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慧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文学】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述略

史文慧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赵树理以“农民作家”著称，他开创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其独特性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特别是他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方面，目前研究鲜有详述，值得深入探究。

赵树理；独特性；“文摊文学家”；民间艺人

众多文学史教材都谈及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归纳起来大略有四：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并试图作拓展和延伸。

一、“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

1925年夏天，19岁的赵树理来到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鲁迅的《阿Q正传》成为他最钟爱的小说，其缘由是鲁迅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受苦受难的农民，既指出了他们经济上受苦受难的原因，也挖掘了他们精神上愚昧落后的根源。赵树理回乡后为父老乡亲读《阿Q正传》，试图使他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无济于事。由此他看到了新文学与农民大众的隔膜，于是决心探索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他说：“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1]43此后他矢志不渝地坚持文学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并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和“不识字人”。他曾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2]281。为让农民能够读懂他的小说，赵树理先生把“让农民喜闻乐见”定为自己小说的审美目标。在结构特点上，“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故事连贯到底，最后必定交待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故事来龙去脉清楚，有头有尾”。[3]373-374在内容描写上，多行动语言描写而少景物、心理描写。在语言上，他曾说过：“能用一个字就不用两个，‘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我以为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个问题……”[4]85所以在写到“东屋二婶来到自己家里，一定说‘二婶子，来啦？’而不会说：‘我很荣幸，因为我这古老的房间里，光荣地降临了我们的最亲爱的二婶子’了”[5]251。

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先生的小说读来就像听山西农民彼此交谈那样亲切、自然，其语言通俗易懂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增一字减一字都不行，足见先生凝练语言的功夫和对创作的“刻薄”。先生为民写作，甚至不惜背上“庸俗化”、“旧”派的骂名。赵树理先生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于1943年问世，那时的他在解放区已经是“除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但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直到1946年他发表了《李家庄的变迁》，才引起文艺界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重视。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人认为先生的作品通俗以致缺乏深度，语言“大白话”以致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称“语言艺术大师”。

赵树理先生是唯一同时入选1949—1951年出版的带有总结与前瞻性的两套大型文学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的作家。先生不是不会新文学的一套，而是“极力避免”，以他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白马的故事》为例：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地抹了彩霞。湖畔的芦荻，像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清翠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雨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着莹莹闪烁……[6]17

另有诗为证：

萍草一样的漂泊/或许是我们的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朋友呵/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寻去。[7]1326

这是典型的五四新文学。

然而,赵树理先生立志“文摊”的大众化写作终究是个人的、孤独的，无论是创办《山地》、《大家看》，还是1945年开设的“新华窗”专栏，几乎都是一人采访，一人写稿，一人编排、校对。即使是在后来政策号召下形成的所谓“山药蛋派”作家中，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和赵树理先生的“文摊文学”相提并论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一片“繁荣”，文艺界也要求放“卫星”，当时不少作家继续“写中心”、“鼓虚劲”、“升虚火”，炮制歌颂“三面红旗”的作品。就在这时他却写出《锻炼锻炼》这种干预生活的作品，与当时堪称经典巨著的“三红一创”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其后的作品，如歌颂实干精神，抵制“鼓虚劲”的《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先生更是走上了孤寂落寞的不归路。

二、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

赵树理被称为“农民作家”，“他的小说从文体到语言都体现着一种农民的审美要求”[8]617-618。而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地道的山西农民，此处的“农民”并非指先生的“农民出身”，而是就先生一生的生活习性和个人气质而言。“农民出身”的作家在那个年代也大有人在，他们一旦走上“握笔杆”的路，无不散发出知识分子气息，而先生不同。

1944年，赵树理先生在河南涉县下乡，这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群英会”，邀请先生参加，先生在前往途中被大会警备部哨兵拦截，哨兵打量先生一顶破毡壳帽，一件家做的黑棉袄，横挎的挎包也是自己手工缝的，方不方正不正，一副地道的农民形象，而此时的赵树理已写出享誉全国的作品——《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先生和老舍是莫逆之交，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评价：“赵树理先生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的一身农民气质从始至终都没有变。他的清贫的生活方式，他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常常成为朋友茶余饭后谈话的好题材。”[9]92先生入住北京，成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协会主席后，依然像典型的北方农民一样常常蹲在地摊上喝老豆腐，却不愿和文人吃请下馆子。对生活，他永远流露着北方农民式的勤俭朴素与知足常乐。

同为作家，同遭“文革”迫害。但不同的是，老舍先生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清高与责任，自觉担当民族文化继承与批判的使命。正如其作品《断魂枪》所展现的那样，绝不允许他挚爱的传统文化以任何委屈的方式传承下去。老舍先生的生命不仅是属于他自己的，更属于他所自觉担当的民族文化。所以，“文革”伊始，老舍就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赵树理先生则不同，晚年遭遇“文革”迫害。去世前三天，肋骨被打断，生活不能自理，却依然拿竹筷敲打碗边哼唱家乡上党梆子(这是土生土长的上党农民茶余饭后的喜好)。先生生前始终保持着农民式的幽默、乐观，作为“牛鬼蛇神”被关入“牛棚”，还能为大家逗乐。顽强、乐观、坚忍——先生身上印烙着北方农民的精气神。

生于农民，长于农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正因如此，先生看到了农村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对广大农民的侵蚀，于是决心像鲁迅那样担当起对农民大众启蒙和疗救的重任。以战士的身份，拿起战斗的笔去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给广大农民兄弟源源不断地输送他们喜闻乐见、启思惠力的精神食粮——这是先生的文学追求。正如贾植芳所说：“他的文学生命就是真实”[10]50。真实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写作，是赵树理先生可贵而独特的艺术追求。

