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农户的市场经营主体地位随之确定。如何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和风险，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减少交易成本，形成规模效应，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经之路。在借鉴发达国家农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开始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道路。

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达到95.07万家，实有成员达722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7.8%①参见张红宇:《农民合作社发展迎来又一个“黄金期”》，《农业科技与信息》2014年第3期。。陕西杨凌示范区作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农业技术推广及农业经济管理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上一直滞后于东南地区。自2007年以来，杨凌示范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很快，2007年仅有19个，会员2200余人，占总农户的11%②参见王征兵、Allan Rae:《杨凌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至2009年8月，杨凌示范区登记注册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激增至105个，但是参社比例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和组织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农户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了解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社的内部动力，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现有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给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多关注，并且取得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户是否有强烈的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关键在于农民参与后是否有利可图。黄胜忠等认为，农户是否选择参与集体行动，主要取决于合作组织能否为他们带来低成本和高收益③参见黄胜忠、林坚、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3期。。合作社绩效水平的高低、农户收益的多少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重要影响因素。段利民、霍学喜认为，影响农户经营收入的许多潜在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到农户的合作意愿。①参见段利民、霍学喜:《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内研究文献综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3期。目前，国内学者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外部市场环境、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户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合作社的服务水平。郭红东、蒋文华的研究表明，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农业生产的地区规模化水平是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重要因素。②参见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5期。孙亚范、余海鹏认为，农户经营的农产品市场风险越大、经营规模越大，越需要合作组织的服务，参与的态度也更积极。③参见孙亚范、余海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6期。

农户的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的参与意愿呈显著相关性，也是国内学者研究合作意愿的重点。如郭红东、蒋文华(2004)，卢向虎(2008)，孙亚范、余海鹏(2012)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年龄等个体特征对农户的参社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合作社的认知越明确，参与意愿越强烈。对此，有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张红云(2009)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农户的个体特征及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合作意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马彦丽、施轶坤(2012)通过调查则认为，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更愿意加入合作社，年龄在50岁左右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更强烈。

另外，张广胜等(2007)通过研究表明，农户对合作社的技术培训、成本节约、技术服务有强烈的需求，合作社完善的技术服务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显著影响因素。孙亚范、余海鹏(2012)认为合作社的服务水平越高、发挥的作用越积极，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越明显。张启文等(201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合作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合作社服务水平的总体评价以及对农产品产销过程中的服务认知都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

除以上因素外，政府的宣传力度、支持力度以及外部政策的实施也是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郭红东、蒋文华，2004;马彦丽、施轶坤，2012;刘宇翔，2010)。

综观上述研究，国内学者已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但是对农户本身个体参与度的定量分析并不多见，还没有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另外，实证的分析较少，并且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南部合作社较为发达的地区，对西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为缓慢地区的实证研究则更少。西北地区农村较之东南地区，在合作社发展水平、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农户个体特征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对西北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18个合作社为调查对象，根据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当地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

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合作社及其地域分布的不同，可选取的因素也不尽相同，从上文的综述可知，国内学者已对此做过许多研究，笔者从这些研究中总结出以下农户愿意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假设因素:

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合作社的需求与个体本身的选择有很大关系，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年龄、文化程度上。一般来说，越年轻的农户个体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和宗旨，参与度越高。

家庭耕地面积、劳动人口数。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生产规模与承担的风险成正比，耕地面积越大，面临的市场风险就越强，因此对合作社的需求就越大。此外，一般情况下家庭劳动力少的农户更希望通过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寻求帮助，所以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影响可能是反方向的。④参见卢向虎、吕新业、秦富:《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7省24市(县)农户的调研数据》，《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因此，家庭耕地面积与劳动人口数是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重要因素。

合作社牵头组织形式。杨凌示范区的合作社有大户带头、龙头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自发组织四种形式。国内学界已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尚没有学者将合作社的具体模式与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研究。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初步发现，由于地域特点、民俗特点等不尽相同，不同的合作社组织形式对农户的影响也会呈现出很大差异。在天和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走访中发现，大户带头与农户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形式更有利于农户的参与，这是因为口口相传以及亲身体验消除了农户的疑虑，提高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家庭农业总收入及农业投入总成本。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合作社的参与度。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直接目的是以低成本获得高收入，合作社是否能增加参社农户的农业收入是农户选择参社的关键因素。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技术指导。当农户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否能及时获得帮助，是一个重要因素。若合作社能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一般来说，反映问题越频繁、解决越及时，农户满意度会越高。

合作社提供的生产设备及其服务水平的评价。合作社的作用在于:在产前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户的生产成本;产中指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的生产，提供适当的技术支持，以期获得高质量的农产品，增加农民收益;产后在市场中为农户代言，集中力量统一销售，降低农户的市场风险，保证农民的利益。如果合作社能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及设备，进行精细化作业，服务于每个环节，一般来说，农户的参与意愿会增加。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据统计，杨凌地区的合作社有近400家，其中绝大多数于2009年成立，最早成立的为2007年。该区合作社多集中分布在大寨乡、揉谷、五泉镇，为了取得具有代表性的调研样本数据，笔者选取了3个合作社集中的乡镇作为调研对象，并走访了其中经营较规范的18家合作社，其中，大寨乡有8家，五泉镇5家，揉谷5家。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162份，有效问卷136份。

