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物种，人类历史一直与各种自然灾难纠结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同的时代对自然灾难的解释叙事也随之变化。传统社会对自然灾难的解释大多是“天谴说”。现代社会中，“天谴论”被“科学论”取代，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身的优先权。但需要反省唯“科学论”的负面效应，警惕“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短视与科学理性的自负，重视追究风险社会中活动者的责任。要避免单一的灾难决定论，需要建立“人人有责”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一、“天谴说”的传统工具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治乱之说和自然灾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所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谴说”。先秦古籍中记载的灾异现象已比较丰富，如《诗经》中就记载，“荒政”中以周王为首进行救灾的应对措施。“天谴说”主要兴盛于东汉，究其客观原因为在东汉时期自然灾难的频率较高。其兴起的主观原因是自汉代以后兴盛的天人感应逻辑，这套逻辑认为天是宇宙的主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在上天控制的范围内，自然万物乃至社会历史变迁等都与天意有关。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水、旱、虫、疫灾等各种自然灾难，统治阶级往往将之视为天命降灾，同时会将上天动怒谴告的起因归纳为“人祸”:灾异一般都预示了某种即将来临的社会(政治)变乱，而这种灾难也常常是上天对上位者疏怠政治事务的警告或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