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0)

汉代平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郭海燕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0)

汉代是平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目前学界从平民的文字能力、官学与私学的发展、察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汉代平民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尚存在研究不够细致、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对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汉代；平民教育；官学；私学

平民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优良传统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之前那种学术官守、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士阶层崛起，私学蓬勃发展，“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情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见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平民教育自此开始了发展的历程。到了汉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与入仕的结合，使得平民读书的欲望也更为强烈。各级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也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平民教育焕发出勃勃生机。

目前，学界在汉代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其中不乏有对汉代平民的教育状况有所涉及者。本文拟对学界关于汉代平民教育状况的相关研究和成果作一简单述评。

关于汉代平民教育问题，目前尚无学者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讨论。当代学者胡幸福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古代平民教育进行探讨，如《中国古代平民生存教育内容初探》(载《吉首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略说》(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中国古代平民胎教略论》(载《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等，并集结成《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出版。他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与功名教育、宗教信仰与思想政治教育、生育与性文化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并对平民教育的性质、特点与历史地位作了理论探讨。不过，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宏观论述，对汉代平民教育的具体状况涉及甚少。

对汉代平民教育最直接的研究成果是部分学者对汉代平民的文字能力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考察。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在其博客中发表一系列文章，如《汉代的知识女性》《汉代神童故事》《汉代图书收藏》《汉代民间的书籍流通》《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测》等，对汉代的文化教育状况进行了探讨(可参见王子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angzijin)。虽然文章篇幅短小，却颇具启发性。他在《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测》一文中对汉代社会的识字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现在尚不能准确统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怎样的比率，但是从许多迹象来看，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蒲慕州的《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第八章第一节“汉代之文字能力与平民”，结合出土文物对汉代平民的文字能力进行了推测，认为汉代社会中具有文字能力者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杨爱国的《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第四章也专设一节对汉代石刻艺人的文字能力进行了分析。日本学者高村武幸的《汉代地方少吏的任用与文字知识》(载《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编《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也对汉代平民的文字能力有所探讨。郭海燕的《汉代教育平民化现象探析》(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11期)一文认为，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场所的分布来看，汉代教育呈现出较明显的平民化的色彩。其原因主要在于：战国以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汉代察举制的形成刺激了平民的学习欲望；以教化为主的教育功能决定了教育必须面向全体人民；造纸术的发明和书籍的丰富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

除此以外，似未见有对汉代平民教育问题的直接论述。但是许多教育史著作以及汉代专题的研究，如对官学、私学、童蒙教育、西北边塞教育等问题的探讨，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平民”的字眼，却都与平民教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都为我们考察汉代平民教育状况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对于这些成果，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通史类、断代史类的教育史著作

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早系统地研究了汉代教育制度，该书对汉代太学的设置、博士及弟子的选拔录用、地方官学都进行了探讨，并以敏锐的眼光指出西汉“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点明了太学的平民性，为后人的研究开启了思路。

自20世纪初以来，各种通史类、断代史类教育史著作开始纷纷涌现。这些著作大都对汉代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选士制度、教育思想作过或浅或深的论述。其中不乏有对汉代平民教育问题有所涉及者。如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汉代的教育状况，并指出西汉太学生“自不以贵族子弟为限……初系专为平民而设，亦无不可”。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对汉代的文教政策、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察举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可以称之为当代各类教育史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对太学生、私学学生的身份构成有所探讨，指出太学的学生主要从民间招收，并对官员子弟不养于太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指明了私学学生成分的多样性、私学的特点及在文化普及方面所起的作用。胡美琦的《中国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列专章叙述了汉代的郡国学和农村民间学的情况。当然，也有学者对太学的平民化问题提出质疑，如杨荣春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从教育目的的角度出发，认为统治者设置太学的目的在于“养士储才”，而“养士储才”不外是为了补充封建统治机构的官吏。太学并非“专为平民而设”，谈不上什么“平民化”。

另外，也有一些著作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比较、女子教育、儒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国教育史做了专题研究，其中也有对汉代平民教育状况有所触及者。如俞启定的《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版)在分析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特点时，对汉代教育非贵族化的原因进行了探研，认为汉代以书本知识为教学主要内容为教育的昌盛创造了条件，学校教育作为教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需要面向更多的民众，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抑制着贵族势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教育非贵族化的重要原因。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的学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其对各级学校中学生身份的探讨以及地方郡县学发展的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平民教育的发展状况。

