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瑾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无论是现存的工业社会还是现存的原始民族，对数的处理通常以如何计数和如何运算为基本标志。如何计数指的是从具体的经验事物中抽象出数的普遍性特征，即1、2、3的规定。如何运算指的是通过加减乘除等方式对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处理。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从计数和运算中找到规律并将之可比性扩大至宇宙法则，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科学也因此发展起来。现代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使得数学模型和逻辑运算更加成为社会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助力。“近年来，在诸相关学科中，逻辑开始深化其作为工具这一角色。”[1]2工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其数学语言和逻辑运算越精确，也同时意味着在其背后的逻辑支撑效果越显著。

在逻辑运算和数字运算中，无矛盾性是绝大多数的使用者都首先要接受的，否则不同的算法和不同的对数的处理必然阻碍运算结果顺利得出并达到一致。然而这种逻辑运算多指国外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国内如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等古典经济学派著作中形式逻辑下的计数和运算。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规律的普遍程度是否不仅对当今社会中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及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国家有效，而且对现存的原始民族原始逻辑依旧发挥着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说明形式逻辑和原始逻辑对数的处理具有可通约项，并且对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