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新，刘 洁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哲学】

“生活理性”的社会学解读

高成新，刘 洁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不同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活理性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蕴含在实践活动内的一类理性；它会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契合，具有本土化色彩。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考察生活理性的内涵、特征与表现，体现了学科的道德担当和社会关怀。

生活理性；日常生活；实践；本土化

作为现代性高扬的旗帜和后现代性批驳的重心，“理性”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焦点；同时，作为科层体系建立的根基和风险社会运行的驱力，“理性”在现实生活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回溯卷帙，关于“理性”的定义纷繁复杂、不一而足，但它们都强调了理性的普遍性、意图性和自觉性等特征。我们将“理性”界定为“人所具有的理解世界并影响现实的意愿和能力”；而作为理性的一种，“生活理性”是指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作用、以实践为取向、追求合乎情理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它是从与文化及结构等有着隐秘内在关联的日常实际出发，对兼具受动性与能动性、处于不同生活场景和生命阶段的个体的行动逻辑所作出的解读。在本文中，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对生活理性的分析。

一、生活理性是日常生活的理性

作为与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息息相关的存在，日常生活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都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在舒茨那里，日常生活是“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1]159，这便促使我们从普通人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中去理解行动者经验的意义构造，以此来认识日常生活的魅力与价值。此外，对提倡日常生活批判的列费伏尔和赫勒来说，前者认为日常生活是“有差异和冲突的一切活动”的“会聚的场所，是其关联和共同基础”[2]97，后者则视日常生活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3]3。我们认为，这些定义至少指出了日常生活的三个关键要点：(1)基础性，即日常生活是活动得以构建并再生产的根本性的存在。(2)稳定性，即日常生活在行动的绵延中通过经验的积淀而呈现出了例行化面貌。(3)总括性，即日常生活汇聚了所有生产生活的要素和机理。

将生活理性描述为日常生活的理性，意味着：(1)日常生活既是生活理性施加影响的中介，也是生活理性发挥作用的产物，即“日常生活二重性”是生活理性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2)深入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体验，是理解生活理性的根本前提。(3)生活理性的经验来源是在以主体间性为纬、以生平情境为经的世界中所形成的库存知识，因而关注生活理性就不能忽视在日常生活的时间流中被组织起来的解释图式。(4)日常生活的存在决定了生活理性可能处于一种无意识表达的状态。惯例性的日常生活使得寓于其间的生活理性并非总是有意识展露的，它也可能沿一条集体无意识的路径呈现出来。这启发我们在关注生活理性时，不能总是试图借助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观察式理解与动机性理解去那样明确而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察，而是需要关注那些不经意流露、处于非话语意识层面的信息，从而把握并还原个体拥有的生活理性之内涵。

二、生活理性是实践取向的理性

就其取向而言，生活理性与吉登斯提出的实践意识和布迪厄指明的实践感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具体而言：其一，吉登斯指出，“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4]42。一方面，实践意识以“日常”为活动领域，具有惯例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实践意识还具有反思性，故而它能够对行动施以监控。其二，布迪厄关注“最细微、最平凡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实践活动”所具有的逻辑，即“实践感”。他认为，“‘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通过自发地遇见所在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而加以建构”[5]22，意即实践感具有模糊性及导引性等特征。

吉登斯的实践意识和布迪厄的实践感，都是起源于日常现实的、与实践相伴相构的能动性思维能力，而我们提出的生活理性则与此一脉相承：生活理性的实践取向意味着生活理性既是实践行动的结果，同时亦会反作用于实践行动，即生活理性来源于并指引着实践活动。这便决定了生活理性并不是抽象、玄空、缥缈的，而是具体、现实、生动的，它被实践所形塑，又在建构着实践，因而只有从个体所身处其中并积极参与的实践出发，才能了解生活理性的要义。

三、生活理性的对比分析

1.生存理性与生活理性

生存理性脱胎于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农民进行考察而提出的“生存伦理”概念，他认为处于“深水齐脖”境况中的农民，不愿冒风险去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只是力图缩减损失，从而形成了以安全第一为原则、以生存为目标的生存伦理。为区别于认为个体是最大化主义者的传统假设并突出其“道德经济”之内涵，斯科特将农民最小化代价的决策称为生存伦理；但就其实质而言，生存伦理依旧是一种十分理性的选择，因为农民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6]换言之，生存伦理根植于农民所处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排中，是涉事者基于现实而在目标与手段的判定间所形成的理性，是谓“生存理性”。

简言之，生存理性是安全取向的，是处在“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的语境中的行动者为规避风险、稳定收入、生存下去而形成的理性。我们认为，生活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共性在于二者都贯彻了底层研究的视角，以社会成员的现实立场为出发点；而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因所面对环境的不同，生存理性适合研究挣扎在生存危机边缘的下层人群，而生活理性则尝试在更大范围上去解释生活世界。