根据以上分析及假设，可列出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因素的函数模型:

Y(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F(农户个体特征、农户生产特征、合作社服务及环境)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二值变量，不符合统计学上要求的正态分布，所以不能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算，而应该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经济变量模型表达式为:

Y为因变量，即农户的参社意愿(1表示愿意，0表示不愿意);x为自变量，根据调查地区的特点和农户的偏好，选取了以下16个变量分析农户的参与意愿。

表1 影响农户参与合作意愿有关变量的分类及说明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户反映合作社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见表2):资金不足，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技术不到位，管理不当。表2中数据表明，资金不足仍然是合作社发展的巨大障碍，资金的增长应建立在合作社销售额增加、持续吸纳新社员入社、扩大合作社规模的基础上。另外，杨凌示范区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是受到农户肯定的，最差的评价是合作社的技术力量过于薄弱。调查发现，一部分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很重视技术生产，如大寨乡“天和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标准化研究所进行合作，建立了标准化生产基地，将西瓜、甜瓜的生产纳入标准化系统，育苗、栽植、浇水、施肥实现全程电脑监测，专家可以通过电脑进行远程指导和监控，既符合产品的生产规范性，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的统一性。这种方法和合作可以全面推广。被调查的136户农民中，84人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合作社;52人表示合作社没有实际作用，所以不愿意继续参与。

表2 合作社社员参与意愿及农户反映合作社主要问题的因素比例

表3 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1)

表4 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2)

笔者调研选取的合作社共18个，其中，政府扶持的10家，大户组织的3家，自发组成的3家，龙头企业带头的2家。从调查的实际结果可知，政府扶持的合作社数量虽多，但经营效果并不好，农户的参与意愿并不高，仅有21.4%;龙头企业带头模式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与农民利益脱节，政府对这类合作社的资金支持没有切实落到农户身上，龙头企业并没有将其合作社的作用发挥出来，没有起到经营管理合作社生产、销售的作用。大户带头和农户自发组织的合作社经营效果更好，农民的参与热情更高，合作社的基本服务都与农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效果较显著，农民愿意继续参社的比例在80%左右。因此，就杨凌本地而言，合作意愿较高的合作社多为农户自发或大户带头型。农户自发组织的典型代表如杨凌“天和园果蔬专业合作社”2009年建有167座大棚，占地420亩，到2010年增建63座大棚，占地217亩，发展速度很快，社员及农户的参社热情都很高。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笔者选用spss17.0计量软件对136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 backward conditional(向后筛选法)，模型拟合度较好。表3与表4分别给出第一步与最后一步的估计结果。

1.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得出:

农户个体特征。文化程度与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关系显著，文化程度越高，参与合作社的意愿越强。人口数与劳动力数量的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的影响不大。

农户生产特征。合作社牵头形式、农户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农户的耕地面积、农业投入总成本的变量系数在模型中并不显著。收入提高程度和家庭农业总收入与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农户的收入提高幅度越大参与意愿越强，农业总收入增加越多满意度越高，更加愿意参与专业合作社。这两个变量是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合作社的关键因素。

合作社服务及环境。合作社的服务水平和合作社技术培训的次数对合作社参与度影响较强。合作社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管理服务越到位，技术培训越及时、全面，农户得到的实惠越多，越能增强农户对合作社的信任。

2.杨凌示范区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虽然杨凌的专业合作社自2011年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从数量、规模和效益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的问题。一是合作社并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监事会、理事会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合作社的成员会议及股东大会并没有按期举行。多数参社社员并没有选举权和表决权，只是盲目地听从领头人或大股东的意见。二是有些合作社统一建立大棚，然后以出租的形式，承包给农民，自承包起合作社就与农户脱离了关系，农民进入自负盈亏的自由经营阶段，他们与合作社的关系实际仅是租售关系。产品在销售时可以统一通过合作社销售，也可以自行销售，没有固定的合同约束，农民基本没有从合作社得到任何帮助。三是杨凌示范区政府提供给合作社的公共服务还不到位，尤其是技术支持方面。当地合作社的技术人员数量有限，仅能针对社长进行培训，不能惠及广大农户。

五、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支持的重点应放在让农户个体得到实惠。在调查中得知，杨凌示范区大部分合作社都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的很多扶持资金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合作社生产领域，对此，政府可以考虑进行实物扶持，将一些化肥、生产基本设施作为补贴，以增强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

其次，鼓励管理人员及农户入股，增强农户的话语权，并且让社员按出资的多寡享有对等的收益，这种做法可以提高农户的权益，在合作社中享有个人的表决权，并且促进其管理及参与合作社的热情，将其利益与合作社的效益紧密联系起来。

再次，确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标准化工作。由政府牵头依托高校技术平台，将技术指导贯穿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整个过程，并负责监督检查合作社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指标，保证本地的合作社产品安全、生产规范、服务标准。

最后，政府集中力量打造示范性合作社。如今合作社的数量较多，但很多运作并不规范，政府可以选择几个发展较规范的作为扶持重点，在当地专家、科研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建立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合作社，以期带动其他合作社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