三、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

民间艺人是指为继承祖国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促进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而存在的艺人。他们为继承、弘扬民间文艺做出卓越贡献——赵树理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赵树理先生出生于山西农村，祖父母都是“三圣道教会”(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北方农村宗教组织)的信徒。祖父赵东丰能背“四书”，还读过不少“易卜星象”之类的书籍，三圣道的教经也背得滚瓜烂熟。而父亲赵和清也精通民间阴阳学，人称“小孔明”，“抬手动脚就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而且还是农业上的“全把式”，更像《三里湾》中的“万宝全”，同时也是“八音会”的成员，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赵树理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热爱不精通民间艺术也难。他把祖父、父亲的“绝活”统统继承下来，不仅年少时就能在别人面前“掐掐算算”，年轻时就能成为“八音会”的能手，就连日后成为享誉全国的作家，回到家乡，走到田间地头，都愿为家乡父老献上一段。戏曲是先生热爱的民间艺术之一，尤其是家乡的上党梆子，《万象楼》、《十里店》、《三关排宴》都是他创作、改编的名篇。除戏剧外他还创作过不少弘扬民间艺术的作品，如话剧《两个世界》、秧歌《开渠》、鼓词《开河渠》、快板《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等等。甚至先生晚年，被“文革”迫害到气息奄奄，仍念念不忘家乡民间艺术的传承。当时家乡沁水县文化局局长田安发到太原探望先生，先生还嘱托局长回去后有机会要挽救泽州秧歌。

由于受生长于斯的不同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浸润和熏陶，赵树理几乎所有作品都不同程度描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有些作品的主人公甚至直接充当了民间艺术的继承者和担当者。如“抬手动脚就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的二诸葛，顶着红布装扮天神烧香问灾的三仙姑；专为人送殓吹喇叭的福贵，出口成章编快板的李有才”[3]372，《三里湾》中的万宝全、玉生，而先生本人就有李有才那样的口才。

赵树理所开创的独特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是在民间艺术“评书”的基础上扬弃、改造而成的。正是这种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先生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使得先生与历史上任何一位写农民的作家都不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的一批乡土作家，其作品表达的是身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对故土的怀念，而“十七年时期”扎根农村的柳青、周立波等写出的作品“往往是‘衣服’是民众的，‘品貌’是知识分子的”[3]367。而赵树理先生所要表达的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用民间的山泉洗过一遍的呈现着民间本色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描述也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赵树理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周立波是刻意向民间学习，用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写出了民间社会的‘桃花源’，而赵树理先生则本来就是民间社会中的一名艺人，不过是用他生命的本相展示民间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11]43

四、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

赵树理明确表态：“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3]367。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先生深切关注农村中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试图通过作品提出问题并予以解决。先生亲自考察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亲身经历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的苦乐悲喜，创作紧扣社会问题，及时反映当时民间社会动态。我们把先生的小说按时间顺序连缀，便是一幅真实描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宏大画卷。由此看来，先生称得上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

先生的小说不仅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而且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很多作品充当了当时政治的宣传工具，不仅将国家的政策方针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传递给广大农民，而且“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11]44。《小二黑结婚》就是通过作品将共产党的婚姻政策传递给广大劳动人民，因此得到彭德怀青睐亲自推荐出版的。《锻炼锻炼》中通过“小腿疼”和“吃不饱”(当时两大社会问题的代名词，“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两大问题：农民劳动积极性普遍不高；基本的生存得不到满足)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向上曲折传递民间的声音，以求得到重视、予以解决，这部作品因此被誉为“赵树理的晚年绝唱”[12]68。先生曾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做过许多可以称得上政绩的事(如修水坝、搞试验田)，也曾顶“风”(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而行，为民请命。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说：“他是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11]42陈荒煤在他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写到先生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3]107，不仅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而且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农民老百姓的声音。上世纪40年代末，赵树理先生在写给周扬的书信中提到先生在家乡山西长治参加土改、整党、建政等工作的情况，极其详细地介绍了老区土地改革的规律与教训，生产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足见先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

作为文学家，赵树理先生继承发展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文学战斗传统，作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赵树理先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参与政治问题。这份特殊担当使得赵树理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成就了自己的文学辉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生在六七十年代酿造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综上所述，赵树理先生毕其一生，立身民间，甘心走下文坛，坚守“文摊”，为“沉默的大多数”立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存在。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赵树理先生文学精神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城市与农村的畸形发展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文化缺失，农民精神陷入危机。有鉴于此，我们依然需要赵树理式的作家。赵树理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1] 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5] 人民文学编辑部.论短篇小说创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 高捷，刘芸灏，等.赵树理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7] 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8] 凌宇，严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 李立文.应用语文[M].上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10]贾植芳.贾植芳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J].上海文学，1994(1).

[13]王宁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选读[G].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冯自变】

Brief Discussion on Zhao Shuli’s Uniqueness i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 Wen-hui

(CollegeofHumanities,YunnanMinzuUniversity,Kunming650500,China)

Mr. Zhao Shuli is famous for being a “peasant writer”. He initiated a popular novel writing style - storytelling modern novels of unique characters. Zhao Shuli’s the uniquenes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demonstra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ly, Mr. Zhao stuck on “litterateur of writing stall” alone; secondly, he was a peasant as well as a writer; thirdly, he was a folk artist in litterateurs; and fourthly he was a sociologist and politician in litterateurs. His aspects of “folk artist in litterateurs and sociologist and politician in litterateurs” are especially rarely studied on but worth deep probing into.

Zhao Shuli; uniqueness; “litterateur of writing stall”; folk artist

2015-07-01

史文慧(1988-)，女，山西长治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5)06-0068-04

I206.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