2.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

经济理性与韦伯所关注的在西方理性化进程中大放异彩的工具理性同根同源，其规则是“行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利益”[7]96。经济理性是功利取向的，它指个体在知晓所有策略及其结果的基础上，根据偏好体系、借助绝对理性而选择以最小化成本来获取最大化利益。这一经演绎得来的概念之优势在于其简明性，缺憾则在于它忽视了所嵌入其中的社会文化之影响、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带来的权衡困难以及“利益”的复杂内涵等瓶颈。经济理性受到的批评之一即为它最大化假设所建基其上的完全理性条件是不合实际的，而“有限理性”便是新制度主义为反驳完全理性所提出的认识。

就前提而言，经济理性奉行完全理性条件，抹去了环境的复杂动态与人的非完全能力等现实；生活理性则依循有限理性条件——这一限制是由生活理性的日常生活背景及其实践取向所决定的，由此便保证了生活理性与现实的沟通。就内容而言，经济理性是目的—手段理性，崇尚深谋远虑、精打细算；生活理性则是合乎情理的理性，它在注重效益的同时还加入价值理性的关切，尊重着人的主体性存在。

3.社会理性与生活理性

社会理性是文军在分析我国当代农民外出就业动机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理性“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8]。这表明社会理性会指引当事人在宏观制度的影响下，有意识作出适应其现实处境，并对之感到满意的行动策略。

生活理性与社会理性关注实际社会的研究旨趣相一致，但前者将层次进一步微观化，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存在；而且与社会理性主张的满意原则不同，生活理性追求的是合情合理原则，更强调个体受生活情境形塑而作出契合情理决策的能力。

四、生活理性的本土化解读

前已述及，理解生活理性需要沉潜到它所镶嵌的社会文化场域之中，结合特定的安排布局来对其内涵与意义加以阐释。我们认为，就我国而言，生活理性在普通人(区别于精英)那里最直接鲜明的体现便是“活着”这一朴素而又深远的符号性表述。

作为生活理性的本土化展现，“活着”具有丰富且多元的意涵：一方面它传达着生命的强大韧性及由此而生的适应的无限可能，例如余华在《活着》中通过讲述主人公福贵经历而阐发的“‘活着’是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9]4-5这一切合国人心理的终极关怀便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则蕴含着得过且过的慵散气息，例如谚语“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样。这种乐天知命的文化基因，其正功能在于使个体面对困境时能够达观豁然，反功能则在于导致了国人批判意识的蜕化和终极信仰的缺失。在这一正一反的张力之间，“活着”活跃于日常生活中并与特定的实践活动相互关联，是生活理性的特殊化呈现。

我们认为，“活着”这一生活理性的生成根源包括两个方面：(1)“活着”受传统命运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命运观既主张个体需要努力以承担命运的安排，在与先祖和子孙的接续中“活着”，是谓“尽人事”；但在面对挫败困厄时，又可将之归因为命的定数和运的不济，从而得以避免心理的不平与秩序的混乱，能够以平和知足的态度去面对人事而“活着”，是谓“知天命”。例如郭于华在对西北骥村进行口述史研究时发现“农民对苦难的最常见解释是归因于‘命苦’”，她认为那种宿命论或先赋性的解释“体现的并不是一种实际判断或指导行动的生活态度，而更类似于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与技巧”。[10]32-33(2)“活着”受家本位文化的熏陶。在中国文化中，家庭对个体而言不仅是生活的单位，更是情感的寄托和意义的归宿。林语堂指出：“家族制度渲染了吾们一切社会生活的色彩。……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11]162在受儒家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思想所浸染的传统社会，“活着”与家族的兴衰存废密切相关；而在经历个人主义思潮冲击的现代社会，“活着”与家族的联系虽有所松动，但其与社会基本细胞——家庭的关联却不容忽视。吴飞指出，作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过日子就是……一个人走完一辈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12]。正是在以家为本位的文化生活中，“活着”才具有了可能及动力，才带来了希望与期待。

要言之，为传统命运观和家本位文化陶冶的“活着”这一命题，正是生活理性本土化建构之结果。

正如科尔曼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13]20。生活理性恰是行动者从日常生活出发、从实践活动着手，在与社会文化相合、与情理诉求相契的过程中所生发出的一类理性，它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在得失计算之外更讲求合情合理，是现实性与反思性、受限性与促动性的矛盾统一体。关注生活理性的现实表征及运作逻辑，不仅能够对个体的行为选择作出更合适的学理解读，而且可以通过对主体的深刻体察，实现社会学的道德担当与社会关怀。

[1] 那坦森.现象学宗师：胡塞尔[M].高俊一，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2]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M].London: Verso,1991.

[3]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猛,李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李康，汪洪波，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8]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J].社会学研究，2001(6).

[9]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10]郭于华.倾听底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2]吴飞.论“过日子”[J].社会学研究，2007(6).

[13]Coleman,J.S.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5-07-08

高成新(1963-)，女，山东泰安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 洁(1991-)，女，山西定襄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5)06-0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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