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张书桌前完成了《雷雨》时，他并没有因为作品所写超出了他的年龄和经验而有所不安，他以雷雨般的激情和自信，直面社会、家族和伦理的黑暗，创造了繁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等不朽的复杂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当23岁的张爱玲写出《金锁记》的时候，她的文笔的苍凉显然也与她的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中篇小说；同样，才23岁的年轻的粮食管理员肖洛霍夫，就已经写出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塑造出了极为复杂的葛里高里和阿克西里娅……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说明，文学创作与年龄并没有决定性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创作活动的内在机制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文坛上，对一个作家来说，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你的耳边提醒，你是“几零后”。两年前，我在《当代》长篇小说评奖会上，就深深地预感到这种观照方式可能走向歧途，坦率地表达了我的忧虑。我担心我们的理论观照是否已经陷入了“代际划分”的误区，是否因为断代的划分而遮蔽了创作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作家们被按十年为单元的代际间隔，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分别被装进不同的方格子里，或者笼子里。“代际划分”的研究者们，不是首先从文本出发，而是首先从年龄出发，为了说服作家也为了说服自已，挖空心思地归纳出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