如保罗·史密斯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言:

当文化研究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时，它就绝不能填补它在自身内部所造成的那些鸿沟;没有别的可行的理论形式能够做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那种工作，也不能做文化研究总是声称它要做的那种工作。现在为了恢复一整套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观念和方法，并不会使文化研究变成马克思主义“本身”。但是，这将意味着文化研究可能再也承受不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这种反感已经把它引向了众多的死胡同和危机，促使它后退，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最好的各种知识的和政治的抱负。①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种创新性实践。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的早期论著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独特的理论基调:在理论原则和价值理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在研究对象上以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少数群体的亚文化等为重点，在理论态度上既区别于英国特有的以阿诺德、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主义传统，又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激进批判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