二、各种专题研究

除了上述各种通史类或断代史类的教育史著作外，还有一些著作和文章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对汉代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这些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平民教育问题的认识。

太学是汉代官学的主体，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许多学者对太学的教育对象作了考察。如俞启定在《略论“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载《中国教育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汉代太学“面向民间”“平民化”和“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的特点。张鸣岐在《〈略论“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略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一文对上述说法作了补正，认为汉代太学的“面向民间”“平民化”乃是从民间择取广大庶族地主阶级的子弟及其中最底层的中小地主家庭兼有一些贫困的中农之家的后生予以培养，并不在劳动人民方面。作者还对“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的原因进行了探析。蒋百幻的《两汉太学之学生生活》(载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文学院编《史学》1933年第2期)对于汉代太学学生的身份构成也进行了分析，认为太学中的贫寒子弟不在少数。杨承彬的《汉代教育制度研究》(载杨亮功等著《中国教育史研究》台湾汉苑出版社1985年版)对汉代的教育行政制度和中央官学、地方郡国学等加以叙述，并指出就官学而言，西汉较为平民化，东汉有贵族化的趋势。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六章“儒学与汉代教育”中对太学生源的平民化也有论述。江铭的《两汉地方官学考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6年第1期)对汉代地方官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郭海燕的《汉代地方官学略论》(载《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中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汉代地方官学的发展进行了重新估量，认为地方官学有力地推动了平民教育的发展。

汉代是私学昌盛的时期，私学对平民教育的发展贡献也最大。学界在汉代私学的研究方面成果十分丰硕。各类教育史著作大都对私学的发展进行过论述。如吴霓的《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汉代私学的发展有详细的论述。期刊论文也不鲜见，其中以张鹤泉的《东汉时代的私学》(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一文较为深入全面，该文从东汉创办私学的社会阶层、私学的类型、私学招收学生的特点、私学师生关系四个方面全面查考了东汉私学的发展状况，指出私学的招生不受学生家庭状况、地域、年龄和辈分的限制，来源十分广泛。另外，李学娟的《汉代私学与乡村社会》(山东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变丽的《两汉的私学教育及影响》(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左春波的《汉代私学研究》(吉林大学2008级硕士学位论文)等一批硕士论文对汉代私学的发展情况也进行了探讨。郭海燕的《汉代民间教育略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对汉代民间教育的主要形式、教育特点及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汉代民间教育主要有书馆、精庐精舍、族学、庠序之学和义学等形式。民间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广博丰富，教育时间、地点上灵活多样，教育对象上有教无类，为汉代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教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汉代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郭炳洁的《论汉代私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载《东南文化》2008年第6期)，郭军、吴原的《从经师生活看两汉私学的特色与贡献》(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李辉的《试论汉代私学教育的作用》(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肖世民的《汉代学校教育》(载《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孙峰的《汉代私学考》(载《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都分析了私学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其中郭炳洁的分析较为深入，她指出，私学的发展不仅使社会上识字的人数增多，提高了社会的文化水平，还架起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这些研究对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作用均有所涉及。

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一般的平民百姓大多只能接受基本的启蒙教育。汉代的乡里书馆即是主要针对平民的启蒙教育而设。关于汉代的蒙学教育，近年来也有一批成果问世。李建国的《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载《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王子今的《两汉童蒙教育》(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高宗留的《秦汉教育研究——以蒙学、法律、技能教育为中心》(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都介绍了童蒙教育的发展状况，并对蒙学教育的教材进行了分析。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载《文史哲》1984年第1期)认为秦之《苍颉》《爰历》《博学》、汉之《急就篇》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它们和云梦秦简(《编年记》《日书》除外)皆为学吏的教材。沈元的《〈急就篇〉研究》(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丁毅华、陈国中的《〈急就篇〉的史料价值》(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宁赫的《〈苍颉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也对童蒙教育的教材做了分析。刘金华的《秦汉简牍“九九残表”述论》(载《文博》2003年第3期)对“九九表”的流传进行了考察。

