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南昌330003）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国民性较低，因而主张通过开明专制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后，再通过君主立宪以实现自由。在梁启超提出这一国民性问题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并具有革命倾向的蒋方震首先向他发出质问。蒋方震认为先有新民，再有新政府，再有新国家，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应该是先有新国家，才能有新民［1］。梁启超并没有认同他的思想，而是继续搞他的新民工作，新民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占了重要位置，以致于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梁启超“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2］。到底是先有新民再有新国家，还是先有新国家再有新民，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到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蒋方震认为先有新国家再有新民，则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先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而梁启超与之相反，则首先要解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问题的争论也就由此产生了。从历史上看，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就是要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但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推翻了帝制，国家体制的问题解决了，而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李大钊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李大钊认为中国先要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胡适所主张的建设“好人政府”，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到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仍然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