《孝经》和《论语》是汉代士人普遍学习的内容。孙筱的《汉代“孝”的观念的变化》(载《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马新的《论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化》(载《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都论述了“孝”观念在汉代的变化，并涉及到《孝经》在汉代社会的流传。秦进才的《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管窥》(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孝经〉在两汉的传播》(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对《孝经》在汉代社会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考察。唐明贵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第五章，对《论语》在汉代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论语》在各层次教育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张祖伟的《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看〈论语〉在两汉的流传》(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也对汉代社会各阶层引用《论语》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自上个世纪以来，对汉代的考古中发现大量字书、算术书和习字简等，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边塞吏卒教育状况的关注。朱广亮的《汉简所见西北戍卒戍吏文化学习活动——兼论低层官吏的文化素养》(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宝宁的《汉代西北边塞教育浅探》(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对边塞地区戍卒的教育进行了细致分析。邢义田的《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载《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张标的《阜阳出土〈苍颉篇〉的若干问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陈晓鸣的《由汉简“方”与“幡”看汉代边卒的文化学习》(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沈刚的《居延汉简中的习字简述略》(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西北边卒的学习状况及学习的内容作了论述。

游学之风的盛行是汉代教育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游学活动不仅造就了一批学术广博的经学大师，也促进了教育的平民化。张鹤泉的《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对游学的阶层、目的、特点、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析，指出汉代游学活动中普通平民、非良家子、小吏等低微阶层不在少数，游学活动不仅使经学向社会下层推广，也使其向落后地区传授。刘太祥的《汉代游学之风》(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对汉代典型游学者的籍贯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两汉时期游学者籍贯呈不断扩散趋势，反映了教育的不断推广。郭海燕的《汉代的勤工俭学》(载《南都学坛》2011年第2期)认为汉代平民子弟中的家境贫寒者，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以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资用问题。其勤工俭学的方式主要有佣工、佣书、都养、经商等。

汉代书籍的增多和书肆的出现也为汉代平民的自学提供了客观条件。台湾学者陈文豪的《汉代书肆及其相关问题蠡测》(载周天游主编《陕西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全面探讨了书肆的起源以及汉代书肆发展兴盛的历程，并指出，书肆中贩售的书籍主要为经书、医药、卜筮、种树和童蒙用书。孙锋的《浅谈两汉时期的图书贸易》(载《中国出版》2001年第10期)，王国强的《汉代文献传播的方式》(载《图书馆论坛》2008年第6期)，李秀娥、司光黎的《略论汉代私人藏书的特点与形成原因》(载《南都学坛》2000年第5期)，贺巷超的《汉代佣书业产生的历史条件》(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这些论文都对汉代书籍的丰富和书肆的发展有所涉及，认为书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下层读书人的需求。

察举制度的施行是推动平民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陈蔚松的《汉代考选制度》(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是研究汉代选官制度较为详尽的著作，两书均对汉代的各种仕进途径进行了考察，其中涉及到对教育的影响。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探讨察举制度变迁的专著，对于平民教育入仕的问题也有论述。关于察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相关论文有吴霓的《汉代选举制与私学的关系》(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卢明德的《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演变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载《学术论坛》2000年第3期)、李宏的《察举制度对汉代教育的影响略论》(载《辽宁师专学报》2009年第2期)等。另外，王震亚的《论汉代的察举制度》(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裘士京、张翅的《略论两汉察举制度与人才选拔》(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赖华明的《汉代察举制概论》(载《天府新论》2003年第6期)都涉及到察举制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三、结语

以上所列只是与研究汉代平民教育相关的主要论著，限于学识，难免会有遗漏，但能大致反映出汉代平民教育问题相关研究的概况。各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汉代教育的认识，为下一步研究汉代平民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上述研究也存在莫大遗憾，即上述成果都只是从侧面对平民教育状况有所涉及，而不是进行直接的专题性探讨。尽管也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汉代平民教育的发展，但多泛泛而论，没有对平民教育的发展状况作具体考察。汉代平民这一社会下层人民群体具体的教育状况如何？他们主要通过什么方法学习知识？其学习内容是怎样的？知识的学习对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许多认识上不一致的地方，如在汉代官学是否对平民开放的问题上就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对汉代平民识字能力的认识也存有差距，这些还需要学者去作进一步的细致的考察。

(责任编校：夏玉玲)

A Review of Education for Common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GUO Hai-yan

(Sun Tzu Research Institute， Binzhou College， Binzhou 256603， China)

Education for common people developed very fast in the Han Dynasty. The current study of civilian educ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is focused on the civilian writing ability， public school and private school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the appointment system and lot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but the research is not meticulous or inconsistent and so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Han Dynasty； education for common people； public school；private school

G629.299；K234

A

1672-349X(2015)01-0096-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